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人簡介
高培勇：中國人民大學財經學院教授、博士，多年從事經濟學研究，在國家審計學理論及中國公共財政建設理論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內容簡介
在今天，公共財政的概念已經被廣大百姓所認識，重點結合中國社會的公共財政的特徵，詳細闡述了公共財政在當今中國的重要作用。
第一，叫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簡稱為“公共性”。就是講，公共財政的職能範圍要嚴格地按照滿足整個社會的公共需要的口徑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於滿足哪一個階級、哪一個集團、哪一種所有制性質的需要。而應把全民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滿足於國有制經濟單位，全民所有制經濟單位，公有制經濟單位的這樣一種需要。
那麼按照社會公共需要的這樣一種口徑，哪些項目公共財政是必須涉足，必須擔負的呢？第一叫生産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們現實社會當中，每個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樣一種物品或者服務。
第二個事項我們叫調節收入分配。説到調節收入分配，我們特指的是調節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應當説公共財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調節，是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賦予財政稅收的一項新職能和新任務。
第三個事項，那就是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就是我們所説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本身是不能保證自動的穩定長期地增長下去，它會有波動、它會有週期。而政府作為經濟生活當中的一種重要的經濟力量是有可能通過一定的手段來達到熨平經濟週期，保證經濟穩定發展的這樣一種可能性的。
公共財政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我們可以把它歸結為立足於非盈利性，也可以簡稱非盈利性。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只是表明公共財政下的政府收支的運作，要始終堅持以公共利益的極大化，作為自己的取捨目標，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而絕不能以投資賺錢、投資牟利作為自己的行為趨向。
公共財政的第三個基本特徵叫做收支行為規範化，也就是可以簡稱為規範性。它指什麼呢？指的是政府的財政收支運作一定要講規矩、有規矩、守規矩；而不能不講規矩、沒有規矩、不守規矩。
《中國公共財政建設》 （全文）
我覺得選擇中國的公共財政建設這樣一個主題呀，是非常必要的。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我想到了兩件事：一件是如果説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公正財政這樣一個話題還比較生疏的話，那不是源於公共財政和我們每個百姓日常生活的距離，而是源於我們的體制環境。大家其實都知道，所謂公共財政其實就是指政府的收入與支出；而政府的收入與支出同現實生活當中的你我他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起碼政府的收入源於從你我他口袋中掏的那些稅收、起碼政府的支出要花到與現實生活中的你我他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物品或服務上。所以我們説公共財政説到底，説穿了就是一種和大家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那樣一種公共的財政、大眾的財政。現實生活當中我們的老百姓，從對公共財政的這樣一種生疏，本身就説明我們必須想方設法大力的宣傳公共財政，讓我們的老百姓，能夠充分地認識公共財政。
我還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最近的一段時間不斷地有人問我，説從1998年以後，新一屆政府在財政稅收領域推出了很多的改革舉措。那麼，你説比較重要的、比較主要的、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影響比較大的項目是什麼？我説那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但是如果時間不夠，如果要尋找出一條主線，並且以這條主線來涵概幾乎所有的改革事項，那麼我們説那就是公共財政的建設。
過去的五年，中國政府圍繞著財政稅收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舉措，事實上都是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之內來完成的。我們還可以把眼光追溯到改革以來的這23年，正好像我們的改革儘管沒有正式宣佈，但事實上我們一直是延著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道路走過來的一樣。我們在財政稅收領域當中所推出的各個項目的改革舉措，事實上從一開始就是以公共財政的框架作為改革的取向的。大家還可以往前看，説今後的五年、今後的十年以至更長的時間，我們的財政稅收工作要做什麼？我們要做的無非還是要積極地推進公正財政框架構件的過程。這樣説來，就説明公共財政同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同現實生活當中的你、我、他，我們每一個人的密切關係。但是可以跟大家這樣講，公共財政儘管如此重要，公共財政儘管應當讓我們如此頻繁的去提及它、去重視它，但過去我們並不是使用這樣一個名稱，在過去我們更多的是使用國家財政，或簡單的稱之為財政這樣一個提法。
