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從事《史記》研究而成果頗豐的韓兆琦教授，用十年之功註釋《史記》，成《史記箋證》五百餘萬字，即將出版。前此，我奉命閱讀了先秦部分的稿子，感到這是一部詳備而又很富於特色的《史記》新注，是十分可喜的收穫，如果説《箋證》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史記》新注本，或許不甚為過。所以現在高興地把它介紹給同行。

　　有幾位前輩學者曾經嚴厲批評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的缺失，但是平心而論，多少年來，國人始終未能拿出超越《會注考證》的新注本，《史記志疑》特別是《會注考證》一直是《史記》研究者的最主要讀本。竊以為，《箋證》的出版，庶幾可彌補此一缺憾，或者至少在下列諸方面超軼《會注考證》。

　　第一，廣泛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對模糊不清的記載提出了新説，對錯誤或不妥的舊注、傳統説法作了辨正。如有名的戰國四公子，孟嘗、信陵、平原與國王的關係都很清楚，但春申君與楚王是什麼關係？《春申君列傳》只説：“楚人也，名歇，姓黃氏。遊學博聞，事楚襄王。”似乎沒有關係。沒關係，何以稱“公子”？以前的註釋均無説。金正煒《戰國策補釋》首先斷言：“並稱四公子，當亦楚之疏屬，故朱英説以代立。《韓非子姦劫弒臣》謂為楚莊王之弟，莊王即襄王，後章‘莊辛謂楚襄王’，《荀子注》作‘莊辛謂楚莊王’可證。”後經錢穆《先秦諸子係年考辨》、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的進一部論證，其説益辯，並指出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也曾經説過四公子“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然則春申君為楚頃襄王弟之説足以成立。《箋證》依此作了注，彌補了《史記》記載的缺漏。又如西周初北燕的都城在何地，雖然張守節明説“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于燕……薊微燕盛，乃並薊居之。”但是直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仍然説燕都在薊（今北京城西南隅）。這與《禮記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的説法直接抵觸。近年考古發掘證明，燕都應在今北京房山區琉璃河董家林發現的古城址，後來遷都于薊。《箋證》亦依此作注，解決了歷史的懸案。又如秦趙閼與之戰的閼與，究竟屬韓還是屬趙，《史記》記載含混，《秦本紀》、《魏世家》明説是趙地，而《六國表》韓欄卻説“秦擊我閼與城”，趙欄又説“秦拔（當作“攻”）我閼與”（中華本改“拔我”為“攻韓”，認為是韓地，《水經注清漳水》也説“秦伐韓閼與”）。《趙世家》説“秦韓相攻，而圍閼與”，《廉頗藺相如列傳》説“秦伐韓，軍于閼與”，也都像是閼與屬韓。而《廉頗藺相如列傳》又記秦將斷定趙奢“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顯然認為閼與屬於趙。今《箋證》參考《戰國策秦策三》、《資治通鑒》、《太平禦覽》引文及當代學者的考辨成果，糾正了《六國年表》、《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的含混不清和中華本的誤改。再如韓、趙、魏三國是怎麼被周天子封為諸侯的，《史記》中無記載，經繆文遠《戰國史係年輯證》、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的考徵，知道是三國曾奉周天子的命令伐齊，因為伐齊有功，周天子以封侯作為報償。這類情況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第二，大量吸收考古資料，利用出土文物，不僅提高了《史記》史實的清晰度，也糾正了某些敘事的偏差。如武王伐紂的時間，《尚書牧誓》説：“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箋證》引用1976年陜西臨潼出土的西周銅器《利簋》銘文：“武徵商，唯甲子朝……”這就用出土文物有力地印證了古代文獻的可靠性。1975年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編年記》，記錄了秦昭王二年（前305）至始皇三十年（前217）間的大事，雖然簡略，卻足以訂補《秦本紀》、《六國年表》和各《世家》及有關《列傳》的很多處記載。我們隨便舉秦昭王三十三年（前274）為例，《編年記》載：“攻蔡、中陽。”而《秦本紀》為：“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魏世家》為：“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六國年表》同）《穰侯列傳》則説：“（昭王三十三年）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攻趙、韓、魏，破芒卯于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由於有《編年記》準確的地名和年代定位，《箋證》把它與《史記》有關記載相互比勘，因而能做出明晰的分析和註釋，歸結起來：（1）《秦本紀》、《穰侯列傳》之“蔡陽”均為“蔡、中陽”之誤，脫“中”字；（2）《魏世家》説“秦拔我四城”，而《秦本紀》、《魏世家》等所載只有三城，改“蔡陽”為“蔡、中陽”，加上卷、長社，則恰為四城；（3）《穰侯列傳》將“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載于昭王三十四年，顯然誤後一年，並將“伐魏，斬首四萬”與“取魏之卷……”誤分為二。（此外還把“伐魏，斬首四萬”與上年秦敗走暴鳶混為一談，且誤以救魏之韓將為魏將。）如果沒有《編年記》，是不可能做出如此清晰確鑿的補正的。上面提到的閼與之戰，《編年記》載：“卅八年閼輿（與）。”《秦本紀》相同。而《趙世家》、《六國表》趙欄、韓欄都説在三十七年。孰是孰非？當然依據《編年記》，而且又有《秦本紀》與之符同。又如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戰國縱橫家書》，再現了蘇秦的真實史料，證實了錢穆、楊寬等學者幾十年來的考辨結論，證明司馬遷“把公元前三世紀初的蘇秦事跡推到前四世紀末；把張儀、蘇秦的時序改為蘇秦、張儀；五國伐秦錯成了六國合縱，還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88—前333）。時序既差，事跡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它的《蘇秦傳》就等於後世的傳奇小説了。”（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箋證》運用這一寶貴史料及考古學界、歷史學界對它的考辨成果，對《蘇秦列傳》、《張儀列傳》及《燕世家》等相關記載做了徹底系統地梳理，通過註釋揭示了蘇秦、張儀的真面目，弄清了兩千年來混沌不清的歷史真相。沒有《戰國縱橫家書》的出土，這是不可想象的。其他如《孫臏兵法》的出土，《秦律》的出土以及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等等許多地下發掘的成果，都被《箋證》吸收，不勝枚舉。《箋證》充分吸收新資料、新成果，因而比起以前的《史記》注本，有很多超越和突破。

