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劇院裏的偉人，一位天才的指揮家，一位極富魅力的人，他的唱片銷量超過一億五千萬張。即使是在他逝世十年後的今天，他的唱片的銷售勢頭仍然不減當年。儘管赫伯特 馮 卡拉揚已經無法親眼目睹這一盛況，但是他平生最大的心願——用音樂給世界帶來快樂——已經得以實現。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裏，這位八十一歲高齡，身體虛弱的老人還計劃隨柏林愛樂樂團進行巡演，並監製了威爾第名曲《假面舞會》的唱片，隨維也納愛樂樂團訪問紐約，組織並參演了澳大利亞薩爾茨堡城的復活節音樂會，籌劃了夏季慶典。同時，他還以只爭朝夕的姿態努力推進他的唱片錄製計劃。
他的童年，正是奧匈帝國興盛的時期。在第一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薩爾茨堡既是省會，也是一大要塞。在他父親被任命為地區醫院外科醫生之後，舉家遷往薩爾茨堡。
在赫伯特童年時期，由於父母不準孩子們在流過他們屋旁的河邊玩耍，他和哥哥就常在樓梯上嬉戲，那裏幾乎成了他們的老窩。薩爾茨堡的生活影響了卡拉揚的整個一生。
卡拉揚的父親非常喜歡從他父母那裏繼承來的避暑別墅。他帶著孩子們登上了周圍所有的山峰。這一地區的狂歡節活動和人們的濃厚音樂傳統深深地吸引了卡拉揚一家。
晚年時期的卡拉揚，經常向別人講述他六歲時的故事：父親帶著他和哥哥從格朗德斯山上的住所前往集市，途中他們碰到了一個福林斯林（Flinserin）表演隊伍。隊伍裏有一個拉小提琴的人，演奏得棒極了。
正是在這裡，他首次見到了于格 馮 霍夫曼斯塔爾、阿瑟 施尼茨勒、西格蒙 弗洛伊德、理查德 斯特勞斯等名家。
薩爾茨堡當時沒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太大衝擊。一戰結束前夕，赫伯特作為鋼琴演奏者首次在薩爾茨堡的維也納音樂廳登臺演出。當時，他還是一名語法學校的學生，跟隨博恩哈德 鮑恩加特勒在莫扎特音樂學校學習音律、鋼琴和作曲。鮑恩加特勒後來成了他的導師。
第一共和國時期，卡拉揚離開學校，前往維也納科技大學學習機械工程，但他很快就轉向學習音樂。一有機會他就跑去看歌劇，因為他的叔父是歌劇院的高級管理員可以搞到免費票。後來，在卡拉揚的領導下，這家歌劇院步入了其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卡拉揚也曾多次居住在Musikverein。他後來被聘為“終身指揮”，並成為維也納Singverein的榮譽會員。
克萊門斯 克勞斯是對卡拉揚影響最深的老師，是他使卡拉揚得以學習打擊樂。
卡拉揚首次擔任專業職務是在德國南部烏爾姆城劇院。這家老劇院規模很小，但是極富遠見的音樂主管奧托 舒爾曼立即發現了這個來自薩爾茨堡的年輕人的才華，開始試著給他分派一些越來越難的任務。
這些任務給他提供了個性和能力兩個方面的大量鍛鍊機會，是他認識到審慎行事和靈活多變的價值。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薩爾茨堡，去向節日期間蒞臨的音樂大師們學習。倍受尊敬的馬克斯 賴恩哈特成為了音樂節期間人們矚目的中心。在伯恩哈德 鮑恩加特那的引見下，卡拉揚得以與這位大師會面。
不久以後，卡拉揚成為了拉恩哈特在費森林舒爾（Felsenreintschule）執導的名劇《浮士德》的音樂導演。該家規模宏大的劇院坐落在懸崖之下。卡拉揚還在這裡指揮了女歌唱家格盧克主演的歌劇《Orfeo ed Euridice》。他非常崇拜理查德 斯特勞斯和阿爾圖洛 托斯卡尼尼。
他甚至像朝聖者一樣騎著自行車千里迢迢前往拜羅伊特去聽托斯卡尼尼指揮的音樂。烏爾姆城的任期結束之後，他有一年時間閒在家中，非常苦悶，直到他終於在亞琛歌劇院找到工作。他在這裡所遇到音樂家和歌唱家在後來陪伴了他藝術生涯的大部份時光。
在亞琛，他與費爾森斯丁（Felsenstein）這樣的傑出導演合作，他的歌劇吸引了國家媒體的目光。
卡拉揚在這裡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導演。在他的領導下，他的管弦樂隊聲名鵲起，合唱隊也被認為是全歐洲最好的合唱隊之一。
不久以後，卡拉揚即被邀請擔任柏林客座指揮，並首次體會到了德國新政府的侵略本性。事實很快證明，德國納粹政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沒有任何一個領域——文化領域也不例外——逃脫了納粹的侵害。
