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4日，正是“非典”疫情嚴重時刻，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組一行5人，前往甘肅定西採訪。然而，讓節目主持人楊春沒想到的是，採訪開始不久，就被一件意外之事打斷，作為採訪人的他，竟成了鏡頭裏的主人公。
一、高燒可怕的紅牌
1994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的楊春，已從事新聞工作9年，2000年起任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主持人。
出發前，楊春在北京西客站介紹了此次採訪的目的：從3月1日發現第一例“非典”患者至今，北京“非典”患者的總數，現已達到了1741例。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京有400萬的流動人口，每天都有數十萬的流動人口進出這座城市。人們普遍擔心：人口的流動會不會造成疫情的蔓延？特別是那些醫療條件比較差的中西部地區，他們是否做好了備戰“非典”的準備？今天我們將在這裡踏上151次列車，前往甘肅省的定西地區進行調查採訪。
其時，楊春也知道“非典”疫情正嚴重，但他仍義不容辭地接受了採訪任務。他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所在，要在如實拍攝那些因“非典”回鄉的民工足跡過程中，觀察、記敘他們的心理狀態；同時，報道政府各級有關部門的防疫工作及各種交通工具的防疫、運載情況；民工們所在的地區、村鎮及他們的家人如何對待他們。之所以選擇乘坐T151次列車，是因為幾天前，兩位在北京打工的“非典”患者，就是乘坐這趟列車返鄉的。楊春此次的採訪目的，就是為了追蹤一下列車運行中的“非典”防範情況：沿途上上下下的這麼多旅客，有關部門是怎樣進行防疫，採取了哪些措施？
車輪飛轉，列車奔馳向前。節目組在列車上按預定計劃進行著緊張的採訪、拍攝。
翌日，楊春寫下了此次採訪的第一篇日記。
5月5日，星期一，天氣：雨。在車上一覺醒來，已到了甘肅境內，雨點飄打在車窗上。車窗緊閉，空氣不流通。下午2時，列車順利到達甘肅省定西地區。下車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冷。昨天北京的氣溫約30度左右，當時我們在北京西客站還渾身冒汗，可到定西一下車就遇到下雨，立刻就覺得西北地區的冷氣襲人，自己的衣服穿少了。
下車出了站口，就見有當地的防疫部門檢查出站的旅客，並逐一把他們登記在冊。我作為攝製組的代表，把節目組一行5 人的名字、身份證號碼、通訊地址、單位等，也一一作了登記。我們欄目組在一旁開始了拍攝。
楊春沒想到，這是節目組拍攝到的有關此次採訪的最後一個畫面。
在涼風冷雨中，楊春與同事們又工作了3個小時，來到旅館後，他覺得渾身發冷，頗不舒服，好像還有點發燒。編導王猛、攝像陳強等聽楊春如此説，即拿出隨身帶的體溫表，讓楊春量一下體溫。楊春量了一下，他不會認體溫表，同事們看了後，對楊春説：你發燒了，看，體溫達37.8 或38度。剛下車時，楊春在出站口量的體溫是36.8度，這3個小時後，他的體溫一下就升起來了。楊春當時不以為然，遇寒感冒發燒渾身乏力，這挺正常。但楊春的同事們對此沒有掉以輕心，他們迅速和當地衛生、防疫部門取得了聯絡，請他們派醫生給楊春作進一步檢查。
二、四樓獨住他一人
楊春向醫生敘述了下午頭疼，現在不疼了，但渾身乏力，沒有覺得胸悶，體溫最高就是剛才量的38度。節目組的同行人都在他身邊為他擔憂，大家心裏默念著：千萬不要沾上“非典”。楊春卻很坦然，那一刻，SARS的陰影還沒有籠罩他腦海，他也沒往那方面想。
經過醫務人員治療後的楊春，第二天早上起來一量體溫，還是38度。這下他有些著急了，但還是沒想到SARS的頭上，只是著急自己的工作可能要耽誤了。因為這是一個搶時效的節目，一定要儘早拍完。楊春這一病，可能會耽誤拍攝週期。這時不僅楊春急，節目組一行5人都急。