　　第三，《箋證》多方訪求、採錄地面遺留的、可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相互印證的城垣、關塞、樓臺、陵墓、碑碣等古代遺跡。如《周本紀》“帝紂乃囚西伯于羑裏”，《箋證》注曰：“羑裏在今河南湯陰縣城北四公里處，其遺跡是一個正方形的土臺，高約五米，面積約一萬平方米。臺上原有文王廟早已毀去，今存西樓、正門“演易坊”、六十四卦石碑。”又如《田單列傳》“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箋證》注曰：“莒邑故城在今山東莒縣城區，規模宏大，為今縣縣城之六倍，《水經注沭水》……今外城西北角‘城子口’一帶尚有殘垣，東西各長二百米，高三米；東南角與西南角之間也有斷續的殘垣，高者八九米。”此外，《箋證》附錄各個時期不同地域和某些古城址及戰爭的地圖二十八幅，歷史古跡、考古文物圖等一百餘幀，提供讀者玩味，大大提高了歷史事實、歷史人物的直觀性和閱讀的興趣。

　　第四，各篇之後的“集評”也是《箋證》的一個顯著特色。“集評”的量都比較大，引證古今中外學者對《史記》中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評論，對於讀者很有啟發。如關於《孫子兵法》，《箋證》引用褚良才《軍事學概論》説：“法國的拿破侖曾説：‘倘若我早見到這部兵書，我是不會失敗的。’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廢黜之後，在僑居中看到《孫子兵法》，當他讀到《孫子兵法火攻篇》最後一段：‘主不可怒以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不禁掩書喟然長嘆：‘早二十年讀到此書，則決不至於遭受失敗之痛苦了。’”“集評”所錄人們對呂不韋的評論，對項羽、劉邦的評論，對衛青和漠北之戰的評論等等，都可以幫助讀者深入、全面地理解書中的人物、事件，啟發讀者進一步思考。“集評”很注意《史記》的文學成就，集錄了古今大量有關《史記》文學性的評論，頗便於文學史研究者參考。

　　此外，《箋證》還對通行本《史記》的字句訛誤、標點不當，校改了二百餘處。

　　總之，《箋證》為《史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是迄今註釋最詳備、徵引最豐富而又很富於特色的《史記》新注本，超軼前人，厥功甚偉。

　　（牛鴻恩：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散文學會秘書長）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