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備忘錄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08日 09:32

　　SARS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事實已經證明，當4月20日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後，疫情逐步受到了遏制，失控的局面開始發生了轉折。

　　在這之前，不少人都是在不知情、沒設防的狀態下一個一個倒下的。其中包括一些救死扶傷的醫務工作者。

　　一位醫務幹部説，他經歷的一個老同學從病到死的整個過程不堪回首。當他看了中央決定免去兩個高官的電視，竟激動地流了淚：“可把他們撤了，要不還不知得死多少人！”另一位醫生説：“政府糾錯了，我們該上了！”

　　作為新聞記者，面對SARS這場災難，我們本該介入得更早，本該讓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們沒有做到。儘管能夠找到許多原因為自己的怯懦開脫，但在不該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顯得那麼虛偽、無力。

　　這篇備忘錄裏記錄的不僅是兩個家庭的命運。

　　從一線採訪回來，總也抹不去那些悲傷和痛苦。我們想説：

　　只有活著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靈魂才能安息。

　　只有記住所有死去的人，抗擊SARS的勝利才有意義。

　　本報記者賀延光講述--姚寶全一家的非典遭遇

　　在抗擊SARS的日子裏，人們已經熟知醫務人員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當一個危重病人終因搶救無效不幸死亡時，房間裏的空氣突然凝固了，筋疲力盡的醫生，久久地站在遺體旁，他們雖然與亡者素不相識，卻為一個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這是我們在北京地壇醫院採訪時親歷的場景。

　　一個星期後，我終於找到了當天在場的醫生郭利民，他是ICU病區的主任，在我拍的一張照片中，他處於畫面中心，是一個背影。

　　“您那天掉眼淚了嗎？”我問，當時人們都戴著防護鏡，我看不清他的眼睛。

　　“怎麼能不落淚。你還不知道，劉子軍，就是那個麻醉師，跑到走廊，都忍不住哭出聲來了！”

　　劉子軍告訴我們，有一次搶救一位婦女，和她一同住院的12歲的兒子跪在我面前哀求：“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媽媽呀！”最終，人還是沒救過來。從此，不知怎的，每當我做手術時，耳邊總響起了那個男孩兒的哀求聲。

　　這段時間，北京地壇醫院的醫務人員沒有不掉淚的。很多人都跟我們説過，病人太痛苦、太無助、太讓人同情了！你們知道嗎，他們一旦進了SARS病房，如活不過來，至死也見不到一位親人啊！

　　SARS，對中國是一場嚴峻考驗。

　　SARS，對一些不幸家庭，更是一場滅頂之災。

　　2003年5月14日，我在地壇醫院外面，又一次見到上面講的那個12歲的男孩，他胖乎乎的，站在警戒線裏，此時身上沒有了病號服，只是戴了個大口罩。

　　我問：“怎麼，出院啦？”他點了一下頭。

　　“誰接你？”我又問，同時心裏緊了一下，我知道他媽媽已死了多日，醫院沒敢告訴他，只説你媽轉院了。“你不認識我啦？那天在病房裏，你趴在床上玩遊戲機，我給你照相，你還説，可別把我當標本啊！”

　　孩子笑了：“想起來了，是我爸爸來接我。”

　　我過去和正在辦手續的他爸爸聊了起來。

　　他叫姚寶全，39歲，戴著大口罩，雙眼黯然無神，穿的衣服像是多少天沒洗了。他知道了我認識他兒子，趕忙把我拉到一邊，悄聲説：“你可別跟孩子透露他媽的事啊。”

　　電視臺的記者也過來了，並將鏡頭對準了他問：“這麼長時間，孩子一個人在醫院，你能放心嗎？”老姚説：“國家下了這麼大力量，我能不放心？再説，同病房的一位張大哥和一位馬大哥對我這兒子可照顧了。以後他們出院了，我一定去見見兩位大哥，要好好謝謝他們！”

　　這時，旁邊推著自行車的一位婦女突然問正在換衣服的孩子：“你是姚隸吧？”又説：“我是給你病房的張大爺送飯來了，我是他愛人。”老姚聽見了，急忙走過去，手中的塑料袋也沒放下就趕緊雙手作揖，衝她一個勁兒地説感激話。

　　老姚帶著孩子走了。望著一個父親手牽著兒子的背影，我鼻子裏酸酸的，不知為什麼又追上去，把老姚拉到旁邊低聲説：“姚師傅，你得堅強些啊，家裏其他人還好吧？”

　　姚寶全嘆了口氣：“我們家11口子，8個住了院。”“啊？！”我好像有了預感：“除了你愛人，其他人……”老姚説：“孩子他媽走了，我爸我媽也走了，地壇還住著我倆哥和一個嫂子，胸科醫院還住著一個嫂子。這段時間，我光跑醫院都跑不過來。”老姚眼睛紅紅的，沒有眼淚。