5月6日上午，楊春被急救中心的救護車接走，送至定西地區人民醫院的發熱門診，接受疑似“非典”的檢查和治療，原定的採訪也隨之被迫中斷。
在病房里正接受治療的楊春，仍在持續發燒，他從身體到心靈都感到非常難受。這可恨的SARS，限制了他這段時間的自由。透過病房的窗戶，楊春看到一片小樹林，一個小花園，看到一隻小麻雀站在樹枝上，嘰嘰喳喳、蹦蹦跳跳。此時，這只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小生靈，可能不會知道，窗後有個人在如此羨慕地注視著它。一會兒後，它翅膀一撲騰飛走了。楊春的視線也隨著它飛向了無垠。
此時，已是楊春發燒的第二天晚上了，他仍是腦子昏昏，渾身無力。大夫説：你就住在這兒，今晚別走了。本就躺在病床上的楊春，一聽趕緊鑽進被子，縮成一團。
由於持續發燒，楊春被隔離在定西地區人民醫院的4樓。整個4層樓只有他這一位病人，他備感孤獨。最難過的是晚上，醫生、護士們都走了，只有那盞紫外線消毒燈在冷清地亮著，孤寂地發出嗞嗞的響聲。外面，連走廊都黑下來了，尤其是窗外，一片漆黑。楊春獨自一人躺在病房的床上，雖顧不上想太多的問題，但還是在堅持寫日記。
5月6日，星期二，天氣：多雲。一直睡不踏實，越睡越冷，把所有的東西都蓋上，還沒覺得暖和。原來心裏琢磨：染上“非典”的概率相當於彩票中彩，微乎其微，不會這麼準地落到我頭上吧？可恰恰就這麼悲哀，自己比別人都先住到病房裏了，還拍攝別人呢！
5月7日，星期三，天氣：晴。一覺醒來，還是發燒：38.5，仍頭昏乏力，發冷、難受，不寫了。
隨著楊春被送到醫院接受檢查，同行的《新聞調查》欄目的其他4位同事，也被隔離在當地賓館。身處隔離區的同事們都掛念著楊春：到底是普通感冒，還是別的什麼病？
三、自問：我會不會死？
而住在病房的楊春，此時最感到對不起的，就是4位被隔離的同事。因為他們幾人從北京起，一路上都是一同吃住一同工作，同甘共苦親密接觸。如果自己得了“非典”，這幾個同事很可能就無一倖免。錄音師李紅衛給楊春打電話問候，讓他保重身體，楊春感動地流下了眼淚。那是他第一次哭。此前，他在電話中與妻子交流，與領導交談時，都很平靜，但與李紅衛的通話，令他激動得難以自抑。在這非常時刻，他需要問候，需要親人、朋友、領導和同事的關心和幫助。尤其是需要那些同呼吸共命運，在平平淡淡的工作交往中，積澱下深厚真情的戰友的關懷。
楊春的心一直因為沒有確診而懸著，但來自同事的鼓勵和安慰，給了他信心和力量。然而，就在楊春住院第四天的5月8日，他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消息。
那天，楊春還在持續發燒，甘肅省的專家來了，給他做了個例行檢查，問了他的身體狀況後，讓他好好養病，不要想別的。楊春心中驀地閃出一個念頭：自己是否已被確診為“非典”了？他忍不住把這個問題向專家提了出來。省裏專家的回答非常委婉藝術：“你病況的幾個主要特徵，都符合SARS病人的症狀。”
猶如晴天霹靂當頭炸響！剎那間，楊春的身心被無形的恐懼所震懾，像是被一個巨大而沉重物體鉗制壓迫著，他想喊喊不出來，想動又動彈不了。他所有的思維，都只有一個定向，那就是恐懼！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那一刻，他的心，就被這個念頭滿滿地佔據著，幾乎就要窒息。人們都知道，這種SARS病人，從發病到死亡，快的時候只需半月。在對SARS帶來的死亡的恐懼和悲哀中，楊春接著又寫下了一篇日記。
5月8日，星期四，天氣：晴。躺在病床上，強打起精神看了一下電視，新聞裏説：甘肅又新增一例“非典”疑似病人。恐怕這説的就是我吧？這時，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我會不會死？
此時，楊春才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説“非典”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這句話了。以前怎麼也不會想到：命運會在此時，以如此的方式把生死的難題突然擺在了面前。