據我的印象，如果不做過細的考察，從改革開放以後，我第一次見到公共財政這個提法，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大概是1982年或1983年的樣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美國經濟學家阿吐 愛克斯坦所寫的一本小冊子，取名叫《public finance》。不過這一次譯者並沒有使用以往的譯法，把它稱作“財政學”，或“財政”，而是在“財政學”、“財政”前面加了兩個字“公共”，把它譯為《公共財政學》，公共財政學相對於過去的財政或財政學而言，應當説是一個不小的變化。但是，也許在那個時候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在“財政”前面加上“公共”兩個字，所蘊含的深刻的經濟內涵。人們只是把它作為一種譯法的改變，而忽略掉了。儘管後來在不少經濟文獻上，也會不時地看到有關公共財政的提法，但是人們至多把它作為一種直譯，而沒有給予特別的考究，我特別地思索。
事情到了20世紀的90年代初期，公共財政這個提法又被人們提到議事日程了。當時的背景是這樣子，大家可能還記得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們一直為一個事情著急，那就是中國的財政一天比一天困難。財政困難説到政府收支困難大家自然會想到，那麼收入肯定是少了，支出可能就多了。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人們想到的所謂增收節支的措施，是很難派上用場的，我們都知道從1980年之後，中國的政府收入佔所謂GDP的比重一個勁地下滑，而且大家已經看到，在短時間之內，要想扭轉這樣一個勢頭，是徒勞無功的，是很難有所作為的。既然收入一方解決不了太多的問題，大家的視野自然而然地就轉到了支出。也就是想辦法去壓縮政府的支出，但大家都的懂得一個道理，壓縮一個個人支出，説你上個月一個月是三千塊錢的工資，這個月只有兩千五百塊錢，那自然而然你會壓縮五百塊錢。但是對於政府是很難做到這一點，要壓縮從整體的政府支出規模，恐怕沒有人去反對你。但是這個總體的支出規模最終要落實是到哪個單位、哪個人、哪個企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我們就得想一些理由，那麼想到什麼理由呢？大家看到説中國的財政支出規模之所以龐大，源於中國的政府財政管的事情過多，要壓縮財政的支出規模，大家也看到説西方國家的財政支出規模相對於中國政府的支出規模而言，是小而窄的。於是有人提出，説能不能按照西方國家的財政支出結構來改造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正好像在那個時候，人們已經把公共財政和西方財政等同起來一樣。在那樣一種背景條件下，人們就接受了一種提法，那就是要按照公共財政的支出結構來改造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所以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公共財政就被重提了。
事情又到了1994年，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我們進行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稅制改革，稅制改革的主導思想就是要按照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體制來調整中國的稅收制度，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中國的稅收體系。那麼，當時的稅制改革，事實上就已經賦予了它一個特殊的內容，既然都是以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背景，那麼，稅制改革自然而然也要納入到公共財政框架的體系當中來。因此那個時候提法也經常會這樣來使用，就是稅收制度改革要納入到公共財政的框架當中去。比如説當我們進行財政支出改革的時候，表面上我們是在進行支出結構的調整。但是大家都知道，財政的支出事實上反映著政府的活動、反映著政府的職能。説你某一方面支出應當減下來，但是由於幹這些事的政府機構還在、政府的編制還在，事實上你是很難把這筆錢壓縮下去的。
這樣一來，我們又看到一件事情，政府支出結構的調整，事實上要牽扯到政府職能範圍的調整。認識一旦提升到這樣一個層次，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過去那樣一種零敲碎打形的、局部性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個意義的調整。而是把它的改革推進到更高一個層次，那就是對整個的政府收入、整個的政府支出制度進行整體性的變革。也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條件下，1998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了中國要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這樣一個目標。也可以講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財政改革與發展，明確地把目標定位在公共財政建設這樣一個目標上，一旦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公共財政，而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財政”或“國家財政”這個名稱的時候，大家就要有問題了，這期間究竟有哪些變化？我們講用公共財政來替代過去那樣一種簡單的財政的稱謂並非僅僅是定位，而有著實實在在的變化。
