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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旭平：確實像你所説的，我沒有把自己當主持人，我始終覺得我就是一個記者，或者説就是一個編輯。我自己覺得做編輯、記者的成功的感覺，或者叫成就感，遠遠超過我自己做《五環夜話》的主持人。
孫小梅：《體育人間》這個名字是您想起來的，這“人間”意味著什麼？
師旭平：體育作為一個窗口，作為一個橋梁，反映的是人間的這種生活。我特別同意原來清華大學的一位體育老教授馬約翰對體育下的定義，他説體育是培養一個優秀公民的最有效、最適當、最有趣的手段。我覺得他對體育下的這個定義使我深受啟發，在大家都關注競技體育的時候，實際上我覺得更應該想到的是普通人的體育應該是什麼樣子。
孫小梅：做紀錄片並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情，容易曲高和寡，您是怎麼看待這種尷尬的呢？
師旭平：我覺得在中國的電視節目裏頭，紀錄片應該是略高於普通觀眾的欣賞水平，太高了不行，完全迎合觀眾的普遍水平也不行，而你又要想辦法吸引他，讓他能夠看下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這就要通過你的趣味、你的知識、你的選材等等，這些都應該做。
我認為最主要的東西在於發現，你是否能夠看到別人看了不會感興趣，而你看了會感興趣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一個最主要的環節。
孫小梅：我們看了您的採訪阿維蘭熱的片子，我們注意到您在拍攝這類題材的片子的時候，非常注意對一些即興發生的事件的記錄，這些事情往往超過您的事先設計，而且這些內容又恰恰起到一個妙筆生花的作用。
師旭平：我認為細節應該是最能表現你所要拍攝的人物、事件的，因此我對攝像就一個要求——不要停機，我寧願放棄鏡頭的所謂美感，但我要求他把這些生動的細節抓住。我覺得如果停機的話，就會把很有趣的東西放棄了。比如，阿維蘭熱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正好有電話響，他拿起來時不經意間把電話拿倒了，用話筒對著耳朵，聽筒對著嘴，他自己發現之後説，哦，對不起，這些東西都是不停機才能拍得到。阿維蘭熱帶我去參觀他的汽車公司，當攝像機正瞄準車身的時候，阿維蘭熱走過去和一個剛剛擦洗完汽車的工人握手，我們差點遺漏了這個畫面，如果這時停機了，或者沒有及時發現，你再告訴攝像趕緊追這個鏡頭的話，我覺得你很難在這件事情過後去請阿維蘭熱來，讓他再和這位工人握一下手。這樣的話，我覺得就很不真實。另外還有一個畫面（阿維蘭熱一定要送我們下樓，並且代我們付了出租汽車費）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預先讓攝像師到街上去等，拍我們走出來告別的鏡頭。
孫小梅：看您的片子我們經常會感覺到您有一種獨特的視角，比如在《人比牛瘋狂》這部片子當中就有一個流浪漢。
師旭平：我和攝像沿著奔牛所要走過的狹窄的街道，從起點一直向終點走，這時候在一條街的拐角處發現了一個和整個奔牛節氣氛非常不和諧的人物，有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在那兒，我當時過去跟他聊天，他還哭起來了，這些鏡頭我全部都拍下來了。這個畫面我為什麼要用到節目裏呢？我覺得在大家都興高采烈慶祝節日的情況下，有這麼一個人物，使得節目的品味、文化內涵、社會內涵，會更高、更加豐富。特別是當我沿著原路轉回來的時候，發現這個流浪漢從一開始的那種沮喪、頹廢、哭哭啼啼的樣子，完全變了一個人，這時候我又拍了下來。把流浪漢的這段故事放進去之後，不但加大了片子的文化社會含量，同時也會讓觀眾覺得這個活動感染人。
孫小梅：對於觀眾來説，他寧願去看一場體育比賽，可能也不會去看一部體育紀錄片，作為紀錄片的製作者，您是怎麼看待收視率這個問題？
師旭平：我現在做的《體育人間》的收視調查比較穩定，其它節目收視率可能忽高忽低，但我始終穩定在一個層次上，雖然收視率沒辦法跟那些熱點節目、時尚節目，或者是特別吸引人的激烈的體育比賽相比，但是人們還是需要它。紀錄片通過那種娓娓道來，通過深層次的剖析，給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不是一場體育比賽所能夠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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