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兆琦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史記》專家。韓老師長期在高等院校從事教學與科學研究，在課堂教學與學術研究兩方面都獲得了很高的成就。韓老師的教學幾十年來一直深受本科學生、研究生、留學生以及函授生、訪問學者們的歡迎，曾三次獲得北京市與教育部組辦的優秀教學成果獎。韓老師在對中國古代文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史記》的研究，碩果纍纍，多達二十幾種。這些著作不僅為大陸的許多高等院校所採用，而且也多次為台灣的出版社所出版，為台灣的許多高等院校所採用。而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記箋證》分量尤其重大，是被許多學者稱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史記》研究新作。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記者特別訪問了韓兆琦老師。

　　記者：韓老師，您是北師大的博士生導師，聽説您退休後現在正給北師大珠海分校文學院的學生上課，你對幾十年來的教育、教學生活有何感受？

　　韓：我是１９６２年底由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畢業，到１９９８年退休，在北師大中文系工作了三十六年。前後曾給二十多個年級的學生上過基礎課與選修課，先後曾帶過五十多位研究生、博士生、留學生、進修教師與訪問學者。曾應邀給北師大以外乃至北京市以外的許多高校與文化、文藝、出版單位講過課，足跡多達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我覺得給別人上課的過程，也是自己受教育，不斷實踐、不斷增長知識的過程。我對講每一次課都認真準備，從不敢掉以輕心。學生喜歡聽我的課，我也從聽課人的反應與配合上深深受到鼓舞與感動。我曾在寫給某個畢業班的一首小詩中表達了這種如獲知音、相識恨晚、分別恨早的感激與留戀之情。我説：“君稱斫堊運斤奇，我嘆從容郢客稀。誕漫莊生素達道，何事臨歧也沾衣。”退休後原擬專門從事著述與旅遊活動，後因北師大珠海分校又請我給本科同學開古典文學基礎課，盛情難卻，又一連講了三個年級。北師大珠海分校的各種設備條件都是全國一流的，美麗的校舍更令人心曠神怡。儘管學校處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廣東地區，學生難免受到各種外部條件的吸引，但我感到絕大多數的同學是刻苦的、努力的，這從課堂秩序上可以體會到。我在和北師大珠海分校文學院同學相處的三年中，深深感受到了一種幸福。

　　記者：韓老師，你曾帶過幾十位研究生、博士生、留學生，你對留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歷史的問題有何感受？

　　韓：我所接觸的十幾位留學生，主要是韓國人，其次是新加坡人和日本人。我覺得外國學生到中國學習，他們敢於報考古典文學，這本身就表現了一種勇氣。如果他們能報考我所從事的這個學科，也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先秦兩漢部分，這就更簡直是一種大無畏的勇敢了。學先秦文學必不可免的就要讀《尚書》、讀《左傳》《國語》。須知，這《尚書》《左傳》《國語》是中國古代典籍中最艱深、最難讀的東西。中國學生尚有很多人望而生畏，而他們這十幾位同學居然報考到了我的門下，這首先就是對我的一種感動。他們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學漢語。剛入學時，他們多數説漢語都有困難，但到畢業論文答辯時，絕大多數就都説漢語相當流利、相當清晰了。其中有位韓國的李玄真小姐表現得相當突出。其二是外國學生特別注意收集圖書資料，這方面韓國的樸晟鎮與宋元燦非常突出。他們在中國學習的三年中，收集、購買了許多中國圖書，實在買不到的就自己複印，裝訂成冊。到畢業回國時，每個人都帶回了滿滿幾書架的圖書。宋元燦特別注意記筆記，他把不同老師、不同課程的筆記都整理清楚，裝訂成冊，這種兢兢業業的學習精神，在中國學生中是不多見的。其三是他們畢業論文選題的大膽與立論的卓越。這方面首先是韓國博士生的諸海星，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先秦史傳中的小説萌芽》。所謂“先秦史傳”，就是指除了上面説過的《尚書》《左傳》外，還有《逸周書》《戰國策》等等。諸海星在他的論文中有一節專門分析《逸周書》。《逸周書》是很難讀的，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注本，但是諸海星迎難而上，硬是選擇了這個題目。文章對先秦史傳中的“小説因素”，與這些現象對後世小説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條理明晰、論據確鑿的闡釋。畢業論文答辯時，北京大學的費振剛、社科院的譚家健、北師大的聶石樵等先生都對這篇論文評價很高，説是在幾年來的外國學生的畢業論文中是最好的。諸海星不光文章寫得好，漢語也説得好，出外旅行時從來不被認為是外國人。尤其令人讚嘆的是他那手工整秀麗的漢字，在當今的中國學生中也少有其比。諸海星畢業回國後，第三年被啟明大學聘為專職教授，其後不久又被任為啟明大學中文系主任。在我處讀碩士的李光赫、宋元燦，後來都考到了北京大學讀博士。

