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50年單位的歷史,記錄中國改革的進程。
從5月22日起，中央電視臺將在《經濟半小時》欄目連續推出十集電視系列片《人在單位》。單位帶來的喜怒哀樂、恩怨禍福，幾乎伴隨著很多中國百姓的一生。大學生就業稱之為找單位，不熟悉的人見面總是問“哪個單位的”，連登記結婚也要單位的介紹信，個人的生命歷程、事業成敗更與單位緊密相連，單位成了中國城市社會的縮影。“單位”一詞是中國的特産，是一種普遍而特殊的社會現象，中國人對“單位”有著各種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人在單位》這部電視系列片，將鏡頭對準了被人們稱為“吃公家飯”的單位，紀錄了人們在單位裏的喜怒哀樂，以及單位裏發生的種種故事。
一個個“單位人”組成一個單位，一個個單位構成一個大社會，單位社會派生出了一系列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東西，譬如漲工資、分房子、評職稱、辦戶口、辦調動、提幹晉級、福利分配等等，它幾乎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原有的單位與市場經濟體制存在哪些新的矛盾和衝突？單位和人的關係正在發生怎樣的歷史變革？《人在單位》講述了正在經歷這場變革的普通百姓的故事，關注他們的命運變化，紀錄他們的酸甜苦辣。該片集中表達的主題就是展示中國單位社會裏人的命運，紀錄正在變革的中國單位，以及與之相聯絡的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節目的總體基調是善意的呈現變革中的中國單位，展示社會轉型時期的具體矛盾，尋找轉軌時期單位改革成功的案例，為促進改革尋找合理的現實依據。
在“吃公家飯”的圍墻之外，越來越多的人走出了圍墻，“下海”到了更廣闊的生活中，他們成了“社會人”。成為“社會人”，他們要經歷怎樣的磨練？他們怎樣尋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圍墻外的故事背後，我們的社會應該改革哪些制度和措施來適應這些新變化？《人在單位》還把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明天和未來，探討人們應該怎樣面對市場化環境下的社會競爭。
第一集：《你從哪來》
“你是哪個單位的？”，這是中國人第一次見面的習慣性用語。實際上，對“單位”這個在中國無孔不入的字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按照學者的觀點，只有“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組織才能算單位，用老百姓的話説，單位就是“公家的”。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單位具有多功能性，即政治，生産、社會三大功能。單位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確實發揮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但單位辦社會，使我們的國有企業負擔沉重，效率低下， 成本居高不下，這就是國企改革的起點。傳統單位是和計劃經濟聯絡在一起的，論資排輩，平均主義大鍋飯已使人們喪失了進取的動力，人的創造力被大大地削弱了，這與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激發每個人創造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背道而馳。在單位裏，我們還容易發現，一些曾激勵過一代人的社會評價體系，比如：評選進光榮榜，越來越衰落成一個人人有份、輪流坐莊的單位儀式。這些都顯示出與中國改革大潮的不適應性。實際上，單位的變化，也帶來了人和社會關係的深刻變化，這也是證明中國改革合法性，衡量改革進程的一個特殊尺度。
第二集：《誰能相信我》
公章，深深地刻入中國人的生活中。它是中國大大小小單位的象徵，也是國家權力、企業信用、文化權威的象徵。在個人信用普遍匱乏的年代，對普通人來説，單位的公章就是個人身份和行為正當性、合法性的證明。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突然注意到了身邊發生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有了屬於自己的汽車，很多人用銀行貸款購買自己的住房，大學生擇業，也不再把國有單位作為唯一的選擇。這是改革帶給我們的變化，無處不在的單位公章的威力正在減弱，重建個人信用、尊重個人價值的時代已經到來，我們終於開始了不靠公章而靠個人證明自身的生活……