　　我呆呆地愣在那兒，説不出話。

　　災難本不該降臨到這個普通家庭。

　　4月5日淩晨，73歲的母親上廁所摔了一跤，家人很快將老太太送到就近的人民醫院，躺在急診科通道的病床上輸液，由姚寶全的兩個哥哥、兩個嫂子和自己媳婦輪流照顧著。頂在班上的老姚已聽説了“非典”的事，趕緊告訴家人：“別在醫院呆了，弄些藥回家打都行。”

　　12日，躺在家的母親開始發燒，一家人又慌忙把老人送到人民醫院。姚寶全趕到時，母親和兩個哥哥都戴上了口罩。二哥擺著手讓寶全回去：“這兒已經有非典了，你什麼都沒戴！”母親病成這樣，我怎麼能走呢？寶全趕緊叫媳婦出去買來口罩，一人戴兩個，把二哥替換下來，又叫自己媳婦呆到外面去。

　　此時的人民醫院已是人滿為患。急診科的觀察室早已住滿了人，通道兩邊的病床上、椅子上一個挨一個，躺著的、坐著的，還有蹲著的，全是病人和家屬。“不算來的，也不算走的，呆在走廊的至少有百十人，亂糟糟的，沒法形容。”老姚回憶起來面有懼色，“誰體質弱，誰準能染上病。”

　　母親輸了一天液，大夫讓回家，説：“能走的儘量走吧。”

　　這時，寶全媳婦匆匆過來，神色慌張地對丈夫説：“我聽那邊的大夫對一個人説，你家屬得的就是這個病（非典）！她那孩子十七八歲，也發燒咳嗽，咱們趕緊走吧。”

　　回到家的老太太高燒依然不退，連喝水都往外吐。想起都發怵的哥哥嫂子説：“別上‘人民’了，咱去‘平安’吧。”平安醫院是個區級醫院，離家也不遠。

　　14日，老母親在“平安”輸了液，還是不見好。大夫建議：“最好上大醫院。”當天，住在爺爺奶奶家的老姚的兒子開始發燒，體溫38攝氏度。

　　15日，萬般無奈的家人又將老人第三次送到人民醫院。

　　繼續輸液，又照了胸透。二哥急得找著了醫生問是不是非典，醫生説：“是。”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一聽都哭了：“咱幾個誰也跑不了了！”

　　晝夜在單位頂班的姚寶全因此躲過了一劫。

　　當日，70歲的老父親也開始發燒，家人再不敢去“人民”了，將他送進北大醫院留觀室的隔離病房，這兒的人也是滿滿的。

　　16日晚上，仍在單位上班的姚寶全接到大哥電話：“母親正在人民醫院搶救，這兒由我們盯著。你趕緊回來，直接去北大醫院，你媳婦、兒子也要住院，人家懷疑他倆也是。”姚寶全一下懵了。愣了一會兒神，走時又想起找領導請假。他跟副廠長説，咱倆距離遠點，我要是，別再給你們傳上。領導説，快回家吧，你每天要跟我通一次電話。

　　路很遠，這個工人咬咬牙，花了50元錢打的，急火火地趕到北大醫院，終於在感染三病房找到了媳婦和兒子。老姚一看，娘倆一人拿著一張胸片，媳婦的臉色都不對了，她已意識到什麼了吧。

　　“這是我最後一次這麼近的距離和媳婦見面。”事隔一個半月，姚寶全想起當時的情景，聲音哽咽，低下了頭。

　　我們沉默著。過了一會兒，我問：“以後再也沒見過你愛人？”

　　“見過一次，但距離太遠。”老姚説。

　　從那天起，姚寶全天天要到北大醫院，但病人已被隔離。老姚站在鐵柵欄外，離病區有五六十米，翹首望去，望眼欲穿。有時站累了，就在馬路牙子上坐一陣兒。

　　老姚説，柵欄外，有個穿白大褂拿電喇叭的老大姐挺好的，他要找媳婦兒子，都是她幫著用喇叭喊。喊出護士，護士再進去叫人，有時叫不出人來，可能他倆正在治療。那次看見兒子出來了，一手還舉著輸液瓶子，我就喊：你一定要多吃飯，多吃菜，需要什麼，就趕緊説！兒子朝我説什麼，我根本聽不著，只瞧見他衝我招手。

　　那天晚上，媳婦出來了，也舉著個吊瓶。她讓人傳過話來，要我明天早上趕快到醫院交錢，還在發燒，沒錢就不能用藥了。老姚跑到岳母家湊了7000元，又趕回醫院門口等，坐在地上就睡著了。

　　17日早8時，守著母親的大哥給姚寶全來電話，説父親和大嫂也在這家醫院急診室，快去看看吧。老姚這才知道這兒還有自己家的兩個人，當找到他們時，倆人都輸著液。“我已覺得我們這一家人都是非典，因為病情太相似了。”姚寶全腹中空空，哪有時間吃東西，兩頭來回跑無數次。

　　下午4時多，大哥又來了電話，説媽去世了。“我接完電話，心裏堵得什麼都説不出來，還不敢哭，得瞞著父親、嫂子，怕他們看出來。”姚寶全説，“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急忙走到外面，可往窗戶裏一看，老爺子那輸液管又掉出來了，又趕緊衝回去。”過會兒，老姚又跑到媳婦兒子那兒，人沒見著，但裏邊傳來話，要點酸奶、餅乾什麼的，説孩子想吃。“那陣兒，急得我連哭的時間都沒有！”

