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史學界殷切的期待中，一部頗具學術功力，在我國《史記》研治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作《史記箋證》，由著名《史記》研究專家韓兆琦教授歷經十余載艱辛撰成，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記》問世之初，備受冷落，從漢晉至隋末的400多年裏“傳者甚微”。入唐以後，才為史學家和文學家所看重和推崇。此後，注家蜂起，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史記》的研究漸成顯學。其中以劉宋時裴馬因《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等“三家注”為標誌性名著，其影響至今。上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成《史記會注考證》，集此前《史記》研究成果于一書，代表了一個時期《史記》研究的水平。70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中華書局重新整理出版了分段標點本《史記》，以及有關研究資料和論文的彙編本。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注本、校本、選本、譯本，有如雨後春筍，各種專項工作如火如荼，成果不斷，以實證性的考古工作成就尤為突出。然而，《史記》的規模化整理工作尚未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研究成果也未能獲得集中展示和有效的利用，以往的各家註釋，已遠不能適應今人閱讀、使用、研治《史記》的需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韓兆琦教授憑著孜孜以求的精神,花費十多年的心血,廣搜博引，沙裏淘金，集眾家之長，潛心研究，厚積薄發，撰成550萬言的《史記箋證》。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安平秋教授，對《史記箋證》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為其有四個長處：一是對當前通行本（包括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史記》原文的文字訛誤和標點失當做了校正;二是在有依據地尊重傳統解釋的基礎上，充分吸收了近百年來新的研究成果。對傳統解釋中的不當之處做出辨正，對過去解釋模糊不清之處提出了有見地的新説;三是注重運用百餘年來在中國新發現、新出土的文獻和文物為《史記》做註釋，以考訂、驗證《史記》原文所敘述的史實;四是收集、引證了古今人物對《史記》和《史記》中人、事的評論，使註釋更堅實、更鮮活。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