比如過去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經常使用的財政一詞，事實上用一句簡單的話語來講，那是定位在國有制財政，或全民所有制財政這個意義上。我只想舉三個方面的例子：第一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的財政收入結構；1978年如果以那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作為100％的話，那麼大家有機會可以查查當時的文獻，來自於國有制經濟單位的繳款份額達到了86.8％，也就是説在全部的財政收入當中有86.8％的錢是從國有制經濟單位那裏獲得的。如果在此基礎上加上來自於城市大集體，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準國營經濟單位的繳款，這個比重就會提升到將近95％。所以，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形容當時的財政收入結構，可以把它稱作“取自家之財”。
再看我們的財政支出結構，同樣是1978年，那一年如果以全國的財政支出結構作為100％，那麼來自財政投向基本支出項目下的支出份額就達到40.4％。基本建設支出表明什麼呢？大家都知道，由財政、由政府拿錢搞的基本建設，肯定是要形成國有資産的。也就是説，它肯定是注入到國有制經濟單位領域。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加上政府投向於國有制經濟單位的增撥流動資金支出、挖潛改造資金支出、科技三項費用，以及為國有企業撥付的諸如幼兒園、託兒所、子弟學校、社會福利設施等等方面的支出。那麼可以這樣講，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政府投向於國有制經濟單位的錢，大體要佔到整個財政支出規模的90％以上。那麼在那個時期，政府是不是也向國有制經濟單位之外撥付些錢呢？是有的，也撥付的，但是且不説它的額度非常之小，就連它的名稱也體現著國有制財政的這樣一個特殊的特徵。
比如那時候政府也向農業、農村、農民那裏撥付一些款項，但是一旦沾上“農”字，一旦財政把錢往“農”字方面去撥付的時候，大家想一想，我們是用什麼樣的一個名稱來涵蓋它的意義呢？叫“支援農業支出”，什麼叫支援？意思是什麼呢？這不是我份內的事情，這是我支援你所幹的一些事情。因此，如果同樣用現代的眼光來衡量、來描述當時的財政支出結構，我們可以這樣描述，那是“辦自家之事”。所以當時的財政收入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我們今天是這樣描述的，叫做“取自家之財，來辦自家之事”。
我們還可以看一看當時的財政稅收政策的取向。很多人都研究過中國公共政策的發展史。但是你如果只是關注或者你如果更多地關注計劃經濟體制年代的我們的公共政策的取向的時候，特別是我們的財政稅收政策取向的時候，那麼那個時候老師也會告訴你，叫什麼？叫“區別對待”。什麼“叫區別對待”？表現在稅收上，那就是私營企業的稅負要重於集體企業，集體企業的稅負要重於國有企業。那是一種典型的按照所有制性質的不同，而制定的稅收政策。如果你想考察一下當時政府的財政支出政策取向，那麼前面也已經告訴你，政府財政的錢大量的是用於國有制經濟單位的撥款，政府財政事實上已經被賦于了一種培育發展國有制經濟，消滅以至剷除私有制經濟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使命。
考察完當時中國的財政收支結構之後，我們再來看一看改革以來我們正在構建中的所謂的公共財政的這樣一種收支結構以及它的政策取向。我們還是可以用數字來説明。先看我們目前的財政收入結構，2001年，你可以看到如果同樣以整個的財政收入作為100％的話，那麼你去觀察整個的財政收入結構，你也可以觀察某一個省份的財政收入結構，甚至某一個很小的地區財政的收入結構。儘管可能全國的情況有些差異，但總的格局是來自於國有制經濟單位的繳款和來自於非國有制經濟單位的繳款，已經達到了兩分天下的格局。而且事實上從1998年開始，我們已經正式對外宣佈，就整體而言，中國政府的收入格局是國有制經濟單位和非國有制經濟單位兩分天下。從1998年以後的這四、五年間，中國的非國有制經濟發展的勢頭非常迅猛，伴隨著這一迅猛的勢頭，中國非國有制經濟給予中國政府收入的貢獻度也在提高。所以，如果仍然用過去的語言、過去的術語來描述現實的中國政府的收入格局，我們説目前已經不再是“取自家之財”，而是“取眾人之財”了。
再看我們的支出結構，2001年在中央一級的財政支出結構當中你會看到政府用於基本建設的支出也就是投向於基本建設支出領域支出不足15％。如果在資金上剔除掉政府為了執行所謂機制財政政策，而以國債的發行收入搞的那些基礎設施和一些公共設施，那麼真正的本來意義上的基本建設支出，已經不足8％。由40.4％一路下滑到不足8％，這表明什麼呢？這表明政府投向於國有制經濟單位的款項，在大幅度地下降。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伴隨著政府對國有制經濟單位撥款數額的減少，結構性的變化，哪些支出項目增加了呢？我們可以看一看我們身邊的學校，我們可以説科教文衛事業方面的支出增長了，這些年它已佔到了財政支出的20％；還可以看一看我們身邊的父母、我們周圍的人群，哪些支出增加了呢？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增長了、城市低保收入的支出、還有養老金的支出、什麼撫恤性的支出等等，它已經佔到我們財政收入的18％；還有哪些支出增長了呢？我們的國防支出在增長，我們行政事業單位在增長，我們的周邊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支出在增長，我們的環境保護方面的支出在增長。一句話，政府用於公共事業領域的支出在增長。那麼在今天這個時候，我們再來描述我們現在的財政支出結構的時候，恐怕已經不再能使用過去那樣一種“辦自家之事”而是要做一個替換，“辦眾人之事”，也就是説伴隨著市場化的進程，伴隨著公共財政的建設，我們在財政的收支結構上已經實現了由“取自家之財，辦自家之事”，到“取眾人之財，辦眾人之事”這樣一個歷史性的跨越。
