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姥姥”看不懂
老百姓總希望記者把複雜的法律問題變簡單，可總有記者喜歡把簡單的問題弄複雜。我最初幹記者，地地道道地就是這一路記者。那時，我在節目中愛用“罪刑法定”、“無過錯責任”、“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等等法律術語，而且不太在節目中進行解釋。作為不是學法律出身的我，覺得那樣做，片子特有法律味兒。
若干年後，在《今日説法》，聽總製片人王新中審片時常愛問編導一句話：“你把這個節目拿回去給你姥姥看看，你姥姥能看懂嗎？”言外之意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我們電視觀眾的平均文化程度還達不到高中水平。在一旁的我則直犯嘀咕：過去，我那些夾雜著法律術語的片子，不知道讓多少“姥姥”們沒有看懂！
我想，電視法制記者其實是在用畫面圖解法律，既要通電視又要曉法律。要想成為好的法制記者，不把自己“鼓搗”成複合型人才根本不成，複合型人才的重要標準就是能把深奧的法理説得連“姥姥”們都看得明白。
擔心“葉公好龍”
最初我幹記者是因為愛電視，後來幹法制記者是因為愛法律，甚至一度愛法律勝過了愛電視。如今，在我的書架上，電視和法律的書籍幾乎是一半兒對一半兒了。當然，擁有了一半兒對一半兒的書籍，並不代表擁有了一半兒對一半的知識。於是2002年春節過後，我對大家宣佈，我要參加全國首次統一司法考試了。於是我便開始一人在宿舍裏玩兒命地看起法律書籍來。
堅持了一個多月，我有時真有幾分為自己的這個決定感到後悔，枯燥的條文、機械的表述、繁雜的訴訟程序，侵權、違約、擔保、抵押、留置、起訴、撤訴、上訴、抗訴、反訴、申訴……一股腦兒地涌向眼前，晃得我睜不開眼，一切遠不如當初學新聞那樣充滿質感和情趣。 我這才發現，我也許不是真心地熱愛法律，因為，以情而論，越是願意付出，而且願意更多地付出，就代表愛得越深。這個理論不僅僅適用於愛情。
我想，對於法制記者，對法律的熱愛，必須建立在付出代價去理解法律的基礎之上，否則，真的就是“葉公好龍”了。
對法律 葉公好龍的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優秀的法制記者。
擔心“冷漠”
不論來到多麼的美麗的城市，我們的工作都是從尋訪一位或數位生活的不幸者而開始的。如今，對於尋找和表現當事人內心的痛苦，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於是我不止一次地擔心自己會産生職業的冷漠。就如同許多人對護士的印象一樣：不管患者認為自己得了多麼嚴重的疾病多麼地痛苦多麼地接近死亡，她們總是那麼平靜，那麼按部就班地工作著。
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痛苦，白衣天使的平靜，在許多患者和家屬看來，往往就成了一種“冷漠”。
法制記者也一樣，一年到頭要面對成千上萬的觀眾來信和投訴電話，求助者幾乎每一位都希望手持CCTV話筒和肩抗攝像機的記者能立刻出現在他們面前，去震懾那些給他們帶來不公和痛苦的人。然而，僅從數目上而言，我們節目每週五次（不含大禮拜），一年不超過300期。也就是説，我們的記者每年只能和不到300位觀眾共同感受他們的痛苦，而且，這些痛苦和麻煩必須還要有代表性。通過我們節目得到幫助的人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觀眾在我們這裡得到都是婉言相拒。
但願在電話裏曾被我拒絕的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相識的人們，不要理解為這就是“冷漠”，畢竟，我們只是電視臺，不是行政機關，不是司法機關。此時，我能做的，也只是把我知道的並認為是有效的救濟手段告訴你。
擔心自傲
有領導同志來法制組視察，誇獎《法律幫助熱線》：一年報道二三百個案件，充分發揮了調解作用，這工作量可相當於一個基層法院派出法庭一年的辦案量，可不簡單吶。
是的，《法律幫助熱線》節目把選題嚴格定位在進行入訴訟之前的糾紛上，客觀上起到了一個調解員的作用。
聽罷表揚，大家難免不沾沾自喜。記者本來就被稱為“無冕之王”，更有人戲稱“記者見官大三級”，如今，在《法律幫助熱線》還能“辦案”，這權力還了得？！
記得加盟《法律幫助熱線》之前，我在地方檯的新聞部工作。一次，我在某縣法院採訪了一起民事案件，節目編輯過程中，專門去電話向縣法院主管民庭的副院長詢問那案子最終的審判結果，我説：我們希望在節目中把這個宣判結果告訴觀眾。那位副院長答道：你們還是先播吧，我們看看你們怎麼播的，我們再判決。
我想，這位副院長對於媒體過於“尊重”，“尊重”得簡直喪失了原則。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白紙黑字地寫著：“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
反過來，我也一直在反省，是不是自己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某種自傲，讓法官大人産生了某種誤解，比如，我們在交談中談起過張金樁案件、綦江彩虹橋跨塌案等等，這些案件最初都是通過媒體報道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憤慨。“法制節目”作為世界電視行業最具中國特色的一種現實存在，我們更應該格外小心地注意避免它的負面作用，那就是：干預司法。而干預司法的先兆往往就是記者的自傲。
擔心誤導
我們節目有一個最特殊的電視符號，那就是隨行律師，隨行律師最愛説的一句話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我擔心這話會給人們帶來“誤導”。
其實，我以為，鼓勵人們大膽走進法庭，這應該是十幾年前為普及公眾法律意識應該做的事情。那一陣兒，《秋菊打官司》演得正火，人們把上法院打官司看成一種標誌，一種法制觀念提高的標誌。到後來，甚至農村鄰里之間為了確定一頭丟失的豬或牛的歸屬，都要花上數十倍于豬牛的價格打官司，進行親子鑒定。再後來，法院的官司實在太多了，法院忙不過來了，辦案質量下降，辦案效率降低，司法界人士呼籲：為保護我們稀缺的訴訟資源，打官司前請慎重！
我想，如今，傳媒的宣傳策略應該從提高公眾法律意識轉向提高公眾的法律素質。所謂法律素質，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的準確判斷，而不是把這個判斷的權利一味地交給法院。
在《法律幫助熱線》中，隨行律師對當事人反復闡述各種法律觀點，無非是想告訴違約或侵權的一方，如果另一方將他告上法庭，他將承擔敗訴的危險。法律素質高的當事人，通過掂量這個敗訴的危險，一般都會做出接受和解的決定，其實，這正是法律的教育功能在發生作用。當然，我這裡指的是一般的民事糾紛。
所有的悲歡終將逝去，我們從生活中贏得的將是一些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積累下來，就會成為智慧。人與人之間有著不同的利益觀、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生活中難免不磕磕碰碰，但糾紛發生後，需要我們共同遵循的法律規則只有一個，因此，通過判斷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用最低的成本解決糾紛，這應該是聰明人的選擇，我認為這便是一種智慧。（編導 萬茵）
萬茵簡介：在江西有線電視臺新聞部做了六年記者，到中國政法大學來學法律，這一不留神就成了法制記者了。用電視語言去“説法”，這活兒挺刺激，不過有時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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