不久，楊春又被從疑似“非典”轉為確診“非典”，但他自己當時還不甚明了。只是第二天醒來，他的手機被親朋好友快要打爆了，有的在電話裏聽到楊春的聲音慶倖地喊：噢，你還在活著!有的關切地慰問：你到底咯血了沒有？原來是楊春被轉為確診“非典”後，一時間，網上傳聞四起。他在電話裏澄清了許多對他身體狀況不大屬實的傳言，同時，“確診‘非典’”這個與死神緊緊連在一起的概念越來越猙獰地在他腦際間徘徊。
在這個時候，楊春一方面不斷提醒自己：怎樣去適應此時此地的環境？怎樣配合醫生治療，和病魔做鬥爭。另一方面他也時而産生一些最壞的思緒，他拿起筆在紙上畫了一組漫畫：一隻小貓獨自走在小河的盡頭，孤獨、弱小；一隻小貓站在大樹底下，四下無家；最後，那只小貓滿臉淚水……畫是作為遺作留給妻子的，妻子平常被他昵稱為“貓”。
四、回首 生活更美好
這期間，楊春的同事們也沒有放棄努力，他們不斷和北京方面聯絡，彙報楊春的病情，並提出要求，希望能再次對楊春予以進一步診斷：如果可能的話，請北京的專家與這邊的專家通個電話，一起探討一下楊春的病情。
5月11日，楊春的體溫終於恢復正常，病情開始好轉。退燒後的楊春，來到後面的平臺上散步。與平臺一墻之隔的那邊，是一戶人家的小院。那是個典型的西北當地小院，小院裏種著樹木花草，收拾得很乾淨，呈現出一种家庭的溫馨。楊春久久地凝視著，若有所思。這時，從屋裏出來一個小孩和一個老奶奶，一抬頭看到楊春，“噌”地一下又跑回屋裏。也許他們知道楊春是個危險的SARS病人。
看到這祖孫倆如此地驚惶失措，楊春不由感到一陣深深的孤獨。這孤獨有別於他一人獨住一整層樓病房的孤獨，這是一種令他感到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的孤獨，是一種被多數人所嫌棄的孤獨，這種感覺更難受。這天，楊春記下了住院以來，最為沉重的一篇日記。他覺得“非典”並不可怕，人們的理解和寬容，才是最重要的。
5月14日，衛生部兩名專家到甘肅巡診，再次對楊春的病情進行診斷。這次診斷，使楊春走出了意識中的生命沼澤。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5月16日，星期五，天氣：多雲。一天沒寫日記，是因為昨晚聽到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我已被北京來的專家排除“非典”的可能！像被人逼到懸崖邊上，在即將往崖下墜落時，又被一隻手輕輕地拉了回來；像做了一個噩夢，人雖醒來心還在夢裏。我突然想起一個戲劇家説的話：人生永遠比戲劇更複雜、更豐富、更有戲劇性。
5月20日，歷經15天，楊春終於走出了醫院大門。護理了他15天的醫生、護士那天都來了。楊春也終於看清了此刻這些摘下了護目鏡、脫下了防護服，穿著便裝的醫生、護士的“廬山真面目”，他深深地感謝他們。走的那天，楊春悄悄地帶走了一支價值一元多錢的體溫表。就是這支體溫表，從楊春一進病房就陪伴著他，整整陪他度過了15個日日夜夜。他要把這支體溫表好好地保存，使他能一看到它，就想起自己在這個非常時期的特殊經歷。
楊春在有一天的日記時裏，寫下了這麼一句話：我從沒想到會以自身的經歷，來書寫抗擊“非典”的歷史，但至少可以説，我是這個歷史中的一小部分，一個小小的章節。
回頭再看看這段經歷，楊春覺得自己會更加熱愛生活，對生活和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熱情。因為他當初曾失去過，或曾經短時間地失去過正常人的生活，他才會覺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對他意味著什麼。
有關詳情請看今日央視10套21：20和1套次日淩晨1:40《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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