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春節，紫禁城迎來一年一度的元旦朝賀。

　　這幅《萬國來朝圖》展現的就是乾隆年間紫禁城朝賀的場景。

　　太和殿外，文武百官待命靜候。

　　乾隆皇帝安閒地坐在後宮屋檐下，準備前往太和殿接見各國使臣。

　　據專家考證，這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宮廷畫家們歌功頌德的藝術創作。

　　但可以肯定的是，畫面上俄羅斯使臣手捧西洋鐘錶這一場景是完全真實的。

　　此時，反映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鐘錶在乾隆朝的紫禁城裏，已經成為最時髦的寵物。它既是計時器，又是裝飾品，既是高檔玩物，又是精美的藝術傑作。當時宮廷竭力蒐羅、製作和收藏鐘錶，各種稀世鐘錶通過眾多途徑匯集到了皇宮。

　　當今天的人們讚嘆這些鐘錶的精巧華美的時候，大概不會想到，在400多年前，正是鐘錶，成為西方人進入紫禁城的第一塊敲門磚。

　　利瑪竇是意大利傳教士，1601年，也就是明朝萬曆二十九年，他成為第一個進入紫禁城的西方人。

　　這一年，利瑪竇來到明帝國的首都北京。他身穿儒服，頭戴儒冠，儼然一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打扮。這是利瑪竇接近中國士大夫階層，傳播天主教義的一個策略。

　　十五、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和東西方航路的開闢，激起了歐洲天主教向東方傳教的熱情。十六世紀中葉開始，歐洲的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那時的中國是一個被儒學思想滋養了兩千多年，具有高度成熟文明的國家，從官方到民間，人們的觀念、心態、行為方式，很少不被納入儒學框架，對於天主教，整個社會抱著排斥的心態。

　　利瑪竇從他的先驅者身上吸取了必要的經驗，他頌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又用西方的鐘錶、地圖等先進科技産品吸引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注意。事實證明，這一策略對他的事業大有好處，許多人慕名前來，與他討論學術。其中就有一位中國科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徐光啟。

　　利瑪竇堅信，要想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就必須設法使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成為教徒，然後利用皇帝的權威去影響他的子民。

　　要實現向皇帝傳教的理想，他必須要見到皇帝，而在當時，進獻貢品幾乎是洋人接近皇帝的惟一途徑。

　　此行之前，他獻給萬曆皇帝的貢品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包括自鳴鐘、十字架像、聖母像、八音琴，還有兩個玻璃三棱鏡。天津稅監馬堂關於利馬竇進貢的奏章也早早地送達到萬曆皇帝面前。

　　奏章似乎並沒有引起萬曆皇帝的注意，倒是利瑪竇的兩架自鳴鐘令皇帝立即沉迷其中。

　　萬曆皇帝召利瑪竇立刻進宮調試鐘錶，好讓他儘快聽到報時的聲音。利瑪竇最終得以進入紫禁城，他與萬曆皇帝的接觸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續文獻通考》是清代大學士張廷玉等人撰寫的一部百科全書。根據這本書的記載，大自鳴鐘中午一點擊打一下，兩點擊打兩下，午夜十二點擊打十二下，到中午十二點又打十二下。

　　而小鐘每十五分鐘擊打一下，到整點時擊打四下。

　　在璀璨的鐘殼內部，力量被齒輪機關傳遞和推動，過程隱蔽在背後，結果是聲音與時間的神秘吻合。

　　萬曆皇帝傳旨，把利瑪竇留在京城，並允許他可以隨時進宮調試鐘錶。利瑪竇用三天的時間教會了太監們自鳴鐘的機械原理，把鐘調試好。

　　此時的萬曆皇帝已經很久不上朝了，所以利瑪竇面見皇帝傳教的事始終沒有著落，惟一的收穫是在一次大朝會上，和文武百官一起拜見了皇帝的寶座。萬曆皇帝念及利馬竇獻鐘有功，允許利瑪竇在北京的南城建立了一座教堂。

　　歷經四百年，那兩架自鳴鐘早已蕩然無存了。位於北京行政學院的利瑪竇墓卻完好保存下來。1610年5月3日，利瑪竇在北京病逝，安葬在這裡。因為鐘錶的緣故，這位西方傳教士曾經進出皇宮10年整，卻始終無緣一睹皇帝的真容。