還可以再看一看我們當前的財政稅收政策取向，今天中國的公共政策已經不同於計劃經濟年代的公共政策。在計劃經濟年代，如果你説區別對待，恐怕沒有人去反對你，但是當今天我在這個場合説我們仍然要執行“區別對待”政策，恐怕沒有一個人會贊成你。我們現在執行的政策是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叫“國民待遇”，意思説什麼呢？説不僅僅是給予外國人待遇，要按照給予中國人的待遇那樣去進行，而且指的是只要是中國人，不管你是哪樣一種身份、不管你屬於哪樣一種所有制性質，那麼只要是中國人都要享受同等的待遇，這就説明我們今天的公共財政的格局，正在逐步地形成。好了，現在可以講中國的財政已經由過去的傳統意義的國家財政，在向公共財政的方向在轉變，儘管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有很多的事項沒有推出，還有很多的任務沒有完成，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已經踏上這樣的一條道路。這條道路不能去小看它，它應當説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為了能夠更充分地更清晰地認識中國的公共財政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我們不妨分析得稍微細緻一點，那就是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來把握公共財政的基本點，也就是説，把握了哪幾個基本點我們就可以把握整個的公共財政框架本身。應當這樣講，儘管理論界和中國的政府部門對於公共財政的認識還處在不斷的深化當中，還處在討論和研究狀態。但是，在公共財政的基本特徵這個問題上，認識已經逐步趨於一致。就今天的情況看來，我們説中國要構建的公共財政，起碼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的特徵。
第一，叫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簡稱為“公共性”，那是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講，公共財政的職能範圍要嚴格地按照滿足整個社會的公共需要的口徑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於滿足哪一個階級、哪一個集團、哪一種所有制性質的需要。也就是説到今天這個時候，我們的公共財政的職能範圍的定位已經把全民的利益、整個社會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滿足於國有制經濟單位、全民所有制經濟單位、公有制經濟單位的這樣一種需要。按照這樣一個線索，那就是凡是屬於公共利益的項目、凡是屬於社會公共需要領域的項目，公共財政就必須涉足、必須去保證；凡是不屬於或不可以納入社會公共需要領域的事項，公共財政就堅決地要退出、堅決地要不涉足它。
好了，那麼按照社會公共需要的這樣一種口徑，哪些項目公共財政是必須涉足，必須擔負的呢？可以把它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叫生産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們現實社會當中，每個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樣一種物品或者服務，我們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在現實生活當中，除了能夠從市場上買到的那些所謂的私人物品或服務之外，我們同樣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務。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誰來保證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恐怕沒有別的什麼其他的途徑，只能是政府的提供、政府的生産。政府拿什麼去生産和提供公共物品，只能通過政府的財政收入、只能通過政府的財政支出，這是一個事項。
第二個事項我們叫調節收入分配。説到調節收入分配，我們特指的是調節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應當説公共財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調節，是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賦予財政稅收的一項新職能和新任務。在以往的計劃經濟年代，我們的財政是不擔負這樣的職能的，那個時候大家可能也會想到，説也使用“調節”，也使用“分配”這樣的字眼，但那個時候的調節那個時候的分配，單純指的是調節國有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水平的那樣一種分配、那樣一種調節。