後來，在多數民眾的同意之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人將奧地利併入了德意志帝國。
儘管在戰爭時期，並且周圍瀰漫著恐怖的氣氛，柏林仍然享受著非常豐富的音樂生活。喬貝爾斯（Goebbels）和戈林（Goring）經常為如何組織音樂唇槍舌戰。戈林與赫赫有名但性格怪異的指揮家威廉 福爾特瓦格勒分歧很大。赫伯特 馮 卡拉揚崇拜福爾特瓦格勒，但是作為一個只有二十三歲的青年，又是由戈林控制的德國歌劇院主管所任命，他很快就站到了福爾特瓦格勒的對立面。
雙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後達到了無法調解的地步。這件事成了柏林城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一時間流言四起，兩個對立的陣營形成了。在斯塔茲佩爾（Staatsoper），人們有時會感到卡拉揚正在試圖取代福爾特瓦格勒的地位，儘管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人在幕後操縱，這兩位指揮家的關係非常惡化，直到福爾特瓦格勒逝世。至此，卡拉揚便以一種無發遏制的勢頭迅速走紅。他最重要的合作關係是與舒奧斯佩爾豪斯（Schauspielhaus）的導演在柏林金達門馬克（Gendarmenmarkt）劇院的合作，這種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
不久之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充當了別人股掌之間的一枚棋子。據稱，卡拉揚于1933年4月8日在薩爾茨堡加入了納粹黨，並於同月在烏爾姆在次加入納粹黨。但是，同時他和馬克斯 賴恩哈特仍然繼續合作。這兩個事實不能互相排除。卡拉揚自己則稱，他沒有在烏爾姆加入納粹黨，但1935年在亞琛加入過，他這樣做是為了保住音樂總導演的職位。為了掩蓋他的這一動機，他把入黨登記的日期推後了——這在他的檔案裏也有記載。
在第三帝國時期，有人抨擊他，説他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不是出於政治信仰，而是為了繼續他的音樂事業。戰後，他的納粹黨員身份也使他成為了受抨擊的目標。直到他死後，對他的調查都仍在繼續。
隨即，卡拉揚在柏林申請擔任德累斯頓的音樂導演，並最終與理查德 斯特勞斯謀面，斯特勞斯對卡拉揚的指揮才華非常欣賞。
維也納愛樂樂團請他在維也納舉行一場音樂會。政府特許了這場音樂會，這成了維也納音樂歷史上一個難忘的事件。
後來，與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藝術主管和倫敦愛樂交響樂團創始人瓦特 勒格的一次會談給他的未來帶來了的新的轉機。他們簽訂了一個初步協議，至少保證了卡拉揚的部分經濟來源。隨後，卡拉揚在奧地利沃拉爾堡（Vorarlberg）地區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此期間，他得以對自己經歷、理論和作品進行通盤的整理。
卡拉揚在維也納的成就之一是他錄製的第一部經典古典音樂片：巴赫的《聖馬太的激情》。在多次參觀戰後重開的藝術史博物館之後，他決定製作巴赫的這首作品的清唱劇Der Tod Jesu ,把視覺形象和音樂聯絡起來，並把老克拉那赫現實主義的絕望與阿爾佈雷切特 杜勒（Albrecht Durer）磨難的輝煌進行對照。
卡拉揚與管弦樂團合作，把演奏的標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倫敦，在柏林，在維也納，他繼續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演奏，這些演奏不少被拍攝下來了。
身體虛弱的威廉 福爾特瓦格勒于1954年11月30日與世長辭。卡拉揚被邀請接替他參加柏林愛樂樂團的赴美巡演。在赴美前夕，卡拉揚被聘為該管弦樂團的“終身指揮”。
卡拉揚成為了薩爾茨堡節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他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聖塞巴斯蒂安公墓。他到這裡並不是因為這是莫扎特的父親的葬身之地，這位老人的旁邊並排安葬的是空斯坦茲 尼森和阿洛斯拉 蘭格，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裏，卡拉揚都對這兩個人心懷憎恨。卡拉揚到此是為了緬懷醫學革命者托菲拉斯塔斯 帕拉塞爾蘇斯，這位醫生在當時被人們稱為異教徒，但是他的理論卻改變了中世紀醫藥學的整個面貌。在這一時期，卡拉揚經常援引帕拉塞爾蘇斯的話。