第三集：《等待中生活》
戶口，曾是進入單位上班的第一道門坎。楊金波，是河北省汽車修理廠農民合同工，他付出了生命中大半輩了的代價，才在2001年的戶籍改革中等來了石家莊市城市戶口，也等到了由此應該得到的種種權利。梁志堅，曾是內蒙古一家地級報社的記者，1998年底，他辭職來到了北京，被一家新聞媒體聘用，但由於他的戶口無法調京，他依然不能享有單位裏的種種福利，一不小心還會淪為“盲流”、“黑戶”，至今，梁志堅還在為他的戶口苦苦等待……
第四集：《我想有個家》
在福利分房的時代，多少人因為房子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又有多少人為在單位裏分一套房子而放棄了理想，緊缺的住房和改善生活空間的願望碰撞在一起，人與單位一改平日的溫情脈脈，有人甚至以極端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無奈。在告別福利分房後，我們終於開始了自己的選擇，中國的城市居民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的接近了自己的住房夢想……
第五集：《你能值多少》
剛解放的時候，國家機關幹部、學校教師和少量的國營企業的員工，一部分實行工資制；一部分也可以按本人意願選擇供給制，由於物價不穩定，工資是用小米的價格折款發放的，當時的最高月工資折算為3400斤小米。
在半個世紀過去後的2001年7月，在中國足球隊第七次衝擊世界盃的過程中，職業足球記者李響和聘她加盟的《體壇週報》簽下了三個月150萬元人民幣的薪酬合約，因為在中國只有她可以近距離採訪國家隊主教練米盧，市場將人力成本的價格推到了一個極致。從月薪3400斤小米到李響的三個月150萬薪酬，發生在半個世紀前後50年的兩個端點，給人們的感慨是因人而異的。
1949年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國家面臨著資源短缺，人口眾多，工業基礎薄弱，敵對勢力封鎖等一系列尖銳矛盾，為了多快好省的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政府一開始就實行了具有平均主義色彩的低工資、高就業的工資政策。
單一的工資制度持續了二十多年。當依靠個人努力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不能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時候，整個社會空氣中彌散著的就只能是“幹好幹壞一個樣”的七字真言了。
1985年，李志成所在的北京汽車製造廠，和美國克萊斯勒公司合資成為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這是中國汽車行業的第一家合資企業。在歡慶的鑼鼓後面，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從這個時候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碰撞，有時甚至不可調和，但碰撞的火花卻形成了我們對現代市場經濟的最初認識，這種認識是從工資開始的。不同思維方式的對撞，讓工人們向40塊一大毛的模式化生活揮手告別，合資企業的員工從各自不同的工資差距上，透徹地感受到：幹好幹壞，是不一樣的。
在1999年的時候，3個俄羅斯人來到了深圳交響樂團這樣一個在典型的國家事業單位，他們的到來，給傳統單位裏的人帶來了不小的震動。大提琴手們非常喜歡康斯坦丁，因為他所擁有的技法和實力雖然不足以在世界頂級樂隊受聘，但以深圳交響樂團當時的水準，康斯坦丁足以成為中國演奏員的老師。在當時，聘請外籍高水平演奏員做國家事業單位的特聘員工，並且以美元發工資，這種做法不僅需要膽量，而且確實是形勢所迫。他們的到來，確實提升了整個樂團進入市場的能力。4個和我們有相近成長背景的俄羅斯人，和一個歷史不到十年的樂團，演繹著如此美麗的《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一個在過去一直由財政撥款養活的樂團，付出了在今天看來並不算高昂的人力成本，換回的是一個事業單位的在市場生存的權利。在急劇變化的年代裏，人們價值取向當中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市場決定人力成本的高低。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默默地伴隨著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整整花了20年。
我們也曾經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工資制度下，喪失過進取的熱情以及對於個人能力的尊重。今天，社會已學會了用市場機制來衡量個人的價值。因此，我們要勇於承擔，承擔社會對我們的定位，承擔市場對我們的定價，甚至承擔一些不可預知的風險……
