張洪峰
4月30日，是我們進入地壇醫院採訪的第4天,沒想到能夠見到賀延光。我無法用文字來描述當時的驚訝。記得我第一次見到賀延光是在《中國青年報》首屆十佳新聞攝影記者評選活動上,當時立志要做一個攝影記者的我就把能否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攝影作品當作進步的一個標準,直到1990年亞運會期間我才得以發表了第一張照片了真沒有想到今天在"非典"前線能遇見他。一聊才知道,前不久他剛從新疆伽師地震災區採訪回來,已經年愈五旬的賀老師背着一個很大的攝影包,這是他今天給我最深刻的印象。
當得知我們要進入病區採訪時,剛落座不到半小時的賀延光與同行的文字記者也提出了採訪要求，在簡單準備以後,我們三人就向地壇醫院二病區出發了。與外界緊張的氣氛相比，病區正午陽光明媚,倒顯出了幾分寧靜。前天,我第一次進人病房採訪的時候,不到5分鐘防護目鏡就被口中呼出的熱氣矇住了。為了便於拍攝,今天我把特地準備的潛癮鏡給賀延光戴上。經過嚴格的防護後,賀老師第一次進入了第2病區,他聽説王宇醫師正準備通過可視電話與快要過生日的女兒談話時,他用相機貼近了王醫師,在不到1米的近距離,他按下了快門。到他們父女通話完畢時,賀延光的佳能數碼相機已經拍了幾十張照片。
雖然賀延光第一次進人危險病區,但我被他那沉穩紮實的工作作風所折服,緊張的心情也很快松弛下來,不知不覺兩個小時過去了。在按序撤離的時候,我發現賀延光自覺地留在了最後,讓同行的同事先離開危險區。相對於同時代的攝影記者,賀延光是少數幾個依然活躍在採訪第一線的攝影記者之一。賀延光能來醫院,讓我很振奮,雖然攝影家不能為人們解除身體上的病痛,但他們的圖片卻可以讓人感受到陽光與希望,賀延光一到醫院就提出,爭取能到最危險的地方,要知道許多醫生就是在做氣管切開的時候被感染的,在他看來，在這樣的特殊時期,讀者不能看到來自第一線的圖片,那是一個攝影記者的失職,他做了很多工作才爭取到了這次採訪機會。為了便於工作,他和同行的文字記者在醫護人員居住的酒店住了下來,他們要在這裡採訪3天。
天氣是晴朗的,陽光依然明媚。
5月16日晴朗上午1點多,我正在醫院的隔離警戒線一端採訪一個因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親。看見了賀延光和文字記者王堯向這邊走來了，後面還跟着報社的總編輯，我知道他們是要撤離了。原計劃的3天採訪，被他們延續了15天，使得工作量增大了許多。在SARS病房最忌諱的就是在極度疲勞的情況下工作。地壇醫院的幾名護士就是在長時間加班的情況下被感染的。我們幾個有時候在病區裏一呆就是好幾個小時，有的時候一天要幾進病區。看著我們汗流浹背的樣子，地壇醫院的領導吃驚不小，沒有想到記者也可以這樣拼命。以後，我們一旦是在病區呆的時間過長，醫院領導就會通知相關部門，勒令我們“退場”，並作為一條紀律被嚴格執行。也許就是有了這樣的預警機制，我們幾個在病區和SARS病毒零距離接觸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倒下。
我和海強是最早進入地壇醫院的，為了及時獲得信息，我們和幾個職能部門建立了24小時的熱線聯絡。這樣，我們就經常被電話從餐廳或者其他什麼地方被召至第一現場。每次賀延光都會説：我5分鐘就下來。為了可以在第一時間進入病區，我們在辦公室準備了幾套防護服。看著漂亮的防護服穿起來其實很麻煩，並且有嚴格的規定。裏面穿的防護服是不透氣的，加上3個大口罩和外面的隔離衣、眼罩，不用5分鐘就大汗淋漓了。幾天以後，在這個有嚴格規定的傳染病醫院裏，經常可以看見深夜有身穿白色防護服的人從清潔區跑過（按規定防護服只允許在病區內穿）。有一天凌晨3點，我就着實地把醫院的一名清潔工嚇了一大跳。來自幾家不同媒體的記者，在地壇醫院自動地組合在一起，起到了一個戰地新聞中心的作用。賀延光拍攝了2000多張照片，我和海強也發回了3條新聞，並且在沒有其他後援的前提下，完成了6次來自病區的現場直播。
上午10點多，我正在醫院的隔離警戒線一端採訪一個因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親，遠遠看見賀延光和文字記者王堯走來，後面還有報社的總編輯等人，就知道他們真的要離開了。
賀延光曾説過，幾乎每一個到過病房的人都會淚流滿面，到現在我都説不清楚，是什麼讓他這個有着豐富職業背景的攝影家如此感動，應該是那些和我們一起共同經歷了生死的醫生護士吧。我發現賀延光總要設法尋找那些出現在自己照片中的看不清面目的醫護人員，在即將離開地壇醫院的時候，他終於找到了照片中的那個背影——醫院ICU中心的郭利民主任，這也成為離開醫院前最讓他欣慰的事。
現在，賀延光和文字記者王堯已經開始了隔離生活，據説，他們住的酒店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不許隨便活動，吃飯的時候去樓梯口去取就可以了。報社給他們留了一個筆記本電腦，除了上網以外，不知道他們還在忙碌什麼。我和海強還在忙碌着，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北京法制報》的攝影部主任王儉，他拍攝了大約1000張照片。千龍新聞網的兩個記者還在做著他們的“SARS特別節目”。