理查德 斯特勞斯的交響詩《唐吉訶德》是卡拉揚的保留節目之一。他曾説：“有時看來，流浪藝人、醫生和音樂家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指揮家肯定會帶有上述每種人的某些特質，就像一個好醫生，他有時可能會有些誇誇其談。”
一位紐約批評家稱他是“數學家和工程師指揮家”。卡拉揚對此不置可否。
同年秋天，柏林新愛樂音樂大廳（Neue Philharmonie）奠基。漢斯 夏隆設計建造的這座建築高達三十四米。音樂廳由一系列同心五角形組成，保證大廳的每個角落都有很好的視野。筆直地懸挂在墻壁上的一排排座位就像是山間的梯狀葡萄園。這樣的設計能使聽眾非常放鬆，充滿激情，同時又能隨時把注意力集中在的樂團身上，因為處於樂團大廳的焦點位置，指揮則站在樂團的中央。這家音樂廳被人們戲稱為“卡拉揚馬戲場”。
1967年，他創辦了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這是這位大師為自己量身定制的盛事。最初，他曾考慮過要將舉辦場地選在日內瓦，但是還是認為家鄉的條件是無可比擬的。由他幫助設計建造的薩爾茨堡大劇院在復活節其間人滿為患。大劇院音樂廳的技術設施是世界一流的。
他是一位很特別的音樂人，他堅持認為音樂人還應該至少懂得一些基本的舞臺技術。他搭建了一個被稱作“拜羅伊特方案”的舞臺音效設施，並在上演瓦格納的《圓環（Ring Cycle）》時首次投入使用。
在進行音樂活動的同時，卡拉揚還代表他的基金會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很多科學家都應邀參會，其中包括維爾納 海森堡、沃爾特 西蒙、康拉德 洛倫茨和其他許多著名學者。卡拉揚自己則非常樂意向天竺鼠一樣充當科學家們的研究對象。
在薩爾茨堡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1978年牛津大學授予卡拉揚榮譽博士稱號，人們還為此為他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不少其他牛津榮譽博士也參加了慶祝遊行活動，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前往謝爾多尼亞（Sheldonian）大劇院。同樣獲得過此項殊榮的大音樂家還有約瑟夫 海頓和理查德 斯特勞斯等。
所有這些音樂大師都通過舉行音樂會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感謝。赫伯特 馮 卡拉揚也因循了這一傳統。他的答謝音樂會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隨後，他捐獻了一大筆資金用於神經學以及兒童孤獨症治療方法的研究。
這種疾病使兒童無法進行正常的反應和交流。音樂是可能為這類兒童提供幫助的一個途徑。這類兒童有些具有某種特殊的天分，而且通常是在數學或音樂領域。他們對音樂的記憶力非常驚人，而且經常能非常完美地把握音調。音樂往往會成為他們由自閉的天地通向正常世界的唯一通道。
每當這些時候，卡拉揚都會給這些孩子講述自己童年的故事。告訴他們他是如何學習打擊樂器，這份經歷是如何給他的樂感帶來決定性的影響等等。
他給孩子們描述，拉小提琴的人被打鼓的婦女的震耳鼓聲趕走，自己則被拉在了後面的情景。在這幾年裏，他的腦子裏滿是各種各樣的往昔記憶。
他在聖莫裏茲郊區修建了一處房子，使他可以在這裡潛心研究樂譜。即使在節假日期間，他的作息時間表也是非常嚴格的：學習、散步、練瑜珈、游泳。他經常會邀請一小隊樂手，用裝雞蛋的紙箱和玻璃絨把墻壁堵起來，在林間小教堂錄製室內音樂。
在卡拉揚看來，錄製音樂就像是走鋼絲——目的是要在錄音棚的條件下再造最強烈的音樂會現場體驗。對他而言，多數音樂傑作都是光與影的完美組合。他的工作是要在不改變任何音符的情況下探尋和凸現這兩者的界限。《阿爾卑斯交響曲》是被製作成CD的第一首名曲。卡拉揚本人對這種全新的音樂製作技術做出了極大貢獻。但是人們仍然習慣用現場音樂會來衡量音樂。
在薩爾茨堡的最後一段時間裏，卡拉揚開車重溫著自己熟悉的道路。在逝世的前一天，他這樣説道：“任何能夠與音樂相伴終身的人都已經得到了上帝所能給予的最大恩賜。生命只存在於使藝術成為可能或者創造藝術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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