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與主持人路一鳴一起吃飯，我説：“我從來沒見過張教授慌張過，他總是那麼沉著、從容。”一鳴既打趣又認真地説：“那是因為他肚子裏有貨。”也許是做學生出身，對學院派不由自主地感到親切，我對我的導師就是如此。但是在訪問張教授之前，心裏還是直打鼓，會不會哪個問題問砸了，從此不被他看重。關於經濟，我在他眼裏一定還是個小學生。
從上海回來的當晚，我接到張教授的電話。他也剛從深圳飛回，我們約好第二天下午四點鐘做採訪。之前，由於他很忙，我和張教授之間基本採取的是E-MAIL化的溝通方式，他的信總是很短，一兩句話，有時用中文，有時用英文。因為他有過留英的背景，那天的通話結束之時，已是平安夜，所以我説，張教授，祝您聖誕節快樂。他依然一副淡然的語氣，不熱烈，我以為他不喜歡這些。
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的辦公室裏，我們開始了交談。面對他，我的措辭都變得學院化了，他一直聽，不太説話。我説：“留英的日子對您的人生影響有多大？”“很大，它奠定了我事業的雛形。”“那今天的情形是您小時候夢想過的嗎？或者，您理想中的人生是今天這樣嗎？”“不是，小時候哪能想那麼多？因為沒有見過嘛。如果有理想，也就是當個幹部，吃國家飯。所以説到創新，我認為首先必須有見識，沒有見過又怎麼能夠突破？”他回到辦公桌前，一會兒又過來，坐下，原來是拿了煙過來。點燃煙，他的話開始多起來，情緒也很飽滿，我們談了很多。講起當初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高薪引進外來人才時，他所用的説服法令我感嘆，方式也與眾不同--講邏輯。不知是邏輯造就了智者，還是智者的話勢必充滿邏輯，看來我需要再回到學校修修哲學課了，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跟這樣的一個人在這樣一個下午度過了美好的兩小時。
問起飲食習慣，他説他生活很簡單，不喝茶，也沒有在海外養成喝咖啡的習慣，白水就可以了，惟一的就是喜歡吃棗，因為是陜西人，紅棗是老家的特産。張教授身上有一種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個採訪對象的東西，質樸、沉著，沒有商業化的虛榮，也沒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我説您做事的風格如何？“隨遇而安，無為而至；要麼不做，要就做好”。我由衷地敬重他。這正是我多年來無限憧憬的境界，真正的智者也許就是在出世與入世之間遊刃有餘。
如果不是秘書打斷，提醒下一個安排到了，我們的談話一定可以更痛快。臨走，我説：“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能送我一本您的書嗎？”他轉身走到身後的大書櫃裏找書。他的辦公室身兼多種功能，副院長處理行政事務的場所，學者作學問的場所--這個巨大的書櫃就是標識。他遞給我書，《産權、政府及信譽》，我知道張教授一直在為中國企業的信用搖旗吶喊，我也曾看過同一系列“經濟學家叢書”之一的一本書，吳敬鏈先生的《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
年會前天又見到張教授，我不客氣地説：“年會那天您得換套衣服。”他説：“怎麼，我這套不行呀？”“不行。顏色太深，也舊了。”“可我就這麼一套西裝。”“那您就買套新的。都當選十大經濟人物了，應該買一套新的，還要建議您買套深灰色的。”年會當天，他果然穿了一身新西裝，我開心地説：“張教授，穿上新衣服了？”“你不是要我買一套新的嘛，而且還是深灰色的。你知道它我花了多少錢？”正當此時，年會的錄製要開始了，我們的對話沒能繼續。所以下次再見到他，我一定得問問，那套新西裝到底花了他多少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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