　　1640年，在紫禁城的倉庫中，人們發現了一架塵封已久的鋼琴，那是四十年前利瑪竇送給萬曆皇帝的貢品。

　　四十年後，萬曆皇帝的孫子崇禎皇帝再一次得到了這架鋼琴。此時他正面臨內憂外患，也許是為了排解宮中的孤寂，也許是好奇心驅使，崇禎皇帝想聽一聽來自西方的音樂。

　　1623年進宮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受命修理鋼琴，他馬上做出銀質的琴弦，將琴修整一新。

　　為了讓崇禎皇帝在欣賞音樂的同時了解天主教的教義，湯若望翻譯了聖經中的十篇讚美詩，並親自譜曲進獻給皇帝。同年十一月，湯若望甚至大膽上書，勸化崇禎皇帝皈依天主教。

　　這就是勸皇帝皈依天主教的德國人湯若望。

　　1629年，那位與利瑪竇經常一起探討學術問題的青年人徐光啟已成長為明代的大科學家，他信奉天主教並升任禮部侍郎。

　　同年6 月21 日發生了日食,欽天監官員用傳統方法推算失誤，而徐光啟用西方天文學方法推算的時間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於是崇禎皇帝下令設立“歷局”，由徐光啟領導，啟用西方傳教士修撰新曆。開啟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參與修歷的先河。

　　從此，西方天文曆法的書籍開始得到系統的翻譯，到明末完成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禎歷書》。只是還沒有等到這部歷書正式頒佈下去，明朝政權便在李自成起義的吶喊聲中滅亡了。

　　在中國歷史上，一向認為天象與王朝的興亡密切相關。這一點在王朝更替時期體現得更為明顯。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建立。湯若望巧妙的抓住時機，把《崇禎歷書》改名為《依西洋新法歷書》，奉獻給新王朝的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接受了這部曆法，把它改稱為《時憲歷》頒行天下，這部曆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這份揭帖是當年湯若望向順治皇帝上奏天象的奏折。湯若望不僅巧妙的説服了新的當權者採用西洋曆法，還提出製造新的天文儀器來測算天象。

　　故宮館藏的“新法地平式日晷儀”是湯若望在順治元年製造的，使用時，憑指南針定南北，通過晷針投在晷面上的日影位置，就可以得到時刻及當日所處的節氣。

　　這是清代初期清宮造辦處製作的綠漆木質描金花望遠鏡。當年湯若望為了留在北京，曾經以望遠鏡為禮物進獻給攝政王多爾袞。

　　這件天體儀則是清宮所藏的最早的天文儀器之一。

　　傳教士湯若望因此順利實現了與新政權的合作。

　　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親政。他雖然信仰佛教，卻與湯若望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662年，二十四歲的順治因得天花去世，臨死之前他立康熙為皇位繼承人，湯若望的建議曾經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段時間政治權力的爭奪非常激烈，由於康熙皇帝年幼，實際掌權的是以鰲拜為首的輔政大臣。圍繞權力展開的鬥爭無處不在，當時擔任欽天監監正的湯若望也被卷了進來。

　　在鰲拜的支持下，欽天監裏不滿西洋曆法的官員誣告湯若望圖謀不軌。湯若望被關進了監獄。不過，在康熙皇帝的干預下，湯若望僥倖逃脫了死刑，但由於年老體弱，不久就含冤去世。康熙親政後，湯若望被平反，安葬在利瑪竇墓旁。

　　時間追溯到1669年，午門。正午的陽光刺眼而肅殺，這裡正準備上演一場生死對決。

　　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是這次對決的關鍵人物。他曾經是湯若望的助手。對決的另一方是螯拜支持的欽天監。事情的起因是欽天監按傳統方法推算曆法出現錯誤，15歲的康熙意識到，這是打擊螯拜的一次好機會。康熙下令欽天監官員和南懷仁一起到午門廣場，用不同的方法測算正午時間日影的長度，結果南懷仁的計算準確無誤，傳統曆法再次測算失誤。