而不是像今天這樣特指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要有公共財政來擔負起調節居民個人收入分配水平這樣一種新職能、新任務，是因為我們的市場經濟制度選擇了按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産要素的貢獻度來分配的這樣一種分配原則。這是市場經濟規律的特殊要求，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但是大家都懂得一條，只要實行按要素分配，那就免不了人與人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人與人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定限度之內，可能會有利於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如果差距擴大了，它就會可能危害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一旦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面臨來自與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危險，這個時候，不管是窮人，也不論你可能是一個富人，所有的人都會要求政府出面來調節收入分配。也就是到這個時候，調節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已經演化為一種社會的公共需要。但是，由誰來調節居民個人的收入分配，恐怕大家都知道，在我們的公共部門經濟學當中，收入分配始終是被視為市場失靈的一個領域的，只要是市場經濟、只要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在這個框架之內，不可能找到解決收入分配的辦法，而只能尋求非市場的方式。而非市場的方式我們有什麼樣的選擇呢？在當前的背景條件下，當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當中，政府所能把握的、所能操作的無非是稅收和財政當中的轉移支付兩個方面的手段，幾乎所有的稅收都具有再分配的功能，而不管是扭轉稅還是直接稅，只要是你消費的份額比別人大，只要你消費的物品的檔次比別人高，你就得比別人多付稅、多繳稅。而且，政府通過稅收拿來的錢，還可以通過財政支出當中的轉移支付項目，再分配給那些需要救濟、需要照顧的一些收入比較低的群體。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的職能和任務，是要由公共財政來擔負的。
第三個事項，那就是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就是我們所説的宏觀調控。各位都知道一條，市場經濟本身是不能保證自動的穩定長期地增長下去，它會有波動，它會有週期，而政府作為經濟生活當中的一種重要的經濟力量是有可能通過一定的手段來達到熨平經濟週期，保證經濟穩定發展的這樣一種可能性的。那麼好了，在現實生活當中政府靠什麼手段去調控經濟？靠什麼手段來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呢？你也可以去尋找，但是我們可以告訴你，沒有別的其他什麼手段，只能是財政政策手段和貨幣政策手段。這就説明財政政策或者説公共財政和經濟的穩定增長之間那樣一種密切的聯絡，這是公共財政的第一個基本特徵，我們説叫著眼于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
公共財政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我們可以把它歸結為立足於非盈利性，也可以簡稱非盈利性。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只是表明公共財政下的政府收支的運作，要始終堅持以公共利益的極大化，作為自己的取捨目標，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而絕不能以投資賺錢、投資牟利作為自己的行為趨向。這恐怕是一個需要極大的轉變觀念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們的政府既是企業，也是社會管理者，因此政企不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個時候有人要提出説政府不要管企業、不要想著投資盈利，恐怕沒有人會贊成你，沒有人能夠允許你。但是，隨著我們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之後，政府的角色定位就發生變化了，可以在任何場合詢問任何人，你問他什麼是企業？他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企業就是以利潤極大化作為行為動機的一個經濟實體，但是把這個答案放在一邊你再繼續問他，什麼是政府？恐怕就沒有那麼多的人能夠説的明白了，我們説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它具有著不同於企業的行為動機和行為的軌道。同企業要追求利潤極大化，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應當是一個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極大化，作為行為動機的一個實體單位，政府部門産生存在和運轉的惟一理由，就在於他要為我們去追求公共利益。以此為基礎，也可以説到政府的收入，應當是本著追求公共利益極大化的這樣一個線索去獲取，政府的支出也始終要延著、要瞄准保證滿足整個社會的公共需要這樣一個線索去撥付。