　　17日晚上7時多，聽大夫説要把這撥人轉走，大哥也從人民醫院趕過來了。姚寶全又買了一堆口罩剛走到門口，就看見120救護車到了。哥兒倆匆匆把這兩天才買的手機號碼寫在紙上，給了父親、大嫂各一份。車上下來的醫生護士穿得比醫院的人還嚴實，手套、鞋套，加上眼鏡，全身一點沒露。“一看我就害怕了。趕忙問開車的，人往哪兒拉？人家説是胸科醫院，在溫泉。我又問，那兒有公交車嗎？人家説不清楚。”

　　病人有30多個，一車坐4個人，大嫂和父親不在一輛車上。本來父親的身體相當好，想不到，這是姚寶全和大哥與父親見的最後一面。

　　救護車走了。大哥對寶全説，那邊8點多來車拉走母親往昌平火化，二哥二嫂跟著，你回去喘喘氣吧。回到家的老姚也不敢閒著，墩地、消毒衣物碗筷，把所有的被褥都晾到陽臺上。

　　18日，二嫂、大哥開始發燒了，人到北大醫院還是輸液。姚寶全一聽又怕了，説你們最好別在屋裏，出來輸。大哥也跟大夫講：“你讓我們上樓頂上輸我都沒意見。”但大夫説，輸液只能在這兒。那天，一間屋裏9張床，人滿滿的，已有護士穿上了隔離服。

　　19日，二哥也發燒了。姚寶全把存摺的錢取出全交了，手裏只剩下1000多元。

　　20日至24日，兩個哥哥和二嫂及寶全媳婦、兒子分別轉到地壇醫院。老姚想法把手機轉交給了孩子，這是和親人們溝通的惟一方式。

　　26日淩晨4時，地壇醫院給老姚來了電話：“你愛人相當不好，有可能就這一兩天……”老姚一聽，喘不過氣來：“求您，用最好的藥，把他們救過來……我把房子，賣了都行！”醫生説：“這兒什麼藥都有，我們一定會盡力的。不過，您還是要有思想準備。”

　　當日上午11時多，大哥又給寶全來了電話：“你快去‘胸科’，那兒給老爺子下了病危通知，人已不説話了，藥也不吃，針也不讓打。”同住“胸科”的大嫂後來告訴寶全，父親心情特別低落，總覺得是老伴連累了一家人，自己不想回來了。姚寶全回憶起老爺子臨上救護車時僅説的一句話：“都怨你媽上醫院，把你媳婦和孩子染上了。”唉，怎麼這麼想呢，人病了不上醫院上哪兒？！老爺子實在是壓力太大了。

　　此時的姚寶全有點急瘋了，他買了20個口罩和日常生活用品，要去陪父親，自己也準備不回來了，還趕緊給大姨子打電話，把孩子託付給她。之後，便打的往胸科醫院趕。

　　半路上，剛買的手機就響了，還是大哥來的：“你別去了，父親已經走了！”

　　當日，地壇醫院也給重症的媳婦下了病危通知。

　　27日，姚寶全跟兒子接通了電話，本和媽媽同住一屋的兒子已被醫院分到了另一間病房。老姚對12歲的孩子説：“你要去求求醫生叔叔阿姨救救你媽媽。你還要和媽媽多説話，一定要她挺過來！你吸完氧就去看她，但別讓她講話，她氣管已經切開了。”

　　晚上10時多，兒子又對老姚説：“我剛給媽媽喂完水回來，半缸子，她喝了一個多鐘頭。我累了，想去睡覺。”此時，孩子的體溫38.9攝氏度。

　　28日早不到7時，兒子給姚寶全又來了電話：“爸爸，我媽那屋怎麼沒人啦？”老姚一聽，淚如雨下，但他強忍著，對孩子説：“你媽轉到無菌病房去了……你還燒嗎？你就呆在房子裏吸氧，哪兒也別去……”

　　後來，老姚才知道，兒子從那天起，一接受完治療，就常在病區四處跑，他是想找到那間無菌病房……

　　姚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媳婦曾開過兩年出租，後賦閒在家，大哥二哥在基層工作，大嫂提前退了，二嫂下崗了。姚家是最普通的家庭，現在，這個家庭破碎了。

　　在噩夢般的4月，姚寶全也得到過難以忘懷的溫情，它來自工作單位、福綏境街道辦事處及孩子的學校，他也在搶救家人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國家的力量。但老姚也有弄不明白的事：我媽去醫院時，廣東的非典已經鬧開了，老百姓不知道，他們（衛生部門）還能不清楚？！老姚説，中央免掉衛生部長、北京市長的消息，我不知道，當時跑醫院，都急暈了。這事兒是後來岳父岳母告訴我的，説他們有錯，要負直接責任！

　　（中國青年報2003年6月18日“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