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之五：的哥緣何要擠這條獨木橋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9日 10:56

　　風險抵押金一交就是數萬元，“車份錢”動輒就是五六千，為什麼的哥的姐還硬是要擠這條獨木橋呢？

　　“不開出租車我們沒生路啊！”

　　42歲的“的姐”靳玉鳳，這位北京大地出租車公司的司機是帶著哭音對記者説出這句話的。

　　從工廠下崗後，一無技術，二無專長，更沒文憑，她只好學開車。她説：“好歹給出租車公司交了3萬元的風險抵押金後，就能有個開車的事兒幹，只要拼出死力氣來吃苦，每月還能給家裏賺點生活費，一天十幾個小時累得人發暈，但還是捨不得歇啊，因為掙出車份錢和油錢後，還可以掙幾個辛苦錢。”

　　對此，北京北方出租汽車公司副總經理劉綱8月29日接受記者採訪時是這樣解釋的：“我們這是國家給的就業崗位，你不幹，有的是人幹。”“郊區的農民既不要上三險，也沒那麼難纏，讓他交多少‘風抵’就交多麼‘風抵’，讓他交多少‘車份錢’他就交多少‘車份錢’。”記者問“這合理嗎？”好幾家出租車公司的經理給記者的回答都是相同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得面對現實！”

　　北京的出租司機除了下崗職工，還有大量郊縣農民以及老字號國有出租汽車公司的老職工。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開出租汽車？北京建設出租車公司的出租司機邵長良對記者説：“為了生存別無選擇！因為客觀上社會就業崗位少得可憐，另一方面，主觀上大多出租司機既沒其他專長，又沒有文化水平，再苦再累也只能認命，只能被動地接受這一現實。”

　　“現在的出租司機真不是人幹的，苦著呢！”在首都汽車出租公司整整開了18年出租車的畢連剛對記者如是説。記者調查發現：

　　出租司機確實很苦

　　一是出租司機普遍過度疲勞駕駛。一般司機工作時間每天都在13個小時以上，有的司機乾脆在機場或賓館門口“趴夜”，即為了排隊多拉活往往幾天幾夜吃在車上、睡在車上。有人測算出租司機一年的工作時間是585個工作日（一般職員每年除正常假日外，年工作日為220天），等於出租司機一年要幹其他人兩年半以上的活。

　　二是職業病十分嚴重。許多出租司機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勞損、頸椎病、胃病等各種疾病。有關機構的調查表明，出租司機已成為國內亞健康人群的主要組成部分。年僅33歲的女出租司機張麗對記者説“天一熱，廢氣尾氣一熏，我就頭疼，感覺腦漿都要崩出來了。”即便是這樣，許多司機“大夫開了住院證明都不敢去住院”，因為出租司機365天只要活著就得給公司交“車份錢”，以至於有司機活活累死在出租車上。

　　三是社會地位低下。北京京城出租公司的伊金樹説：“無論是乘客、交警，還是交通局的，都是出租司機的大爺！出租車公司就更不用説了，哪地方只要做得有一點不合適，最慘的就是出租車司機。”去年8月北京曾發生令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四個日本人在出租車上耍酒瘋,打殘出租車司機的事件，就是一例。出租司機不受人尊重，已逐步淪入低級勞動、低收入者的行列。

　　四是生命安全保障隱患重重。出租車作為城市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深夜，確實為社會公眾提供了諸多方便，但與此同時也給出租車司機帶來了安全隱患。這些年，有關出租司機被搶、被害的事件時有發生，這一行當是公認的危險職業。

　　苦點累點對於許多出租司機來講，已是家常便飯，真正讓他們寒心的是許多出租司機--“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申”

　　42歲的北京騰遠出租汽車公司出租司機吳來池，艱辛申訴，苦苦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歷程就能説明一切。

　　1999年9月15日，給公司交了3.5萬元風險抵押金的吳來池與公司簽訂了《營運任務承包合同書》、《勞動合同書》，以每月給公司交4630元的“車份錢”為條件成了該公司的出租司機。2001年3月22日，公司以他交通違章為由強行收回了夏利出租車，且不給他退還風險抵押金。吳來池認為，公司嚴重違法，掠奪了他的個人財産，侵犯了他的合法權益，不斷找公司理論，沒想到僅幾天公司就解散了，這家公司被老闆賣給了新月聯合出租公司。於是，吳來池走上了漫漫維權之路，他是這樣陳述的--

　　4月4日，我到市交通局朝陽運管處。人家説：“你回去，我們了解了再説。”

　　5月上旬，又去交通局朝陽運管處，人家拿出一紙公司決定，説：“你已被公司開除了，愛到哪告就到哪告去。”

　　5月中旬， 經向勞動局申請，朝陽區勞動爭議仲裁委開庭。

　　5月23日，收到裁決書，但公司原法人代表不執行。

　　6月11日，到朝陽區人民法院起訴，法官説“出租司機告出租車公司的糾紛我們不受理，我們只管勞動糾紛。”我問“為什麼？”法官説“你看門背後”。我看到門後貼著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1999年9月7日發的一個通知，就是不讓法院受理出租司機告出租車公司的案子。

　　6月中旬，我去市交通局，還是沒人管這事（吳來池補充説，從去年5、6月至今，北京市交通局每月兩次的星期三上午局長接待日，我一趟都沒落過，但一年多來，始終沒見過一個副局長以上的幹部。）

　　6月下旬，我到北京市政府信訪室反映情況。

　　7月，我先後跑了全國總工會等有關機關，人家回答：“你回地方，我們不管地方的事。”我找到市政府，市政府回答：“這是交通局的事，你還得到交通局去。”

　　9月20日，我向市公安局遞交遊行示威申請書。

　　11月9日，市公安局做出不許可決定書，此後，我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市政府維持原決定。

　　11月上旬，市政府信訪室告訴我，市裏已經同意了，法院可以受理司機告公司的案子。

　　11月，朝陽區人民法院判決，我勝訴，但執行不下去。

　　2002年9月上旬，我終於追回了我的3.5萬元風險抵押金，但其他的賠償還沒有落實。

　　在眾多出租司機中，吳來池算是那種認準一個理,愣是要搞個清楚的人，但還有更多的出租司機是能忍則忍，能讓則讓，“打不起官司勞不起神”。

　　作者：本報記者 王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