　　南懷仁幫助康熙在和螯拜的較量中取得了重要的勝利，此後他開始全面負責欽天監事務。

　　這是北京觀象台下的歷局遺址，當年湯若望、南懷仁等人就是在這裡主持天文曆法工作的。

　　南懷仁上任不久，就製造了六架天文觀測儀器。這些精密的儀器至今依然矗立在古觀象臺上，成為今天北京一道獨特的風景。

　　您現在聽到的，是當年一位叫德理格的意大利傳教士專門為康熙皇帝譜寫的奏鳴曲。我們找到了這些奏鳴曲的遺稿，並試圖用它還原當年康熙皇帝學習和欣賞西洋音樂的情景。

　　根據史書記載，1670年，康熙命令京城會使用樂器的傳教士演奏西洋音樂。這支臨時拼湊起來的樂隊，由於沒有經過訓練，配合起來很不協調，被康熙攆了回去。

　　可是這已經勾起了康熙對西洋音樂的興趣。

　　沒過幾天，同樣是這支樂隊又受康熙之命在宮中演出。

　　這次合奏長達四個小時之久，有時康熙聽得高興，便會親自加入演奏。

　　一位在宮中任職的意大利神父馬國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説，康熙皇帝很想成為一個數學家和音樂家,雖然他在這兩方面沒有很深的造詣，但的確非常喜歡。

　　這就是為康熙皇帝譜寫奏鳴曲的德理格。他指導編撰了樂理專著《律呂正義》。他的奏鳴曲是傳入中國最早的歐洲音樂。

　　康熙皇帝很欣賞德理格的音樂才能，曾多次試聽他的演奏，派了不少學生向他學習，其中包括兩位皇子。

　　對學習的渴望貫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他對西方科學抱有極大的熱忱。康熙對數理化的興趣，來自於幼年經歷的那場“曆法之爭”，多年之後他對臣下談到：“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他受當時歐洲國家建立科學社團風潮的影響，在皇宮裏也設立了類似的機構，叫做“蒙養齋算學館”，目的是培養高級數理人才。

　　1688年，即康熙二十七年，11月28日，白晉、張誠等6位法國科學家在乾清宮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見，他們獻上了從法國帶來的30件科學儀器和書籍作為見面禮。這些非同尋常的禮品，令康熙非常高興，當即決定讓他們入宮，擔任自己的科學顧問。從此開始了外國科學家在清朝宮廷從事科學活動長達數十年的局面。

　　這件地平經緯赤道公晷儀是十八世紀從英國進入紫禁城的，它不僅可以測量時間，還可以測量太陽距離地平面的高度，因此在航海中應用比較多。

　　測分時赤道公晷儀則不僅可以測時，還可以精確到每一分。它和後面我們要展示的銅鍍金測時圭表合璧儀同樣來自英國。

　　南懷仁從康熙八年起主持欽天監事務，同時他也成為康熙皇帝的數學、天文、力學方面的啟蒙老師。

　　白晉等人入宮以後，與康熙相處很融洽，工作也很順利。他在《中國皇帝康熙傳》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

　　這臺手搖計算機是康熙年間禦制的，比世界同類型機器的出現只晚了幾十年。

　　這本對數表是康熙皇帝當年學習數學時用的。

　　康熙本人對科技的興趣，極大的促進了當時科技的發展。他組織人員開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工作。

　　這件銀鍍金簡平地平合璧儀是康熙在學習天文算學中近距離實測的專用之物，出自清宮造辦處之手。這件半圓地平日晷也是康熙年間清宮造辦處製造的。

　　這是清朝時期宮廷中所用的一套銀質制藥工具。康熙皇帝對醫學也很有研究。40歲那年，康熙得了瘧疾，當時的中醫大夫束手無策；服用了傳教士敬獻的金雞納霜，也就是奎寧以後，他的病好了。從此他對西洋醫學發生興趣，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製藥品，並親臨觀察。為了了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甚至命令將一隻冬眠的熊進行解剖，康熙本人親自參加了實驗。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康熙年間用於地理測量的科學儀器，據白晉在《中國皇帝康熙傳》中的記載，康熙有時自己定位調整各種儀器，精確地計算。然後他再讓別人測量距離。當看到自己計算的結果和別人測量的數據相符合時，便十分高興。

　　這是《皇輿全覽圖》的廣東行省部分。它是由康熙親自主持、經實地勘測，並利用大地三角測量等先進科學技術測繪完成的，是中國第一個標有精確經緯度的全國地圖。

　　這就是當年測繪地圖時所用的儀器。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歐洲各國的全國性測量或尚未起步，或剛剛開始，而中國率先成此大業，在世界上也是規模空前的。

　　從康熙四十六年開始，到康熙五十七年彙編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十餘年的時間，完成了廣闊疆土的繪製，同時也使國家安定統一，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盛世。

　　2005年的午門。太陽王路易十四——凡爾賽珍品特展開幕。這是對2004年1月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辦的“康熙大帝展”的回應。當時他們彼此都渴望了解對方，了解世界。如今他們以這種方式相會了。