　　記者：韓老師，在您所從事的教學與科研當中，始終是以《史記》為中心，您能夠簡要地談談幾十年來你在《史記》研究與宣傳、普及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嗎？

　　韓：我主要是做了三方面的事情：其一是在本科生、研究生、函授生以及各種訓練班、提高班中開設《史記》專題課。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的二十多年中，幾乎每年都有這門課。有一些是我自己去教的，也有一部分是我們教研室的其他老師或我的博士生幫我去教的。因為函授點很多，有時幾個點同時授課。１９８６年暑假中單是湖南省衡陽、懷化兩個函授站就有學員七百多人，都是各縣各中學的語文老師。所以湖南省的每一所中學裏幾乎都有聽過我的《史記》課的學生。至於全國有多少，不好統計，估計總不會少於兩三萬人吧。１９９３年我二次獲得北京市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主要就是由於我為函授教育開設《史記》課的時間既長，開課的次數又多，又深受各函授站學員歡迎的緣故。其二是二十多年來我為宣傳、普及《史記》發表了許多有關司馬遷與《史記》的論文，編寫了許多有關司馬遷與《史記》的教材與專著。如１９８２年出版了《史記選注集説》，１９８５年出版了《史記評議賞析》，從此《史記》專題課有了配套的教材，更便於教師上課和學生學習了。由於《史記選注集説》是“文化革命”結束後最早出現的專題課教材之一，所以發行量很大，流行也很廣。它先後由江西、北京、河南、廣西、海南的五家出版社與台灣的文津出版社、裏仁書局出版發行，總數約在十萬冊以上。這套書于１９９２年獲北京市優秀科研成果獎。與此同時我還出版過《史記通論》、《史記題評》、插圖本《司馬遷與史記》，台灣出版過《史記博議》；其他與《史記》有關的著作還有《中國文學史》《漢代散文史》《中國傳記文學史》《中國傳記藝術》等等；與《史記》有關的論文共有三十多篇。其三是我們組織了“《史記》研討會”聯絡組，發起並組織了多次全國範圍的《史記》討論會，並與國外《史記》研究者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聯絡。事情的大體過程是：１９８６年，老一輩的《史記》學者程金造先生把我請到他家，動員我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史記》討論會。經過一些準備，此會于１９８７年春天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了。完全是民間性質，經費由我個人負擔，總共邀請了近三十人，但代表性還是有的。參加會議的來賓有：季鎮淮、張大可、宋嗣廉、吳汝煜、郭雙成、李少雍、施丁、肖黎、賴長揚、陸永品、徐興海、趙光勇、可永雪、張天恩，本校的專家有聶石樵、鄧魁英、辛志賢、楊燕起、李元太、吳萬剛。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來論文或寫來回信的有：吳忠匡、吳樹平、張衍田、陳蘭村、俞樟華。白壽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啟功先生在會下到專家住地看望了與會專家，王梓坤校長參加了開幕式，並講了話。研究生、進修教師二十多人列席了會議。遺憾的是程金造先生這時已經去世，沒能看到這次會議的召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史記》研討會，會上成立了由韓兆琦、施丁、宋嗣廉、吳汝煜、趙光勇、張天恩等組成的“《史記》研討會全國聯絡組”，作為今後組織國內學術活動與對外進行聯絡的臨時組織。在此以後的十五年間，在聯絡組與各地專家們的推動、組織，在各地政府與學校領導的支持下，先後又連續地在陜西師大、韓城市、北京師大、吉林師院、安徽師大、河南師大等地召開了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史記》研討會。《史記》研討會聯絡組在宣傳普及《史記》知識、在聯絡國內與國際的《史記》專家、在推動全國各地的《史記》教學與《史記》研究活動的開展、在推動各地《史記》研究組織的成立，併為2001年以安平秋為會長、以張大可為第一副會長的中國《史記》研究會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次會議上大家推選我為《史記》研究會的名譽會長。