第六集：《職稱啊職稱》
據統計，我國目前已建立28個職稱評審系列，擁有各級各類職稱的人數達數千萬人，大約涉及到三分之一的城鎮家庭。職稱，既是榮譽，又是待遇，對一個專業技術人員來講，既是身份的象徵，又是個人能力的標誌。職稱，仿佛已成我國專業技術人員重要的評價標準。
1956年，我國開始實行技術職務任命制，職務的名稱同時作為工資標準等級而存在，此後二十多年時間，技術職務的晉陞基本上陷於停頓狀態。1977年到1983年又恢復了職稱制度，實行了技術職務評定制，但這時職稱只是一個人專業水平和工作成就的稱號，不與工資待遇挂鉤。1986年開始，我國首次實行職稱聘任制，又全面與工資制度及各種福利待遇挂鉤。
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審，是單位裏最熱鬧的事情，在這個愛恨交加的季節裏，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微妙的競爭心態交織在一起，有的人等待著收穫，有的人卻迎來了一次次失望。職稱，引導著全社會對知識的認同，提升了知識分子的地位，改善了知識分子的生活。職稱制度恢復以來，它受到的有形和無形的關注是前所未有的。毫不誇張的説，職稱評審過程，成為改革後我國各單位職工生活的一個核心內容。特別是，一個人，一旦在單位上晉陞了職稱，就可以相應地晉陞工資，在分配住房，解決夫妻分居，安裝電話，公費醫療，退休年齡等方面，享受優惠政策。據統計，目前職稱已與28項生活待遇挂上了鉤。這樣，每年一度的職稱評審，又有了福利的意味。因此，在每一年職稱評審開始的時候，每個單位在制定具體的評審規則時，都會格外小心翼翼。
不管墻外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對燕山大學這樣的傳統單位來説，職稱仍然是學校對一個人水平貢獻的最終評定，是老師們心中繞不過的情結。對於燕山大學本身而言，各類職稱人數的多少，尤其是具有高級職稱的人數還是衡量學校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同時，也關乎學校在整個教育系統的排名順序。
正是因為職稱對單位、個人和家庭都著重要且微妙的影響，2001年燕山大學的職稱評審也就成了單位裏的一件大事。應該説，燕山大學的職稱評聘過程是十分認真，十分規範的。但評審過程中的一些難言之隱，決不僅僅是燕山大學一家的專利。
每一次職稱評審，都伴隨著一次震蕩。
燕山大學2001年的職稱評審的結果終於出來了，但是結果的産生並不意味著這一年職稱評審工作的結束。
也許，消化一次震蕩的時間，比一次評審的時間還要漫長。
第七集：《流動的故事》
調動難是許多中國人刻骨銘心的遭遇，傳統單位裏個人只是人事勞動部門的一個數字，不能輕易流動，人的單位所有、部門所有的特徵十分突出。李京紅，原北京北子灣物資儲運倉庫一名保管員，20世紀80年代初，她參加了人民出版社《人物》雜誌的招考活動。在100名競爭者中，她名列第二，《人物》雜誌決定錄用她。但由於北子灣物資儲運倉庫無獨立人事權，她就去找位於北京西四的上級公司請求調離。如此往返二十多次，竟毫無結果。在陷入絕望時，她只好去北京市委上訪。市委接待人員將她介紹給剛成立的市人才交流中心，又經過幾番週折，她才離開了北子灣物資儲運公司。如今，李京紅成了《人物》雜誌社一名出色的編輯。
足球記者馬德新，因和領導發生衝突而離開單位。他十分渴望做一個自由撰稿人，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但他離開單位後卻屢屢碰壁，因為他不可能不和單位打交道。每次外出採訪，人們總是問他：哪個單位的？他很尷尬。即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從馬德新的身上還是看到單位無處不在的影子。
造型師，自由職業者陳非。從小生活在大院，卻十分渴望大院外的生活。學過美術，17歲來京報考藝術院校，未果，他就開始了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在北京，他不斷轉換自己的角色，幹過很多工作，人們戲稱這種生存狀態為“飄”。經過七年的拼搏，如今他成了北京一位有名的造型師。他常常因此警策自己和朋友：改革給人們提供了很多自主選擇的機會，你為何不好好抓住它，用足它，最終創造自己的未來？
第八集：《我該選擇誰》
