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小梅：你好，柴靜。你做的那期《北京“非典”阻擊戰》從製作到播出大概是多長的週期？
柴靜：一週。
孫小梅：你是什麼時候接到這任務的？
柴靜：應該是4月19日晚上，晚上8點鐘的時候，我跟製片人通電話，他説我們要做一期“非典”的節目，你做嗎？我説當然。然後就挂了電話，挂了之後我覺得不行，就給他的手機發了條短信，我説，我已經説清楚了我很熱切的願望，發完之後我覺得還不夠，我又給他打個電話，我説，我説明白了嗎，他就笑了，他説，你説明白了，你來吧，咱們馬上開會。就這樣，晚上9點鐘到辦公室召集策劃、攝像開始開會。我們節目是4月20日開拍的，一週的製作週期對《新聞調查》來説是相當相當短的。
作為一個記者，他有很多的武器，比如，他的攝像機的鏡頭，他有紙和筆，他有發問的權力，這些東西都是一個人面對災難的武器，也就是説我作為普通人的時候，我可能很軟弱，但是我作為記者的時候，我可以非常堅強。
孫小梅：在聯絡採訪的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困難？
柴靜：其實這期節目中，我們有六次接觸病人的機會，也就相當於我們經過了4個部門的批准。如果我們跟120的話，就要經過急救中心的批准；我們跟“流調”的話，就必須經過北京疾控中心批准；我們進佑安醫院，必須經過院方的批准；我們進胸科醫院，是經過衛生局宣傳處批准。每一次進醫院，都必須符合專業人士對我們的要求和判斷。
孫小梅：對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你周圍的領導和同事是怎麼考慮的？
柴靜：我們的製片人説，在我進病區之後，他是揪著心在過日子，掰著手指頭算隔離期，算我能不能過去。但是我身為記者，我覺得在這樣的時候，是我的職責所在，責無旁貸。
孫小梅：在進入醫院採訪之前，我相信你對隔離病區、對病人，會有自己的想象，進去之後覺得跟你想象的有什麼不同？
柴靜：在此之前傳言太多了，好象這是一個得了之後就不治的病症一樣，但是你親眼看到我採訪兩個病人都在康復的時候，我覺得事實和畫面能夠讓人戰勝恐懼。
孫小梅：有個印象很深的鏡頭，你採訪非典患者時，鏡頭從他搖到窗外的綠樹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構思呢？
柴靜：我們在進病房之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病房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也不可能進行任何事先的設計，也不知道要採訪哪個病人，我們就是很貿然地推開一扇門，然後問，我們可以採訪您嗎？採訪的時候，我跟攝像都同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就是房間裏面充滿了可怕的傳染病的氣息，但是窗外是北京4月的春天，特別的鮮美，特別的充滿生機，我們倆都注意到了這種反差和對照。所以，最後我問她，在這個春天差不多快要過去了，你一直躺在病床上，最想的是什麼？沒戴口罩的患者跟我説，這春天我一天都沒有好好過，我特別想等我出院了，能好好地放回風箏。她的回答沒有剪進去。攝像把鏡頭從病床上一直搖到窗外，我想他是想告訴大家，一切都充滿生機和希望，生活會繼續下去的。
孫小梅：本來只打算做一期節目，做完這期以後，可能覺得還有很多可以做的，就一口氣做了好幾期？
柴靜：實際上，我們是被工作的慾望牽引。我們覺得不是做完一期就夠了，大事還正在發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我們不能讓攝像機的鏡頭停下來，只要我們還能夠戰鬥，我們就不應該停下來，應該讓紅燈永遠亮著。
孫小梅：接下來做的幾期節目當中，你們的側重點在什麼地方？
柴靜：《新聞調查》是一個深度的調查性欄目，所以它不能拼時效，我們不可能跟平面媒體或跟自己的電視臺拼每天公佈的疫情數字，我們只想找到一個點，然後縱深挖掘。我覺得《新聞調查》還有一個追求，可能現在媒體上我們見到的還比較少，就是北京是一個有著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城市，在一瞬間它遭到SARS的襲擊之後，生存在這裡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怎麼度過這場災難？我們想從人的心裏面找到這種力量。所以，我們找到幾個典型的樣本，對各個不同年齡、各個不同行業的人進行調查，從他們知道“非典”發生到此時此刻心態的變化。
孫小梅：大家都認為雖然你的外形、身材非常瘦小，非常嬌小玲瓏，但是覺得你透著一股不服輸的勁頭，是這樣嗎？你從小就這樣？
柴靜：在我小時候，我媽媽總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文弱的孩子，比較安靜，所以她給我起這個名字。比如，我發現草地上有螞蟻，我就會蹲在那兒一直看，大概看四、五個小時，看它在哪兒找食物、住在哪兒、怎麼跟別的螞蟻交流，我特別有好奇心，能夠一直很專注地注視這一切東西。所以，我想這種專注和好奇心可能是我現在做這個職業的根源性的東西，它一直引導我來做傳媒。
孫小梅：這次做關於SARS這樣一個特別報道，你家裏的人支持你嗎？
柴靜：播出第二天晚上，我和我媽通電話，她就説在鄰居家看了節目，然後她哭了，我家鄰居也哭了，她那時候才知道我做了些什麼。她們往往是我節目的參照，我總想做一些什麼樣的節目呢，就是讓我爸媽不要因為是我在主持節目才看，而是因為這個節目真的吸引他們，真的能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他們才把這45分鐘看下來，我希望能夠做這樣的節目。
孫小梅：那麼在節目播出之後，你聽到的觀眾反饋是什麼樣的？
柴靜：確實是我有生以來最集中地接到問候的一次，包括一些你以為在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聯絡的人，比如，三年前我做湖南衛視節目採訪過的某一個嘉賓，他可能還保留我的手機號碼，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還有一個人特別有意思，説你一定要讓我為你做一件事，無論什麼都行。有一個大嫂給我打電話，她説她本來特別害怕“非典”，但是當看到我拍的那些已經快要治好的病人，聽他們説話之後，覺得沒那麼可怕了。我覺得還是挺欣慰的。節目播出之後我也聽到這種聲音，説柴靜這個小女孩冒這麼大的風險是不是就是想出名？我説這個問題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你説一個人會用死亡換來出名嗎？我不知道，我是沒有想過，我只能説，我處於一種非常簡單的慾望，當一個歷史性時刻在我身邊發生的時候，我的職業能夠提供給我這樣的機會，去親臨現場，去觀察和記錄它，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最大的幸運。
孫小梅：通過做這樣一個節目，你覺得能夠給你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新的啟示嗎？
柴靜：對我這個年齡來講，我更渴望能夠像地上的野草一樣從地裏面長出來，被風吹著，被雨淋著，被太陽曬著，能熬過來就長得很強壯，熬不過來就枯萎，我希望能夠在野地裏生存。所以這次做記者的感覺，就是突然找到一種在野地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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