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華市曾經驚爆“中學生殺母”事件，事發後《中國少年報》“知心姐姐”欄目的主持人盧勤兩度去浙江少管所探視少年犯——徐力，通過與徐力的心靈碰撞，盧勤覺得一定要把徐力的悲劇故事講給所有的孩子和家長們聽，因為她從徐力的個案故事中挖掘出一些太典型、太普遍、太可怕的東西。
2000年1月17日，在浙江省金華市發生了一起鬨動全國的案子，一位年僅17歲的高中生，用鐵榔頭殘忍地將自己母親打死在家中。這起案件震驚了教育界，震驚了全社會，同時還大大震驚了千千萬萬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們，也正是因為這起案例，教育界在全國掀起了素質教育的浪潮。然而，就在案子已漸漸被媒體冷卻下來的2個月後，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社總社副總編輯，《中國少年報》《知心姐姐》專欄的主持人，知心姐姐盧勤便帶著一顆沉重的心風塵僕僕地從北京專程來到了這個江南小城。
媽媽逼迫他終止學雷鋒
3月了，雖然早已春立枝頭，但盧勤卻總感到一絲絲的寒冷。這一天，天顯得格外陰沉，在金華市團市委書記地陪同下，盧勤走進了看守所。
本已陰沉沉的天在電網密布的高墻中顯得越發昏暗，在昏暗的燈光下，盧勤一眼便看到了一位個子高高的，長得白白凈凈的男孩子，他叫徐力。只見他穿著一件胸前繡了一個“BOY”字樣的藍色毛衣，頭上帶著一頂棕色的毛線帽，如果不是他老低著頭看著他自己那雙被手銬銬牢著的手，誰會相信，他便會是那位用鐵榔頭殘忍地將自己的母親打死的殺人兇手呢？
看著眼前的這位年輕的犯人，盧勤突然覺得心裏一陣難過，她靜靜地走上前去，看著他，柔聲地問：“你小時候看過《中國少年報》嗎？你知道知心姐姐嗎？”徐力輕輕嚅嚅地回答了句，他知道。徐力自從犯案後，一直把心靈緊緊關閉，除了交待犯罪經過外，拒絕與其他人作任何形式的交流。當站在他身旁的市團市委書記告訴他，眼前這位阿姨便是知心姐姐時，一直低著頭的徐力忽然抬起頭來，用驚喜的眼光望了盧勤一眼，又很快的將頭再次低垂了下去。就在雙眼對視的一剎那，與孩子打了十幾年交道的盧勤知道她已經掌握了開啟這個孩子心靈大門的鑰匙。在隨後的幾個小時裏，盧勤便是用知心姐姐的身份，用她那特有的女性的慈愛感動著徐力，用她的真心與他面對面的，真心交談。也許是出於對知心姐姐的信賴，也許是對慈祥母愛的一種渴求，徐力終於漫漫地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向盧勤展開了。
徐力是一位性格非常內向的孩子。母親是一個非常好強的人，她異常苛刻地要求自己的孩子要樣樣都比別人家的孩子強，尤其是在學習成績上。
為了讓徐力能一心一意讀好書，任何與學習無關的事徐力的媽媽都不讓他做。記得徐力在讀初二時，他們學校校門口旁住著一位老奶奶，由於老奶奶年齡大了，又無人照顧，就在學校開展學習雷鋒，助人為樂活動時，徐力和同學們一道組織了一個學雷鋒小組，他們天天輪流到老奶奶家中去幫老奶奶打掃衛生，做飯。由於徐力在家中從不做家務活，因此即使做飯這件小事對於已是初二學生的他來説卻成了一件難事，但在同學們的幫助下，在老奶奶地指導下，他終於能獨立地為老奶奶做飯了，並得到了老奶奶和同學們的誇獎。正當他為自己能通過勞動而幫助別人感到高興時，他媽媽不知從哪兒知道了這件事，堅決不允許他再去參加那個學雷鋒小組，逼著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學習上。對於媽媽的要求，徐力感到很困惑，因為媽媽的説法和老師的説法和學校的要求完全不一樣。
一腔鬱悶只能獨自對天吼
一提到媽媽，徐力便感到恐懼，感到不安，在她的眼中媽媽除了要求他考試考高分外，似乎對別的事都不能理解，他的內心所想所感，她從不關心，只一味地要求他好好讀書，讀書。從小學開始，每次只要他的考試成績不如媽媽的意，回到家中一頓打罵是跑不脫的。由於經常挨打挨罵，因此在徐力的內心中産生了自己很無能的感覺，由於自卑，他很少與同學來往，更何況媽媽也不給他與同學交往的時間，從那時起徐力的性格慢慢地變得非常內向，為了討媽媽的歡心，他努力的學習著。