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比起其它城市來，這個城市的國有單位是比較少的。因此，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大多數創業者，是中國最早敢於告別傳統單位的群體。高順利曾經是陜西一家國有煤礦的工人，礦裏發不出工資，按政策他買斷了工齡。在國有企業裏，高順利的這種狀態既不叫下崗，也不叫失業，高順利於是來深圳闖蕩。高順利從事的工作是高樓清洗，有人將這種職業稱為蜘蛛人，這是一份高風險工作。這根只能上不能下的繩子，維繫著高順利的生活和夢想。在工友當中，只有高順利在國有單位裏當過工人。對大多數國有企業來説，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他們的境遇都和懸在空中的高順利差不多，容不得半點閃失，也沒有任何回頭路可走。高順利正是在這種狀況下，開始了主動的選擇。這種選擇的風險和必要的付出，使他最直接的領會了市場經濟的規則，同時也喚醒了一個個體生命潛藏的巨大生存力量。
吳雲保是銅陵日報社的記者，有近二十年的單位工齡。在當地，《銅陵日報》還算不錯的事業單位。但在他工作中總感到不如意、不順心，就經常買賣舊書打發日子。2000年12月，吳雲保請了半年事假，和另外兩名朋友離開銅陵，到北京闖蕩，應聘到《老虎週刊》雜誌社。來北京後，吳雲保和他的同事合租一套房子，每月近2000元的租金，由兩個人分攤。《老虎週刊》的刊號一直沒有批下來，吳雲保的工作處於不飽滿狀態。在北京的生活，並沒有原來想象的那樣轟轟烈烈，日子過的也非常簡單，偶爾見見老鄉聊聊家常打發一下時光。《老虎週刊》出了三期試刊，但市場銷售情況非常不好。吳雲保每月拿到的工資不多，但公司規定可以報銷一部分發票。來北京幾個月了，吳雲保還是不能被這個城市完全接納。一次，在去郵局寄被子的路上，他遇到了巡警的詢問。六月底，《老虎週刊》的刊號終於獲得批准，吳雲保六個月的假期也只剩兩天了，一邊是失去二十年的公職，另一邊是不可知的未來，何去何從，吳雲保決定辭去《老虎週刊》的工作。距離假期結束還有一天，他告別了北京，重新回到安徽銅陵。
李承鵬是中國著名的足球評論撰稿人，他最早也是單位內的一名記者，幾年前因為不喜歡體制內生活，所以做起了自由撰稿人。2002年的初春，李承鵬回到了老家成都，受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聘任，負責兼併、改造一家瀕臨破産的單位機關報，並將其辦成充分市場化的專業體育報紙。而這張報紙，正是他大學畢業以後的第一個工作單位——四川體育報。在李承鵬參加兼併報紙後的第一次會議上，李承鵬和他原來的領導和同事進行了一次碰撞。作為從單位裏跑出來的記者，李承鵬在市場裏打拼了近十年，他收穫的第一枚果子是，他和他的同事用全新的機制創建了《21世紀體育報》。
第九集：《公開沒商量》
2001年10月20日，廣州市的新聞媒介以大量篇幅報道了廣州市直機關單位公開選撥34個單位的11名副局級領導、76名正副處級領導的消息。如此大規模公開選撥局、處級領導職務在廣州市還是第一次。
參加報名的1600名考生中，有的來自廣東，有的來自國內的其它省份，還有來自在英國進修的國家公派人員。
公開選拔領導幹部，牽動了許許多多的家庭，人們期待著社會用一種新的評價體系檢驗每一位將仕途之路作為理想的人。
在考場中有一對夫妻，丈夫謝博能是廣州市農業局的一名處長，他競爭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職位。妻子李坪是廣州市鄉鎮企業管理學院的老師，這次報考的職務是廣州市人事局副處長。
一位是從英國報名的四川省外辦的一名副處長——沈安源。他競爭的崗位，廣州市外辦副主任，他也是當地媒體報道最多的人。
對每一位生活在中國單位裏的人來説，衝破觀念束縛，承受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能將仕途作為理想公開地進行表達，確實需要巨大的勇氣。
筆試的結果已經公佈，沈安源順利進入第二輪考試。在競爭研究室副主任崗位小組，謝博能取得了筆試第一名的成績。妻子李坪未能進入第二輪考試，廣州市公開選拔辦公室將第二輪考試稱為面試。面試考場在郊區的一所招待所進行。
廣州市公選辦規定，在每個職位裏，對筆試、面試兩項成績之和為前三名的考生，將進行組織考察，組織考察的成績佔總成績的40％。
在中國的單位傳統裏，組織考察一直沒有統一的量化的標準。
沈安源一直是四川省外辦的骨幹，2001年11月，廣州市委組織部考察組一行六人，來到成都，對沈安源進行組織考察。考察組的工作是先找外事辦的人員談話，其次就是發放考察表，並請四川省外辦的在家人員進行民意測評，考察組經過三天的考核後返回廣州。
2001年12月30日。廣州市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公開選拔局處級領導幹部工作告一段落。選拔結果在廣州日報上刊登，謝博能被公選辦錄取，即將上任廣州市研究室副主任。四川省外辦沈安源，競選廣州市外辦副主任職位落榜。
第十集：《明天有多遠》
安徽省阜陽市有這樣一個家庭，父親劉聚亭，由於歷史上受海外關係的影響，一直沒有正式工作，母親劉士真下鄉返城，也沒有安排正式工作，在他們的身上，在他們的家裏，沒有享受過單位的溫情。
單位，給大女兒劉震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劉震的童年既有對單位生活美好的嚮往，也有許多酸楚的回憶。