　　記者：韓老師，您是我們國內研究《史記》的名家、大家，您最近又推出了《史記箋證》一部大書，您可以談談您為什麼要用十年的工夫編寫這部書，以及這部書的特點是什麼嗎？

　　韓：先秦兩漢的經典性著作如今之所謂“十三經”以及《史記》《漢書》等等，一般都是在魏、晉以及唐、宋時期就已經有了比較權威性的注疏，如《詩經》的毛傳、鄭箋、孔穎達正義；《左傳》的杜預注，孔穎達正義；《史記》的三家注，《漢書》的師古注等等。到了清代，學者們對漢、魏、唐、宋的權威舊注感到不滿意，於是紛紛起來另作新注。這些清代的新注都在漢唐舊注的基礎上，把我國的學術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中比較遺憾的是，清代學者們沒有重新徹底地整理《史記》。清代學者對《史記》研究下工夫最大的無疑是梁玉繩，但他只是寫成了筆記形式的《史記志疑》，而沒有徹底整理《史記》舊注。日本學者也正是看到了中國學術史上的這一缺失，於是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推出了一部《史記會注考證》。這部書收集了中國宋代以來以明代淩稚隆《史記評林》、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為代表的大量研究成果，同時也收錄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最後附以自己的按斷。平心而論，這是繼“三家注”之後的最好的《史記》注本，有里程碑意義。此書從三十年代輸入我國，五十年代被我國首次翻印，此後還被多次翻印，成為我國大陸與台灣學者研究《史記》不能缺少的案頭參考書。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典籍而離不開日本學者所寫的《史記會注考證》，這是令中國人感到尷尬的，早在郭沫若那一輩學者就為此感憤不平。

　　我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復旦大學當研究生攻讀《史記》時，就聽到導師蔣天樞先生為《史記》缺乏整理而感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了國際《史記》討論會後，中國歷史界的泰斗白壽彝先生將我邀至其家，當面囑託我要用十年的工夫專門整理《史記》。而且要不幹則已，要幹就要寫成一部有世界水平、要遠遠超過《史記會注考證》的著作。那時是１９９２年春天。“受命以來，夙夜憂嘆”；“言猶在耳，忠豈忘心”，到２００３年，我的這部重新整理《史記》的著作大體完成，前後用了十一年。郭預衡先生錫此書以嘉名，曰《史記箋證》，併為之題寫了書名。出版社審稿用了兩年，我在這兩年裏仍在一遍一遍地看書稿、一遍一遍地修改補充，到現在才一切就緒，很快就要開印了。現在是２００５年二月，前後已經用了十三年。

　　《史記箋證》以《史記》三家注與《史記會注考證》為基礎，凡是“三家注”與《史記會注考證》中的精彩內容，《史記箋證》都通通吸收過來；凡是《史記會注考證》問世以前的重要《史記》研究成果而未被《史記會注考證》收入的，《史記箋證》要儘量增入；《史記會注考證》問世到現在又過去了七十年，在這七十年裏，與《史記》有關的歷史研究、文學研究以及法學、哲學、天文、地理、軍事、政治、經濟，尤其近幾十年來的考古成果，可謂燦爛輝煌，對於這些浩如煙海的研究成果，我們要挑選那些最重要、最精彩、最生動活潑、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加以吸收。《史記箋證》的主要特點與其學術創新有如下幾方面：一，對當前通行本《史記》原文的字句訛誤和一些重要的標點失當，《箋證》為之校改了二百多處；二，吸收考古資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驗證《史記》文本敘述的史實，從而大大提高了史實的清晰度，也有的糾正了文本敘事的偏差；三，訪求、採錄地面遺留的各種古代遺跡，諸如城垣、關塞、樓臺、陵墓、碑碣等可與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相互印證者，以資博覽，以廣異聞；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對《史記》舊注與一些欠妥的傳統説法提出了辨正，對一些模糊不清的問題提出了新説；五，收集、引證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對《史記》中有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論，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該人物、該事件的歷史意義，更準確地理解《史記》文章；六，收集、引證有關的文學方面的評論資料，可使讀者對《史記》的文學性加深理解，並提高閱讀文本的樂趣；七，本書對疑難字、生僻字都加了漢語拼音；對歷史地名都加注了現今地名；對古帝王的紀年以及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對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約當現今的近似值；八，本書加進了《史記》所涵蓋的各個歷史時期與某些區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圖共三十五張，加進了與《史記》各篇內容相關的歷史古跡、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等圖片一百三十多張，以利於讀者的記憶，並增加閱讀的興趣。本書共約五百八十萬字，應該説是印刷最精美，註釋最詳盡，收集、引證材料最豐富，最有利於閱讀，併為《史記》研究提供了相當基礎的本子。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