徐力的家住房並不寬裕，只有兩室。其中徐力一人便獨自擁有一室。在他的家中所有的抽屜都是不上鎖的。徐力愛寫日記，他常常可以將他的想法，他的感受寫進日記裏，作為自己的一種發泄方式，但由於媽媽經常會趁他不在家時，翻看他的日記，只要看到她不願意看到的內容，她便會將徐力臭罵一頓。也許是被媽媽罵慣了，因此他也覺得無所謂，只是繼續地寫著。一次，他偷偷與同學們一道到溜冰場去溜冰，回來後，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和愉快，他感到刺激而又興奮，於是他便想將自己的感受寫下來，但又怕媽媽知道，他猶豫了，但他害怕自己的感覺會忘記，還是冒險將這件事寫進了日記本中。果然，媽媽知道了，她非常生氣，順手拿起一樣東西便劈頭蓋臉地朝他打來。至此以後，徐力再也不寫日記了。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對媽媽已再無好感，再無任何的信任，慢慢地，在他的心中産生了一種對學習的抵觸情緒。
讀高中了，雖然他考進了全市的重點學校，重點班，但他始終對學習提出不起來多大的興趣，完全是在媽媽的高壓政策下被動地學著，因此他的成績在班上一直都不理想，常常是掉在最後幾名。而她媽媽的一位同事的小孩，也與他在同一個班級，而且學習成績相當好，每次考試總在前三名。只要是一考完了試，徐力的媽媽都會將他的成績與別人相比，由於成績懸殊較大，媽媽總認為是他讓她在同事面前丟了臉，因此只要是一拿到考試成績，媽媽都會將他打罵一頓。為了維護他自己的自尊，他在家中的遭遇，他也從不向外人提起，只是獨自一個人默默的忍受著。
對於徐力來講，最不願做的事便是回家，便是見到自己的媽媽，很多事他都是躲著她的。
體育運動，是大多數男孩子喜歡的，而踢足球更是他們的最愛，徐力也不例外，他最愛的運動便是踢足球。足球，對於他來説不僅僅只是項體育運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發泄方式，只要在足球場上，他便可以將自己內心中所有的不快通過踢球給踢出去。因此，每天下午的自習和晚自習之間的一個半小時，便是他徹底放鬆自己的時間，因為這段時間他可以不用回家，可以參加學校的體育運動。也許是他身上濃濃的汗味讓媽媽發現了什麼，因此，不久，媽媽便拿到了他詳細的課程安排表。從此，那僅有的一個半小時的活動時間也被媽媽剝奪了，因為只要她一有空，她便會在這個時間段來校看著他，不準他上體育場，只能在教室中做作業。 每當此時，同學們都會嘲笑他，“徐力，你媽媽又來監視你了。”這時的他雖然手中拿著書，雖然眼睛在看著書本，然而他的大腦卻是一片空白。徐力的內心痛苦極了，他感到非常壓抑。為了發泄，他只能躲在一個無人的地方，聲嘶力竭的對著天空吼叫著。
一個惡念忽然爆發
大多數時間，徐力只和媽媽在家，他父親因為上班的地方很遠，基本上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一天，媽媽生了重病躺在床上，父親不在家，家中的煤氣用完了，在萬般無奈下，媽媽只得讓他到煤氣站去扛罐煤氣回來。看著這罐幾十斤重的煤氣罐，徐力猶豫了，他能扛得動嗎？為了驗證自己的能力，他鼓起勇氣，將煤氣罐扛在了肩頭，一步步的，他終於將煤氣罐扛回了家。看著自己的功勞，徐力笑了，雖然累，但他非常興奮，因為他終於驗證了自己的確是個男子漢。看到兒子將煤氣罐扛了回來，媽媽也笑了，因為她也真正感覺到兒子長大了，但一想到他的學習成績，她的眉頭又緊鎖了起來，徐力好不容易看到媽媽片刻笑容，一瞬間又消失在她的滿臉愁雲中去了，徐力的心感好蒼涼。徐力默默的地發問：她究竟是我慈祥的媽媽，還是管教我的幹部？
徐力感到來自媽媽的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地他覺得這種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在他極度沉悶的胸腔裏開始發酵著一種怪異的情緒。
