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小梅：今天我給您請到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他和中央電視臺一起見證了40多年的風風雨雨。你好，趙老師。
趙忠祥：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孫小梅：歡迎來到《電視你我他》。今天我可就跟著您了，您帶我去哪我就去哪，我想聽聽您説説過去的那些老故事。
趙忠祥：那麼多年了，故事當然是很多很多。從哪説起呢？人們都説，水有源，樹有根。咱們還是從根兒上説起，帶你去老臺。
孫小梅：這兒不是咱廣電總局嗎？這我知道呀。
趙忠祥：這兒你是知道，你來過老臺嗎？老臺在這個廣電總局的後面。嚴格的説，咱們真正老臺的根兒就在廣電總局大樓東翼四層的一側。現在不可想象，怎麼整個一個臺就在這麼一點地區工作呢？
當年就是這樣一座建築，成了趙忠祥心中的殿堂。1960年的春天，17歲的趙忠祥憑藉出色的嗓音和表現被當時的北京電視臺選中，從此，在全國僅有的5000台電視機的屏幕上出現了第一個年輕的男播音員。
孫小梅：您當年第一次踏進這個大樓是什麼樣的心情？
趙忠祥：第一次進這個門，四個字：誠惶誠恐。但是我心裏面又覺得有一種自豪感，畢竟我是從那麼多莘莘學子當中脫穎而出的，也不是挺容易，過了一關又一關，我就認為，我這次來怎麼也得像歡迎貝克漢姆吧。我提了個箱子就來了，人家也不認識我，説你這小孩幹嗎來了？我説，勞駕，同志，我把這箱子擱這一下，我去報到去。人家説，不成不成，你哪的？你説這我怎麼解釋？我哪的你都不知道，是你們找我來的呀，是你們請我來的，我當時就這麼認為。第一次就有這麼大的落差，我就認為，並不像我所想的真的一步登天了。從中學非常普通的小平房裏面走出來，走到這麼豪華的一個建築當中，當年這種建築在北京也是不多見的，反差太大了，所以進來以後都不敢大聲喘氣。
時光似流水，它抹平了過去的痕跡，帶不走的卻是記憶深處的眷戀。這裡不再是當年的模樣，而從前的故事卻永遠的被凝固在時空裏。
趙忠祥：我記得那天是1960年4月22日，有的時候對自己的日子記得特別清楚，因為它特別有意義。沈大姐到咱們所謂的新臺址去播音，咱們都搬過去了，這邊還留著一個備份電路，萬一那兒出現什麼故障，你總得有個備份的吧，我就在這備份。我看著旁邊的監視器，就看老臺要出圖像了，沈大姐笑容可鞠、端莊秀麗，當年沈大姐的圖像非常好，她出來以後，我正看她呢，忽然間一陣雜波，雜波完了就出來一人，我説你在那幹什麼呢，傻不傻呀，擋著鏡頭。等我再仔細一看，這人可能是我，為什麼我不敢肯定，因為那時候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側面是什麼樣的，沒照過側面相片。這個備份還真用上了，我也挺興奮，挺激動地説：各位觀眾……剛一説燈就滅了，沈力又出來了，所以這就是我的第一次出像，出了大概五、六秒鐘。
孫小梅：當時有沒有錄像帶播出？每次都要這麼緊張的播出嗎？
趙忠祥：中國中央電視臺真正使用錄像設備是80年代以後的事了。1979年我隨鄧小平同志率領的黨政代表團到美國去訪問的時候，我們自己沒有ENG，還是用阿萊和鮑 萊克斯16毫米的攝影機。
孫小梅：那就是所有的播出，包括您的第一次直播，全部都是在直播的狀態下進行的？
趙忠祥：沒有任何一禎畫面或者一個聲音不是直播的，不可能不直播，我們不是不想錄像，是沒有這個機器，那只能直播。咱們每天晚上只有一套節目，每天晚上播兩、三個小時，七天之內我至少五天出鏡，每天在這兩、三個小時中，你要是耐著性子坐下來看電視都能看見我。我們那條衚同有電視機，我想也應該是在70年代了，也是我工作十幾年以後的事兒了。我幹了三年，邁出這個門，滿大街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孫小梅：我小時候家裏有臺黑白電視機，看電視能看到您、李娟、邢質斌播新聞，就是在這個樓裏播的。您今天故地重遊，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趙忠祥：感慨萬分。這是所有電視人的一段經歷，這個大樓播出了很多時代的風雲，歲月的記錄，應該説那個時期中國和世界上發生的很多大事都是從這個大樓裏播出去的，尤其讓大家難忘的第一回春節聯歡晚會就是在這裡播的。
從1983年開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成了過年的符號，而趙忠祥也就成了春節晚會的符號。從老臺到新臺，變的是越來越寬敞漂亮的演播室，不變的是老趙的執著和觀眾的期待。