　　路易十四在寫給康熙的信中稱康熙為最高貴、最卓越、最強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熱愛的、誠摯朋友”等字樣。這是當年法國人想像中的康熙皇帝。

　　那段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頻繁而熱烈的，康熙還在自己的造辦處裏建立起繪畫、雕刻以及製作時鐘、琺瑯彩的作坊。

　　這幅《桐蔭仕女圖》屏風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油畫作品之一，它是當時的宮廷畫家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油畫技法後的創作。

　　同一時期在歐洲出現了一股“中國文化熱”， 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等西方啟蒙思想家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紀神學思想作鬥爭的精神武器，萊布尼茲還從易經中找到了現代計算機的發明原理。

　　整個十八世紀，西方各主要藝術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國藝術強烈的、生動形象的影響。

　　當時歐洲的貴族階層還流行在莊園裏引進中國式的裝修風格，他們的墻壁上描繪著中國人的生活場景。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達到了又一個高潮。

　　這是乾隆年間繪製的《圓明園畫冊》。 十八世紀初，在營造圓明園的時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在這裡開闢了這組西洋建築。它們成為中西方在園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載體。

　　倦勤齋地處紫禁城寧壽宮花園北端幽靜的一角，是乾隆皇帝為自己歸政後做太上皇專門修建的。齋內有著精美的室內裝飾和傢具。它運用通景畫和天頂畫將西洋的透視技巧和中國的繪畫裝潢技術巧妙融和在一起，成為乾隆時期這座宮殿吸收西洋文化的歷史見證。

　　別具異國風味的西洋建築不僅為乾隆皇帝所欣賞，也成為王公大臣們競相效倣的時尚。

　　在清人畫的幾幅祝壽圖中，我們不難發現臨街搭建的西洋建築。

　　傳教士們來到中國，他們帶著西方的科學、藝術覲見中國的皇帝。後來，傳教的初衷漸漸被中國人忽略，反而是他們帶來的那些文化對中國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1714年，一艘抵達廣州的貿易船上搭載了七名傳教士，當地政府奏報康熙皇帝，皇帝命有科技才能的傳教士留下進京，其他人返回。這留下的人中，就有一位畫家郎世寧。這就是當年廣東巡撫報告郎世寧等人到達的奏折，只不過當時把名字記錯了。奏折上有康熙皇帝的親筆批示。

　　不久郎世寧奉旨前往北京，覲見康熙皇帝。康熙得見他的繪畫才能，十分欣賞，便命他學習中國畫，並不時入宮作畫。這一畫，就是五十年，期間經歷了康、雍、乾三朝。

　　這是郎世寧為雍正皇帝畫的西裝像。

　　雍正以後，郎世寧得到了進一步的重用，他不斷調整西方油畫技巧，主動迎合中國皇帝的審美要求和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念，利用中國的紙、絹、墨、筆、顏色，試嘗中西合璧的新體繪畫的創作。

　　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畫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畫中題到：“寫真世寧擅，繪我少年時。入室幡然者，不知此是誰。”

　　當然，那些宮廷洋畫家的創作並不是無限自由的。郎世寧的畫幾乎都是由乾隆欽定主題，在定稿之前要先把草稿送乾隆審查，批准後再正式繪製。而這些繪畫的主題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績。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兩次平定準噶爾部叛亂的戰役，對於維護國家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為了紀念平叛的勝利，乾隆讓宮廷中的西洋畫家創作了大型歷史紀實組畫《平定西域戰圖冊》。並決定將它送往歐洲製作成銅版畫。

　　從乾隆二十七年起，十六幅畫稿分批運抵法國，由法國七位雕版名手分別製作。雕版印製工作共進行了7年之久。到乾隆三十八年，兩百張印成的畫，連同原圖稿及銅版原版，才全部運回中國，歷時十一年。當看到畫作成品時，乾隆皇帝相當滿意。

　　這幅《皇清職貢圖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繪製的。在畫中，可以看到當時與清朝交往密切的27個國家的人物形象。

　　2004年9月，故宮鐘錶館改陳，將館址從保和東廡回遷至修葺一新的奉先殿。奉先殿原為宮內皇帝的家廟，是清朝歷代帝王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

　　這裡陳列著近二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宮廷鐘錶，製作年代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這些鐘錶不僅反映了這兩百年間世界鐘錶發展的歷史，也體現了當時鐘錶製造業的最高水平。

