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８日夜，北京下起了雨，心裏開始有了一種寧靜的感覺。從２０日拍攝進入“非典”隔離區以來，到今天身體還沒有出現異常情況。２５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播出了我進入“非典”隔離區採訪的節目。

　　面對死亡我並不恐懼

　　４月中旬，我剛調到“新聞調查”，手續還沒有辦完，一天晚上製片人打電話時試探性地問我想不想做一期非典型肺炎的節目，話裏有一點猶豫，我當時覺得非常興奮，很痛快地答應了。挂了電話後又給製片人發了個短信，希望他明白我的迫切願望。製片人打來電話讓我開會。就這樣當晚和編導、攝像把拍攝方案訂了下來，編導開始聯絡醫院和專家。

　　當時心裏本能地就想做這期節目，作為記者，在這個發生大事的年代，處在風暴的中心，能夠在現場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所以我只想去看看，把這一切記錄下來，記錄是一種本能的慾望，想看發生了什麼，想讓大家知道。

　　我連續三天６次進入隔離區。面對疾病，並沒有感覺到恐懼，相反，感到的是憤怒，對病毒的憎恨。在拍攝病人轉院的時候，看到那麼多人被病毒破壞了原來的生活，心裏無比的憤怒，就像拳擊，有強烈的回擊願望。醫生、病人對待疾病的堅強，就是漂亮的左勾拳。

　　每次進入隔離區採訪，攝製組都做了很好的防護措施。要先穿上一次性的全封閉隔離衣，戴上雙層的橡膠手套，再套上外層隔離衣，戴上護目鏡、２４層的專用口罩和鼻夾，腳上套上鞋套。採訪完以後出來把防護衣一層層剝離，用酒精洗手消毒。在此期間，我們攝製組專門住在賓館，不與外界接觸。房間用紫外線燈、消毒液消毒，整個樓層沒有其他人，我們走專用電梯。整個節目製作期間，我都是通過電話和外界聯絡。

　　採訪的過程也是一個內心世界不斷探索的過程。有一個主任醫生就對我講，他做的是取患者口鼻分泌物的工作，非常危險，他也很恐懼，但是面對病人的時候沒有絲毫顯露，直到有一天他覺得抗不過去了，就跟另外一個醫生説，你把溫度計拿來，我去給患者量體溫，其實是給自己量，一連量了幾次都不準，最後終於測得正常，他鎮定下來。外人很少了解他們的真實感受。

　　在協和醫院，有６個年輕的護士，休息的時候在半隔離區聽她們講救助病人的故事。有個女孩是皮膚科借調的，以前都沒見過死人，這次卻要給死者收拾。她們講這些的時候都很平靜，可以説這次經歷改變了她們。

　　我在２８日做檢查的時候並不擔心，但卻掛念那幾個護士，掛念那些醫生和病人。就是他們的堅強，讓我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感染著我，讓我也有信念。我想，就算是萬一被病毒感染了，我也要拿上ＤＶ攝像機，繼續記錄，直到最後一刻，在這個關口，面對死亡我並不恐懼。

　　我們肩並肩地在一起，共同渡過難關

　　這次跟我進隔離區採訪的是編導張天賀、攝像王小鵬。佑安醫院以前沒有記者進去過，張天賀和院方交涉，表達了我們的誠意，這樣，在保證經過所有消毒措施之後，我們順利進入病區採訪。

　　在隔離區裏面，我們相互之間配合非常默契，需要拍什麼，只要一個眼神，攝像師就會去做。像節目最後一個鏡頭，攝像師從患者的臉部特寫搖到了窗外北京春天的綠色，這就是我們要表現的希望。

　　在採訪中關鍵是時機不好碰，搶救病人都是緊急的事情，沒人會等我們，我們就在醫院等，穿好防護衣，只要救護車出去，我們就跟著去拍。

　　拍攝完以後，我們把所有的素材交給前期沒有直接參加採訪的後期編輯，同他進行電話溝通，由他編節目。我一直很擔心，因為節目裏面有一種緊張的氣氛，怕不能正常播出，結果中心主任給我打電話，告訴我節目非常不錯，在“新聞聯播”做了預告。我聽了非常高興，因為一般審節目都是製片人決定的。節目播出的時候，我們都在看，不斷有電話打進來，我就把手機關掉，直到節目播完，我緊緊握住編導和攝像的手，向他們和錄音師劉昶表示敬意，當災難在這裡的時候，我們曾經患難與共。

　　經過這次採訪，我對記者職業的認識有了變化，以前我是在演播室做主持人，跟嘉賓談宏觀形勢、社會問題，沒有到現實中接觸過災難和死亡。而這次採訪經歷，我是去看、去聽、去觸摸，用感觀記錄著世界。在拍隔離區的時候，有三個女孩剛剛被隔離，其中一個還拿著當天回家的火車票，她問我能不能幫她把車票賣掉，我説不出話來，只想讓她們看到我的眼睛，讓她們感到安慰，相信這會過去的。當時我覺得做什麼樣的記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為別人做點什麼。在醫院裏，我跟醫生、護士、病人、消毒隊員，跟我見到的所有人相約，等疾病過去了，一定去看他們，因為我們曾經肩並肩地在一起，共同渡過難關。

　　２９日上午，等身體檢查結果出來，如果沒有問題，我就馬上進入下一期節目，計劃都已經做好了，內容是對“非典”時期人的認識，我現在要做關注人的節目，做人的內心調查。如果需要的話，還會去隔離區做採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