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如果你再説政府要拿錢，去搞一些盈利性的、投資性的能夠給企業帶來某些利潤的那樣一些投資項目，我們説它就不應當是公共財政的所作所為了。過去我們在學校的時候，説政府的支出、政府的錢應當花向何方？我們腦子裏總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投資回報率多高、投資回收期多長，我們的潛臺詞就是政府的錢一定要花到那些投資回報率高，投資回收期短的建設和生産項目當中去。但是，今天我們可以告訴你，這樣的理念已經不適合中國的公共財政這樣一種框架，不適合公共財政建設的這樣一種背景，因為中國的財政已經被賦予了公共性的特徵，而公共性就決定了它和盈利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花到財政支出領域的錢，我們經常説它是有去無回的。公共性的支出，不可能同時帶來盈利；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思考方式，我們很多人都學過會計，大家都懂得一條，企業的會計和政府部門的會計帳戶的設置，有很大的區別，企業的會計帳戶的設置是資産負債表，它假設的是企業的資金流動是一種循環的資金流動，有投入也有産出。但是，政府部門的會計它的設置是經費來源、經費使用、經費的節余，它的流動是一種單向的直線的流動，它假定政府只有投入沒有産出，我當然並不排除一些少許的例外，政府的某些支出項目，可能會帶來一些盈利，可能會帶來少許的盈利，但是説它盈利，可能並不那麼貼切，它可能只是少許的一點收入，這點收入相對於整體的政府的支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公共財政的格局條件下，必須確立一種理念，那就是政府財政的錢，必須投向於非盈利性的非競爭性的領域當中去。
公共財政的第三個基本特徵叫做收支行為規範化，也就是可以簡稱為規範性。它指什麼呢？指的是政府的財政收支運作一定要講規矩、有規矩、守規矩；而不能不講規矩、沒有規矩、不守規矩。乍一聽到這樣一句話，可能覺得説的過重，但是我要想跟大家解釋的是，在我們傳統的財政收支格局條件下，我們那個時候，儘管不能説沒有規矩，儘管不能説不講規矩、不守規矩，但是大家注意一個基本知識，那個時候的財政收入“取的是自家之財”，那個時候的政府支出“辦的是自家之事”。因此在那個時候所有的規矩都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內制定的，就好像一個家庭，説給大兒子結婚用的錢，小兒子上學急需，可以很自然地拿來挪用一樣。政府財政的錢在那個時候也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內隨意地去擺布。但是一旦我們走向了“取眾人之財，辦眾人之事”這樣一條道路，那麼我們的財政收入的運作、財政支出的運作，就必須要納入眾人的視野，按照眾人的意願來進行。這個時候必須得講規矩、必須得守規矩、必須得定規矩。那麼怎麼才能做到政府的收入與支出講規矩、有規矩、守規矩呢？我們也可以提出三個方面的標誌。
第一叫以法制為基礎，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政府的支出必須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之上；第二，全部政府收支及預算也就是講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不管你是哪樣一種性質的、不管你是哪樣一種形式的、不管你是哪樣一種項目的，都要統統納入到政府預算所覆蓋的範圍當中去；第三個標誌叫做財政稅務部門統攬政府收支，按照政府部門的職能分工的基本原理、按照規範化的要求，能夠從企業和居民那裏取得收入的只能是專門掌管政府收支的財政稅務部門，而不允許其他的政府職能部門也從老百姓那裏去取得收入、取得集資、取得攤派、取得罰款，否則大家可以想見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就無從把握，政府的收入的量，也無法統計。説到這裡，我們想，滿足於社會公共需要，立足於非盈利性，再加上收支行為規範化。
這三個基本特徵，我們已經給大家展現了一個有關公共財政的運作的基本格局，這樣的一種公共財政的格局，究竟有什麼用呢？它和我們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我們每一個家庭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它究竟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就目前的狀況講，公共財政建設的積極意義，至少存在於三個方面：第一我們已經發現，公共財政的建設已經並正在推動著中國政府部門職能格局的轉軌；第二個方面的的積極意義，那就是公共財政的建設已經並正在推動著政府收支行為的規範化；第三個積極意義，我們説公共財政的建設，已經並正在推動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所以，總而言之一句話，中國的公共財政建設已經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産生了積極而深遠的意義，並且將極大的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我們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沒有別的選擇，那就是要介入到這樣一種公共財政建設當中，要把它和我們每個家庭每個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聯絡起來，從我們的角度、從我們的個人定位上，去積極地推動公共財政的建設步伐，我就先説到這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