　　我國在明朝末年就已經開始製作機械鐘。到了清朝康熙年間，鐘錶製造業逐漸興盛。不僅宮裏增加了製作和修理鐘錶的自鳴鐘處，廣州、福州以及長江中下游的南京、蘇州、揚州等地也逐漸興起了機械鐘錶製造業。

　　您現在看到的這些鐘錶都是乾隆年間的清宮造辦處製造的。紫禁城內整日有一批人從事當時科技含量極高的鐘錶生産，不能不説是一個奇觀。

　　廣州是清朝唯一的對外開放口岸，同時也是當時民間機械鐘錶的製造中心。廣州鐘錶多做成葫蘆等具有吉祥意義的器物形狀，或者以文字形式表達祝願，裝飾上多用色彩鮮艷的琺瑯，具有濃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清朝中期，宮內天文數學等科技儀器減少，精美絕倫的機械鐘錶、玩具大量出現。其直接原因是乾隆皇帝個人愛好的推動。

　　康熙時期，宮廷僅生産單一實用性鐘錶，而乾隆時期，鐘錶的觀賞性能被大為強化，鐘錶開始集走時、報時、音樂、活動景觀等多功能于一體，甚至外國進獻的鐘錶也要迎合乾隆的口味。這些鐘錶配有悅耳的音樂，採用齒輪聯動的機械構造，裝飾著人、禽、獸等形象，能夠定時表演，出現了轉花、鳥鳴、水流等眾多景觀。

　　這是故宮最大的玩具鐘錶——銅鍍金寫字人鐘，高231厘米。之所以取名寫字人鐘，是因為鐘的底座上安放著一個西洋模樣的機器人。上弦後，機器人開始提筆書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橫、豎、撇、捺都有筆鋒，機器人的腦袋也隨著左右擺動。據記載，西洋人寫毛筆字是根據乾隆皇帝的創意改造而成的。這座寫字人鐘是乾隆皇帝的心愛之物，在他退居太上皇之後，曾命人把寫字人鐘搬到自己養老的寧壽宮中，準備隨時欣賞把玩。

　　“象拉戰車鐘”反映的是英國軍隊開赴戰場的情景。大象的鼻子、尾巴、眼睛都可以動。花樣如此繁多，幾乎讓人忘了這是用於計時的鐘錶。更為奇特的是，戰車的輪子居然可以滾滾前行！

　　十八世紀的歐洲是科學技術大發展的時期，機械製造業十分活躍，特別是英國，其鐘錶製造水平已居歐洲首位。乾隆憑藉大清朝一百多年積累起來的財富，經廣州海關購進大量英國鐘錶，一時間，英國鐘錶不僅充斥于宮內各個殿堂。也成了皇親國戚、王公大臣的新寵。對此，身為宗室的昭槤十分感慨：“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鐘錶，製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顯然，由於貿易手段，中西交流的渠道較清初大為拓寬了，歐洲科技進入中國似乎具備了更好的條件，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從康熙開始，皇帝的個人愛好，促進了西洋物品向中國宮廷的流通。但是，這些西方科學和藝術成果的結晶更多的是被當成享用的玩物。

　　西洋鐘錶雖然陸續出現在宮殿的各個角落，但是他們的表針並沒有使這個王朝與西方前進的節奏對接。

　　如今這些精美依舊卻已容顏老去的鐘錶，靜靜陳列在昔日的奉先殿裏，和這裡曾經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樣，引發著人們無限的嘆息與感慨。

　　字幕：內•普裏提小提琴協奏曲，意大利傳教士德理格專門為康熙皇帝譜寫的奏鳴曲。300年後的今天，這首進入中國最早的歐洲音樂作品又一次在紫禁城奏響。

　　清朝晚期，電燈、電話這些代表現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陸續出現在紫禁城裏，甚至西方的餐飲及娛樂方式也被引入宮中，豐富著皇帝的生活。然而，就像之前他們對待鐘錶的態度一樣，這座宮殿裏的主人已經習慣了把文明的成果當成享樂的工具，而此時，西洋列強已經憑藉這些器物背後所蘊涵的驚人力量造出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的大門。

　　紫禁城，曾一度成為西洋貢品的展示廳和先進科技的牢籠。它壟斷了能工巧匠的創造力，他們創造的器物，無論多麼巧奪天工，都被捆上華麗的鐐銬，無法逾越這一道道深紅的宮墻。

　　今天，當進入中國最早的西洋樂曲在紫禁城再次奏響的時候，交流與發展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流行的旋律。

　　追尋找發生在這裡的歷史，以及歷史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幾百年成敗興衰的命運之謎，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