趙忠祥：從進到這個臺以後，可以説電視事業有了大的發展。現在光主持人就已經有了400多人了。你來的時候，是不是就兩套節目？
孫小梅：當時就是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兩套節目。
孫小梅：我注意到，近幾年很多節目都更加注重跟觀眾之間的一種互動。當年您進電視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會跟電視機前的觀眾坐在一起做節目、做交流呢？
趙忠祥：那時候幾乎沒有這種形式的節目，也可以説沒這種機會。大概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有時候到街上去走訪一些觀眾。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有這麼一個情況，有人説，你看人家外國人在鏡頭前天生就是演員，再看咱們中國人，別説一般老百姓，就是能夠在公共場合講話、做報告的領導同志上電視都緊張。可是這幾年不然了，你把鏡頭對準任何一個街上的觀眾，人家表現得那種活靈活現、那種主人翁的感覺、那種傾訴的慾望、那種訴説的能力、那種邏輯性以及語言的詞彙的豐富性，真的值得咱們學習。我和觀眾最接近的時候，是我和楊瀾主持《正大綜藝》的時候，當我們要告別《正大綜藝》的時候，當觀眾已經知道信息的時候，我接到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封信希望我在這場告別播出的節目中，能夠穿一套白色的西裝，打一個深紅色的領帶，希望楊瀾穿一身桃紅色的西裝，時間非常急迫，但是我覺得觀眾的這種意見和建議確實很感人，我和楊瀾千方百計地滿足了他的願望。
孫小梅：剛才您説到那身白西裝是專門在外地定做的，當年您專門做過一件藍襯衣，您還有印象嗎？
趙忠祥：時代不同了，都是做衣服，卻表現出了兩個時代的物質生活和審美取向。80年代初，我穿著一件的確良衣服去游泳，回來的時候我找不著了，給我急得要命，我只能光著上身回來。要出圖像了，衣服一時上哪找去？那個時候商店裏沒那麼多特別合適的衣服，我就跟我愛人説了，我愛人非常支持我，她説我給你做一件上衣，你要什麼樣的顏色？那個時候最好的料子就是的確良，我這人特別喜歡藍色，我就要求她給我挑一塊灰藍色的的確良的布料，她跑了幾個商店買了這樣一塊布，我要求她給我做一件長領子的短襯衣，因為我腦袋比較大，臉盤也比較大，我説你把領子給我做得稍微大一點，她就給我那樣做了，於是這件衣服就變成我出鏡的禮服。後來我發現，一個時代的相片冊幾乎有一、二百張穿著這件衣服照的相片，哪怕穿西服外套裏面也是這件灰藍色的襯衫，好象沒衣服可換了。可以説，我穿著它走南闖北、飄洋過海。
孫小梅：剛才在老臺您跟我説，您在幾十年前沒有想到電視臺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展到現在這樣一個規模，今天我們站在這裡，把這裡作為一個新的起點，而且我們中央電視臺的新址又在東邊已經破土動工了，那您再給我們設想一下未來中央電視臺會發展成什麼樣？
趙忠祥：上個世紀，我和中央電視臺的一個老工程師羅工曾經在幹校勞動，我們有幸同在一個小的茅草棚裏居住，養100多頭豬。我記得有一個晚上，外面刮著寒風，窩棚裏連火都沒有，羅工就問我，你設想一下今後的電視會怎麼發展？我説，羅工您真執著，電視什麼樣我都忘了，我就記得咱有100多頭豬，您還讓我説電視今後怎麼發展。您要非讓我説也可以，您就大膽的去實施，那我就説一個。您今後別隔著玻璃，別隔著那盒子跟我們進行交流，我要吃什麼就端過來了，我要看什麼節目就站在我跟前演，什麼都不要，既不要那線，也不要那殼子，也不要玻璃片，讓他活生生的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參與其中。我以為諷刺他兩句，老人家一定很不高興，沒想到他沉思良久，給了我三個字：太好了，你想得太好了，你再想想，我説我不敢想了，能達到這一步就行了。我知道2008年還達不到，我也不知哪天能達到，但是我永遠會記得1972年有一個寒冷的夜晚，我跟羅工兩個人在豬圈旁邊講的那一番話。
45年過去了，回想起那些電視人的故事，老趙記憶猶新。今天，當我們面對未來時，老趙更是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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