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戰果，天上過年
中國恢復席位以後，亞足聯秘書長高有德（馬來西亞人）給國際足聯寫信，説亞足聯取消台灣的會籍不合法。國際足聯也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當時亞足聯內部比較團結，特別是伊朗和科威特的會長，堅決頂住國際足聯的壓力，堅持保留中國的席位。
霍震霆説：“當時國際足聯經常召集亞足聯的人開會，要求亞足聯更改德黑蘭會議的決定。而亞足聯也經常開會，研究對策。那一段時間，會議特別多。記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跟父親一起飛到德黑蘭去開會。幾個小時的會一開完，我們馬上往香港返，因為過節在香港也還有很多事情。恰巧飛回香港的飛機，正是送我們來的那一架。飛機上的小姐説：‘咦，你們不是剛剛下飛機，怎麼又回來了？’”
面對團結而且強硬的亞足聯，國際足聯一時也無計可施。
重返國際足聯 揭開歷史新篇
阿維蘭熱在競選國際足聯主席之前就是霍英東的好朋友。對於恢復中國席位的問題，他一貫採取支持的態度。他保證一旦當上國際足聯主席，一定妥善解決中國的會籍問題。
霍英東多次邀請阿維蘭熱訪問中國，無數次地探討、磋商，試圖為中國恢復會籍的難題找到解決方案。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６日，國際足聯在瑞士蘇黎世召開執委會。會上阿維蘭熱提出了讓台灣地區以“中國台北”的名義留下來的方案，獲得通過，台灣地區也表示接受。當日國際合眾社發自倫敦的消息稱，中國恢複國際足聯席位，台灣地區以中國台北的名義繼續留在國際足聯，這個解決方案是一個重大突破。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説，國際奧委會也將採用同樣的模式解決台灣地區會籍的問題。如果用多米諾骨牌來形容中國返回國際體育組織的進程的話，國際足聯的決議，是被巨手推倒的第一塊有份量的，足以引起雪崩式反應的牌。中國從此全面返回國際體育社會。
“中國台北”方案的來源
讓台灣地區以中國台北的名義參與國際體育事務，是打破僵局的關鍵。國際足聯和國際奧委會都在自己的文件裏宣稱自己是中國台北概念的最早發明者。有些歷史資料則説霍英東首先提出了中國台北方案。而霍震霆則説，國際自行車聯合會是最早用中國台北模式處理兩岸會籍的。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則，到底是誰先提出來的呢？
１９７７年９月和１９７８年４月，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和副主席薩馬蘭奇先後訪問中國。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９日，國際奧委會在波多黎各舉行執委會，建議承認中國奧委會，台灣地區奧委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機構留在國際奧委會內。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經國際奧委會全體成員通訊表決，以６２票贊成、１７票反對、２票棄權通過了關於中國代表的決議。決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是“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歌；設在台北的奧委會的名稱是“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不能使用它目前使用的“國旗”、“國歌”和“會徵”。至此，中國又回到了國際奧委會的大家庭。不過，雖然國際奧委會先國際足聯一步提出了採用“中國台北”這個名稱解決台灣地區會籍的構想，卻沒有形成決議。等到國際奧委會在１１月２６日形成決議的時候，國際足聯反而先一步實際使用“中國台北”模式，妥善解決了兩岸的會籍問題。
其實，在國際足聯和國際奧委會之前，已經有一個國際體育組織，按照“中國台北”的模式處理過兩岸會籍的問題。這個體育組織就是國際自行車聯盟。霍震霆説，國際自行車聯盟在荷蘭開會討論中國的會籍問題，當時他是香港自行車協會的秘書長。在會上，他説：“如果台灣堅持使用前政權的標誌，比如，‘國旗’、‘國徽’和‘國名’，台灣運動員在世界各地都將喪失比賽的資格和機會。如果台灣當局真的是為了台灣的年輕人，為了台灣體育事業的發展著想，就應該接受‘中國台北’的提法。”霍震霆發言以後，國際自行車聯盟開始投票。投票的結果是支持這一提案的票數，比反對的票數剛剛多出一票。這是國際體育組織第一次使用“中國台北”的模式解決台灣問題，並且獲得投票通過。它為以後國際足聯、國際奧委會等重要國際體育組織解決中國和中國台北會籍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模式。
當年另外一位當事人、當時任中國自行車協會秘書長的魏紀中也印證了這一作法：“中國代表入場的時候，全場熱烈鼓掌歡迎。”至於為什麼後來大家都説國際足聯首先提出“中國台北”的概念，為解決中國和台灣會籍的問題樹立了樣板，魏紀中説：“當時雖然國際自行車聯盟接受了‘中國台北’的提法，但是台灣地區並不接受，他們宣佈退出國際自行車聯盟，實際也那樣做了。那是１９７９年的８月２９－３０日的事。後來國際足聯在１０月份開會，也採用‘中國台北’的模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地區沒有退出，而是接受了這個提法。國際足聯在世界體育界的分量非常重，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動，各個國際體育組織，紛紛準備傚法跟進。”“為了打破僵局，無數人想過無數的方案，‘中國台北’模式是方案之一，它同其它方案一起在國際奧委會等國際體育組織內部流傳。再追尋是什麼人提出了‘中國台北’方案，已經沒有絲毫意義了。應該説，它是無數人，經過無數次溝通和無數次反復，而産生的智慧的結晶。”（新華社記者 曲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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