2000年1月17日的中午，一場默默無聲而又驚天動地的悲劇終於發生了。那天中午，吃完中飯後，徐力突然發現媽媽在房裏看電視。由於他從未看過電視，每當同學們談論某某電視時，他什麼都不知道，根本插不上嘴，因此他無法接近同學們。為了了解電視節目，於是他偷偷地躲在旁邊偷看著，不想還沒等他看上兩眼，便被媽媽發現了：“我告訴你，我不會給你第二次上大學的機會，你要考不上大學，我就打斷你的腿，反正你也是我生的，打死你也沒關係。”聽著媽媽的吼叫，徐力憤怒極了，他認為自己已經很努力了，但仍遭到媽媽的怒罵，於是他氣呼呼地抓起書包便往家門口走。在屋門口，有一個專放鞋子的鞋櫃，正在他準備換鞋子時，他看到了放在鞋櫃上的鐵榔頭，一個可怕的念頭突然冒了出來：乾脆將她打昏，這樣我和她都可以得到解脫，於是他便拎起鐵榔頭，套上塑料袋，衝進了屋裏，還沒等媽媽回過神來，他便將鐵榔頭在媽媽的後腦勺上敲了幾下，媽媽立即倒下。看著倒在地上的媽媽，徐力一下子懵了，他衝出了家，頭腦一片空白地在街上瘋跑了兩個多小時。當意識再次回來時，他突然想到，那是他的媽媽，不能讓她死，於是他又發瘋般地跑回了家。回家後他拼命地搖著媽媽，想把她喚醒，媽媽卻一動不動，媽媽死了。徐力害怕極了，他慌慌張張地跑出了家門，隨便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來，他想將自己躲起來，躲在一個再也被有人找到他的地方，蜷縮在房間的角落裏，瑟瑟地顫抖著，他後悔極了，因為他並不想把媽媽打死，他只是不想再聽到她的怒吼。他想到過自首，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什麼，於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在無窮的懊悔中，他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為漫長的一夜。通過公安機關的調查，終於在案發的第六天，徐力被公安機關逮捕了。
徐力在獄中頻頻受獎
通過對徐力的交談，盧勤被震憾了。她在為徐力的犯罪知為感到痛心的同時，她對當今獨生子們的父母們也作了一番省思：這一代父母，過去大多在受教育的年齡裏沒有條件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有著一種強烈的補償心理，他們想將自己所失去的東西在孩子身上撈回來。正是由於這種強烈的補償心理，使得這些父母們顯得非常急躁，從而形成了一種誤區：他們的平常心變成了補償心；正常心變成了超常心，老拿自己的孩子與別人相比較；責任心變成了虛榮心，把孩子的成績看成自己的臉面；保護心變成了懼怕心。這是這一代家長的普遍心態，正是由於這種心態使他們不能夠心平氣和地對待自己唯一的孩子，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孩子，一個孩子的成功，便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徐力的母親便是這種普遍性的代表，只是她做得過分了些，因為她在苛求孩子時，還關閉了孩子跟社會溝通的大門。通過這個案子，盧勤深深地感受到，徐力的覆轍在我們很多家庭中都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因此她突然覺得自己又有了一種新的責任，那就是一手牽著父母，一手牽著孩子，讓“知心姐姐”成為父母和孩子中間的知心人。於是她便著手在徐力原先所在的學校創辦了一個知心家庭學校。
2000年10月，徐力終審下來了，由一審判決的15年有期徒刑改為12年。終審的判決雖然比一審刑期減短了，但當徐力在聽到判決後絲毫沒感到高興，用他的話説，12年和15年對於他都一樣。
知道了他的這種自暴自棄的想法，盧勤覺得很不放心，於是她又第二次再次來到金華，來到了浙江少管所。在少管所，好給徐力買了一件毛衣一雙襪子和一些水果。由於別的少年犯都有媽媽去看，而徐力沒有媽媽，因此當盧勤去看他時，他哭了。盧勤一直在關心著這個迷途的孩子，而徐力也在這種關愛中變化著。徐力也常常主動與盧勤保持聯絡。2001年春節前夕，盧勤收到徐力的來信：
“知心姐姐’您好：好久沒有給您寫信了，在上半年的政治考試中，我得了93分，拿到了20天的減刑。下半年監獄的徵文比賽中，我又獲了獎，再次拿到了20 天。再加上記優和表揚，折合起來就是5個多月……”看了徐力的信，盧勤心潮澎湃，一方面她為徐力有了新的人生目標而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她覺得一定要把徐力的故事告訴每一個孩子和家長，希望悲劇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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