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中播出了一期反映抗戰期間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倖存者在日本索賠勝訴的節目,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新聞調查》的採訪者董倩近年來就日本侵華戰爭中,包括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問題等歷史遺留問題,多次進行了追蹤採訪。本期節目中,董倩將走進我們的演播室。
孫小梅:我們剛剛在7月6日播出的《新聞調查》裏看到了你對中國勞工向日本索賠問題的採訪。近年來《新聞調查》對慰安婦和勞工問題進行了追蹤採訪,非常巧的是每次的採訪者都是你。
董倩:不能説是巧合,因為在第一次,2000年7月播出的“慰安婦”這個題目是我做的,當時的反響比較好,因此每逢跟抗日戰爭有關的題材基本上就是我來做了。
孫小梅:我知道你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你對抗日戰爭、日本侵華的這段歷史應該是相當熟悉的了?
董倩:上學的時候只是把它作為課程中的一部分,但是當我面對這段歷史的倖存者時,一種活生生的歷史的感覺讓我必須去面對很多——一個中國人都不能面對的東西。我們都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但我們要牢記它,不僅我們要牢記,我們的後輩也應當牢記,這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民族歷史上受過的傷害,它不應當被忘記。
孫小梅:你做的這些反映慰安婦和勞工索賠問題的節目跟其它節目最大的不同在什麼地方?
董倩:面對這些老人的時候,語言上你不能很複雜,有很多問題你不能用一種有邏輯的方式去問,你只能問一些非常淺顯的,有時候自己覺得挺可笑的問題。在面對那些老大爺、老大娘的時候,他們沒有什麼文化,你要跟他們接近,就必須用他們聽的懂的語言,要尊重他們。
孫小梅:雖然你的問題問的非常簡單,但也問得非常直接,尤其是對山西的那幾位慰安婦,當時你的問題是步步緊逼,有的問題可能直接觸到了這些老人心中最疼痛的地方。有人説,董倩是不是太殘忍了?
董倩:當時發生的就是那麼血淋淋的,不能因為它殘酷,所以我回避,我就是要把這段殘酷的歷史拿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當時我也想過,有些問題問出來的時候,我的心都是發抖的。就好像這段歷史是一道傷口,好不容易縫上了,為了讓大家知道,我要再把這個傷口撕開,不僅撕開,還要讓她自己看,甚至還要往上撒鹽似的這種感覺。我心裏也不好受,但是我別無它法。
孫小梅:在你問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是不假思索、毫不猶豫就回答你,還是會有一些顧慮?
董倩:毫不猶豫,但是有些老大娘的反問把我問的張口結舌,我不能揣度他們有多麼害怕,我想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通過她們的反問,我知道她們也在儘量避免觸及到這個很疼痛的地方。我就想,作記者有時是很殘酷的,你必須要讓人家面對人家不願意再回首的歷史,但是我想短暫的疼痛換回來的是長久的解脫,我希望是這樣。
孫小梅:當你面對萬愛花,面對勞工,還有面對一些有關於這幾起索賠事件中的那些日本人的時候,你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董倩:當時一位受害者叫李秀英,日本的律師團來到中國為她舉證,然後回日本去打官司,為中國人打官司。當時採訪地點在南京三十萬同胞被殺的紀念館,我採訪的那名日本律師叫兵頭進。當時我面對他的時候,沒把他看作是為中國人辯護的日本律師,我把他看作日本人。我是站在一個中國受害者的角度看到的日本人,現在看來這個角度是非常不對的,民族情緒可以有,但是不能帶到採訪中去。採訪完了我好像有一種得勝的感覺,因為我問出的問題有的他沒法答覆,而且在這種態度上他輸給我了,我好象覺得,作為中國人我能給李秀英、萬愛花,給那些老大娘申了冤,出了一口惡氣似的。這件事情過去了,我就沒多想,但是今年採訪日本強擄中國勞工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採訪了給日本律師團作翻譯的一名中國翻譯,她叫朱春蘭。朱春蘭説我記得你採訪過日本律師兵頭進,我説對,她説他去世了,他去世之前一直想看你們採訪他的這個節目,我費了好大勁才給他看這個節目,他看完不久就去世了。我當時聽完了以後半天沒緩過神來,我馬上想到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我對他冷冰冰的表情,太不應該了,我喪失了記者的立場。我對他表示敬意,要知道日本律師團是頂著日本國內極右翼很強大的勢力為中國人做這些事的,為中日兩國的友好做這些事,但我覺得我的態度傷害了他,但願他能原諒我。所以在這次日本強擄中國勞工索賠案的時候,我在面對日本律師小野斯力效時,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態度,我沒有親近但是也沒有仇視,我想做的公正一些、冷靜一些。
孫小梅: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結局是什麼?
董倩: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謝罪。我們在採訪中有一名律師叫康健, 他説,都知道日本人是最講禮貌的,人和人之間在大街上不小心碰一下,都會馬上説對不起,那麼為什麼在鐵證如山的歷史面前不能説一聲對不起呢?對不起怎麼就這麼難講?我不能説在這些老人們的有生之年,但希望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日本政府能夠對這些戰爭中的受害者説一聲對不起。
董倩説,通過對日本侵華戰爭遺留問題的數次採訪,她深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彌足珍貴和得來不易,因此追憶和澄清那段歷史,對未來的中日兩國友好,顯得尤為重要。她説,她將在今後的日子中,竭盡全力地關注這一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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