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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洶湧，車輪滾滾。一年一度，春運又至。
根據權威部門的預測，今年春運40天中，運輸部門將運送旅客17.4億人次，相當於全國三分之二的人出門打了個來回。
春運，是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獨特現象。每到此時，農民工這一“城市的候鳥”，就踏上返鄉的路程。持續十多年的春運現象，記錄著我國從傳統的農業國家大步走向工業化、現代化國家的有力步伐。同時，愈演愈烈的春運潮提醒我們，確立有效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加快我國走向城市化、工業化的步伐，成為擺在決策者面前的一個嚴峻挑戰。
走向工業化的鏗鏘步伐
最近幾天，北京、上海、鄭州、成都、廣州等地的車站、機場、碼頭，人流如潮。成千上萬的民工從這裡出發，返回家鄉，形成猛烈的“民工潮”。“春運現象”，與“民工潮”伴隨而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隨著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我國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大量年輕體壯的農民甩掉“故土難離”的傳統思想，勇敢地走向城市，開闢新的天地。同時，外資的大量涌入，工業化步伐的加快，東南沿海以及大中城市對勞動力産生了巨大需求。一年一度的春運，應運而生。
春運一到，國家都要召開由交通運輸部門、勞動部門、公安部門等參加的春運會議，進行部署。交通部門也逐步摸索出了應對經驗，春運走向有序。但是，春運仍然年年充滿疲憊，年年“票難買，路難行”。春運的人流也一年高過一年。
農民工多是從內地流向沿海，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四川、貴州、安徽等中西部地區，流向富裕的東部地區。農民工不但造福當地，而且“空手出門，抱財回家”。單一個四川省，每年打工者匯回的錢就高達200億元。
春運車輪傳遞出我國從傳統的農業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鏗鏘步伐，這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自然經濟規律。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有一個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傳統農業部門存在著大量收入低下的勞動力，工業部門可以獲得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消失為止。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驗證了這一理論，一國實現工業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産業的過程。我國正處在這樣的變革過程中。
“候鳥”為何越來越多
春運中，農民工如“候鳥”一樣大規模流動。透視這種現象，可以看到我國進一步發展中面臨的經濟和社會難題。
農民收入低是造成“候鳥”不得不遷徙的直接原因。國家統計局農調隊曾做過調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均年工資已超過1萬元時，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僅為2210元。1997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4.6％，此後一路下滑，2000年為2％，2001年更低，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民工潮”是我國農村改革陷入停滯的折射。
數量巨大的“進城民工”無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區，成為擺動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群，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是“候鳥”擠在春運中飛來飛去的根源。我國1958年頒布了《戶口管理條例》，嚴格劃分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控制農業人口遷往城市，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隔離體制從此奠定下來。城市戶籍制度的閘門，把絕大多數已經在城市裏工作多年的農民擋在城外，他們無法在城市紮根，只好在家鄉和工作地之間來回跋涉。
城市化步伐緩慢，則使農民工無法逐步被接納到城市體系之內，只好每年被春運“檢閱”一次。資料顯示，1998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0.4％，發達國家高達75％。農村剩餘勞動力無法大規模地向城市真正地轉移。雖然到1999年，全國建制鎮數量達到1.9萬個，我國市鎮總人口由1978年的1.7億人，增加到2000年的4.58億人，但這種鄉村城鎮化政策導致了生産力佈局的分散，制約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小城鎮無法將農民留下來，農民工仍然游離在城市之外。
必須引起注意的是，由於農村人口不能逐步轉移到城市之內，我國絕大多數農村人口依靠落後的農業維持生計，收入水平低，不能為城市工業提供持續發展的國內市場。尤其是在國民經濟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農村消費不足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
春運何日退出歷史舞臺
春運中的洶湧人流，將一個沉重的話題擺在了我們面前。不管情願不情願，不管大城市是否接受，甚至制定了許多限制性措施，但農村剩餘勞動力仍以不可阻擋之勢，從土地上脫離出來，向城市進發。
有專家預測，“十五”期間，我國將面臨5000萬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的問題。春運人潮中透視出的當前中國經濟難點問題，都是事關中國發展前景的急切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旅客走得好不好的問題。我們必須找到農村人口城市化的路子，將這些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合理接收下來，以此促進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如果聽任春運人潮年年上漲，則有可能拖整個經濟發展的後腿。有經濟學家指出，當前，我國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有：
必須採取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吸引部分“候鳥”停止遷徙。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4％，開拓農村市場是擴大內需的重點。由於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最終消費需求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比80年代中期下降了一半。農村市場萎縮，反過來制約了國家工業化發展步伐，抑制了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收。國家必須增加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促進農業發展。要用産業把農民聯絡起來，用經濟手段組織農民走向市場，增加農民收入。
打破城鄉分割，調整現行戶籍制度，逐步實行人口登記管理制度，使一部分具備條件的農民由常年性外出務工轉變為穩定性移民。根據北京市1999年外來人口普查，外來人口在北京居住的時間居住3年以上的農民工佔19.4％，有10.4％的人口在京居住時間達5年以上，舉家在京的越來越多。城市政府方面有必要在規劃建設上確立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只要勞動者在城市有較為穩定的工業和收入來源，都應視為城市的居民，在子女入學、購買住房、社會保險等方面給予城市居民待遇。
堅持走城市化道路，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吸納進城市體系。國家要放開小城鎮戶口，為農民進鎮落戶創造條件，用人單位必須為農民交納社會保險費用。據有關資料，印度、印尼、泰國等發展中國家，如果農業向工業轉移一個勞動力的話，則向第三産業轉移1.5至2.9個勞動力。而在我國，只轉移了0.3至0.6個。讓農民進城入鎮，人口的集中對基礎設施建設和第三産業將産生需求，會産生一個巨大的就業市場。
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後，西部地區投資迅速增多，許多農民工開始向西部轉移。春運中，從新疆、西安、蘭州、青海等西部地區開出的列車趟趟爆滿。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比重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0至20％，國家可有組織地讓農民參與西部大開發，為西部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就業途徑，促進西部城市化發展。
我們期待著，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當我國80％的人口在城市，20％的人口在鄉村時，春運潮從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消失。（林紅梅 趙承 江泓）（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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