那天，謝飛出院的時候，來了大約40多家媒體的記者。當我從病房裏跟蹤拍攝回來，看見他們在警戒線一端擠做一團的時候，我第一次生出一種輕鬆和欣慰的感覺，因為今天我又是獨家。在地壇醫院工作已經快一個月了，沒有想到時間過得這樣快。我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忙碌過，也沒有這樣的恐懼和害怕過，當然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振奮。我説不出是怎樣的一種奇特的經歷。我也問過一個即將撤離的醫生，他説：以前我只知道醫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沒有想到還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大家在一起談論自己的感受，其實每一個人都想過自己的死，我也是第一次認真地想到自己萬一死了該怎麼辦。唯一和其他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幾乎沒有失眠過。我其實害怕極了，但是一忙起來就什麼也忘記了。我們幾個都經常有低燒的毛病，後來聽醫院的大夫説這是傳染病醫院所常見的現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以後身體所出現的特徵。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這樣的少量就會變成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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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是我們進入地壇醫院採訪的第4天,沒想到能夠見到賀延光。我無法用文字來描述當時的驚訝。記得我第一次見到賀延光是在《中國青年報》首屆十佳新聞攝影記者評選活動上,當時立志要做一個攝影記者的我就把能否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攝影作品當作進步的一個標準,直到1990年亞運會期間我才得以發表了第一張照片了真沒有想到今天在"非典"前線能遇見他。一聊才知道,前不久他剛從新疆伽師地震災區採訪回來,已經年愈五旬的賀老師背着一個很大的攝影包,這是他今天給我最深刻的印象。
5月16日晴朗上午1點多,我正在醫院的隔離警戒線一端採訪一個因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親。看見了賀延光和文字記者王堯向這邊走來了，後面還跟着報社的總編輯，我知道他們是要撤離了。原計劃的3天採訪，被他們延續了15天，使得工作量增大了許多。在SARS病房最忌諱的就是在極度疲勞的情況下工作。地壇醫院的幾名護士就是在長時間加班的情況下被感染的。我們幾個有時候在病區裏一呆就是好幾個小時，有的時候一天要幾進病區。看著我們汗流浹背的樣子，地壇醫院的領導吃驚不小，沒有想到記者也可以這樣拼命。以後，我們一旦是在病區呆的時間過長，醫院領導就會通知相關部門，勒令我們“退場”，並作為一條紀律被嚴格執行。也許就是有了這樣的預警機制，我們幾個在病區和SARS病毒零距離接觸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倒下。
那天，謝飛出院的時候，來了大約40多家媒體的記者。當我從病房裏跟蹤拍攝回來，看見他們在警戒線一端擠做一團的時候，我第一次生出一種輕鬆和欣慰的感覺，因為今天我又是獨家。在地壇醫院工作已經快一個月了，沒有想到時間過得這樣快。我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忙碌過，也沒有這樣的恐懼和害怕過，當然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振奮。我説不出是怎樣的一種奇特的經歷。我也問過一個即將撤離的醫生，他説：以前我只知道醫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沒有想到還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大家在一起談論自己的感受，其實每一個人都想過自己的死，我也是第一次認真地想到自己萬一死了該怎麼辦。唯一和其他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幾乎沒有失眠過。我其實害怕極了，但是一忙起來就什麼也忘記了。我們幾個都經常有低燒的毛病，後來聽醫院的大夫説這是傳染病醫院所常見的現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以後身體所出現的特徵。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這樣的少量就會變成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