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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兆琦舊事漫談
三，大學、研究生回憶
我于1955年九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這對我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在此以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在大學工作的人，也不知道大學畢業後可以幹什麼。但對於學習我是很認真的，比如，當古典文學講到《詩經》時，我不滿足於教師所發的油印講義，就找一部《詩經》來讀；當講到《左傳》時，我先找來一個《左傳讀本》，後來覺得還不夠，就找來一部《左傳正義》讀。以後當講到唐詩、宋詞，作家作品很多，不可能一個一個地讀全集了，就改為找來一系列選本，如《王維詩選》《李白詩選》《杜甫詩選》《元白詩選》《蘇軾選集》《陸游選集》等，一本本地挨著讀。
這時我在經濟上是很困難的，父親已經六十二歲，身體漸漸不好。他對我的上大學一方面感到特別高興，因為他覺得這在全村最窮的我們韓家簡直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但另一面他也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為不能給我提供更好的經濟援助而抱歉。他好幾次對我説：“我的年紀太大了。”從1956年開始，父親患了前列腺增生。這要是在今天，就是一種很好治的病。頂多是做個手術，沒有多大問題。但在當時卻不行。不光是農村不行，連天津市的大醫院也不行，似乎是大家還都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父親乘火車去天津看了一次，醫生根本説不出所以然。至於大黃莊以及東子牙的醫生都把父親的病説成是“腎臟炎”。這樣過了一年多，前列腺的病沒有治好，而腎臟則由沒病而治得患有重病了。父親去世于1957年五月。這件事我經常想起，也經常向家裏的人們講起。我非常難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對父親盡一絲一毫的孝道，父親就由這麼一種極其容易治療的疾病而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這使我終生感到自責和不安。
師範大學的伙食是免費供應的，但日常生活用度總還是得花一些錢，為此我申請了每月兩元錢的助學金。後來由於我用六角錢買了一本《李白詩選》被人告到系裏，理由是“別人看油印講義就行，偏他覺得不行”，於是班長找我談話，從此將兩元錢的助學金掐掉了。當時弟弟兆琮在豐臺當兵，每月有六塊錢的津貼，從此他每月省出兩塊錢來支援我，一直支援了一年多，直到我1958年夏天提前畢業，留在系裏工作。
弟弟兆琮生於1937年，從嬰兒時代就跟著全家挨餓。1945年，民主政府接管了大黃莊小學，弟弟開始上學。後來又到東子牙上了高小。父親本來的意思是和《紅旗譜》裏的朱老忠相同，是想讓我在外頭幹，讓弟弟在家裏幹，來個裏外結合，城鄉互助。當1952年弟弟高小畢業後，我勸父親説：“如果兆琮想出去工作，請您別攔阻他，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於是從1953年開始弟弟就到靜海縣第五區民政科去做助理員了。待至1956年弟弟又報名入伍，當了志願兵，開始在豐臺，後來在陽坊，是坦克兵種。1959年以前，歷年國慶節都要閱兵，所以他曾多次參加受閱。
我在師範大學念本科的這幾年先後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大煉鋼鐵、修水庫、反右傾等等，讀書的時間頂多不到一半。我于1958年七月提前一年畢業了，任務是到二年級當輔導員，而後是在系裏組織科研活動。沒想到也恰是在這一年使我接觸並從事了比較多的科學研究活動。首先是我在二年級帶領了一個專門研究陶淵明的小組，這個小組用了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先是系統地閱讀了有關陶淵明的全部作品和有關的研究資料，而後是分別撰寫了有關陶淵明的幾篇文章。例如《陶淵明的生活時代》、《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及其創作》、《陶淵明詩的藝術成就》、《陶淵明對後代詩歌發展的影響》等等。讓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寫論文，自然是不可能水平太高的，但那個年代誰也不能反對。後來讓《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的主編曹述敬先生前來挑選文章，他很自然地就挑出了我所撰寫的那篇《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及其創作》。由於我算是教師，其他幾位都是同學，於是這篇文章就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與57級同學聯合小組”的名義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文科版上發表了。接著這篇文章又被選登在1959年度《北京師範大學優秀論文選》上，接著這篇文章又先後被當作了中華書局出版的由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兩校合編的《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與《陶淵明卷》的前言。這是我上大學以來第一次發表“學術論文”。隨後我又到三年級參加了“中國古代戲曲文學史”的編寫工作。這項工作花得時間不少，雖然這部著作最終未能出版，但是我在這個過程中受鍛鍊很多，也接觸了許多文藝界的領導與專家，如周揚、陳荒煤、張庚、任桂林、馬少波、吳小伶等等，大大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我于1959年十月考上了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對我來説實在是沒有再比這個更開心、更喜出望外的事了。復旦大學是我夢寐已久的學府，早在好久以前我練習寫毛筆字時就很注意練習寫這幾個字。至於“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詩句，更是早從遠古的歌謠中就已經熟讀了。與以前的零敲碎打、無目的、無計劃相比，我感到進入復旦大學才是我真正自覺讀書的開始。我在復旦大學的三年裏，在指導老師蔣天樞先生的親切指導下系統地閱讀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又比較細緻地重讀了《詩經》《楚辭》《左傳》《國語》《國策》等等，並做了大量讀書筆記，畫了許多歷史圖表。與此同時我又跟著朱東潤先生學了“古代文學批評史”，跟著張世祿先生學了“中國古代音韻學”，跟著徐鵬師兄學了“中國古代文獻學”等等。這些課程都是北京師範大學沒有開過的。在最後一年，我結合著撰寫畢業論文把漢魏南北朝詩歌摸了一遍。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曹氏父子對建安文學的貢獻》。我所以如此另起爐灶，是想藉以拓寬知識領域，以便適應畢業後將立即投入的中文系本科教學。
上海是我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但我覺得與生活在北京相差無幾，因為我們那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那時我一個月的糧票只有二十九斤，而且即使有糧票，到了上海市裏也仍是不能吃飯，因為復旦大學的校址是在上海郊區的寶山縣，而上海市裏的飯店只收“就餐卷”，郊區的人是一概沒有的。所以復旦大學的學生、老師到市裏辦事，只能速去速回，回來晚了，學校食堂裏也沒有供應。這些情況是今天的人怎麼也無法想像的。但儘管如此，我永遠記著在復旦學習的那段日子，是在復旦大學的這三年學習，使我初步具備了一個大學文科教師的基本條件。因為從我回到北京師範大學後的第一次上課起，我就是很受學生歡迎的青年教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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