一直沒有正式工作的父母親，只能將希望寄託給孩子們來實現。為此，他們對孩子們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女兒劉震考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後，找什麼樣的單位成了家中頭等大事，這既關係女兒的前途，又關係到劉家的面子。
劉震畢業後，父母親通過各方面的關係，來為劉震找一份能吃國家糧的單位。
父母親東奔西跑，終於為女兒找到了工作，一個國家機關單位“阜陽市土地局”。
女兒找到正式的國家單位，給家裏人帶來無限快樂，父母親依照當地風俗，專門來到爺爺奶奶的墳地，捎去紙錢、酒、鞭炮，讓祖上的人知道劉家有了這樣的大事情。
單調的機關生活，讓劉震放棄了父母耗盡心血找來的工作，放棄了她認為平靜而平庸的工作，踏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從此，劉震的人生方向發生了改變。
在北京的幾年裏，劉震一邊求學一邊打工，幾年裏還讀完了人大新聞系的學業，去公司做過打字員，做過職員，做過酒店領班，做過家教，只是沒有去任何一家國有單位。在北京的日子裏，劉震體會到奔波而帶來的另一種快樂。
如今，劉震在北京成了家，在北京也租到了房子。劉震的丈夫在一家國企工作，劉震笑稱現在他們是一家兩制。
劉震已經不再依靠傳統單位生活，這是變化的社會讓這種選擇變成了可能。但對於生活在傳統單位的多數人來説，化解對單位的依賴，還需要漫長的過程。
這是重慶嘉陵化學製品有限公司的大門，2001年6月，因為公司不再替職工代交水費，自來水公司停止居民供水，公司部分職工及其家屬對此十分不理解，和公司發生了爭執。
嘉陵化學製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慶嘉陵化工廠，是一個有50多年曆史的國有企業。公司于1997年6月18日年正式改制，5年時間，公司從瀕臨倒閉的邊緣走過來，並開始逐年扭虧，到2001年，贏利達到2000萬元，但一些職工的慣性思維並沒有因為公司改制而發生變化。這次自來水事件，從普通職工到公司管理幹部，許多人還認為公司應該替職工交納水費，因為這是他們幾十年來一直享有的福利。
自來水公司與嘉陵化學製品有限公司、嘉陵化學製品有限公司職工經過多次協商，並深入每一戶家庭，逐一登記水費使用的情況，職工最終同意了交納水費。水費事件，是職工改制以來對公司福利諸多不滿中的一項。
中國的單位曾經包辦過一切，“一切依靠組織”曾經是幾代人生活的信念，個人在單位裏顯得並不重要。但當中國的改革需要單位向專業化功能發展時，那些一切依靠單位的思維方式受到了挑戰。
對於上海市虹儲社區的居民們來説，自己創作的歌曲，這首歌的歌詞、曲調都不能用藝術的標準來衡量它，它雖不是藝術，但它確實表達出社區居民對社區生活的讚美之情。
社區裏的居民來自社會的不同階層，有在國有單位工作的，有獨資、合資公司職員，也有下崗的……大家聚集在一起，社區仿佛成了他們的家園。
專家們用“趕出去”這樣的詞彙描述單位和人的關係，儘管不太動聽，但不失為對現實一種貼切的表達。為共和國現代化進程做出過貢獻的單位人正在承受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陣痛。當一個個單位的社會功能不斷剝離，對單位人而言，原來享有的這份溫情又由誰來承擔呢？單位和人重新定位了，但人最終無法割捨對溫馨的集體生活的嚮往。
在單位人向社會人轉化的過程中，在上海日益興起的社區建設和社區文化發展中，政府的職能並沒有缺位。相反，政府部門前瞻性的目光，使上海的社會保障工作遠遠走在全國其他省市的前面，從而使真正的社區建設成為可能。
政府為社區的搭建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上海，它既是社區活動的組織者也是參與者，但虹儲社區更多是依靠這裡的志願者。
如今虹儲社區400平方米的活動室，已經建成了。這些曾經是傳統單位俱樂部裏的設施。社區不僅提供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還提供了新型的參政議政的方式，比如，他們以民主方式選出了業主委員會和其它屬於社區的組織，在這一過程中，每一個居民都可以投上自己的一票，中國民主生活開始在最基層的社區中得以充分體現。
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需要政府，需要全社會每一個人的參與、培育和愛護。社區，是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園，是接續中國傳統單位中溫情關懷的理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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