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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的文明之師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5年06月21日 15:55 來源:北京日報

  600年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洋船隊由鄭和率領啟航……這是古代中華民族探索海洋的最燦爛的一幕。鄭和七下西洋,充分顯示了當時中國強盛的國力、先進的科技,展示了中華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氣。鄭和船隊是文明禮儀之師,是與世界各國友好交往的典範,在中國航海史和對外開放交往史上具有開創性和先驅性的意義。

  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大明王朝的政治影響,推行明王朝的“禮治”外交,提高明王朝在國外的地位和威望

  主持人:1405年,鄭和率領將士兩萬七千多人,大海船六十多艘,開啟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航程。長期以來,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很多説法和解釋。那麼,究竟該如何認識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動因呢?

  王春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長期以來,關於鄭和下西洋目的,歷來史家聚訟紛紜,至今並無定論。為了不把問題複雜化,我們倒不如相信《明史鄭和本傳》的説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而中國歷代帝王,向來以天之子自居,朱棣更是這方面的典型。

  許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我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主旨在於“宣德化而柔遠人”,推行明王朝的“禮治”外交。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接納儒家“中庸”思想,在治國理念上,強調“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對外關繫上則突現“和為貴”的禮治外交。例如,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所著的《西洋番國志自序》雲:“聲教洋溢乎四海,仁化溥洽于萬方”,其宗旨是“頒中華正朔”,“宣德化而柔遠人”。因此,綜合來看,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大明朝的政治影響,提高明王朝在國外的地位和威望。

  鄭和下西洋打通了中西海上航道,將明朝“禮治”外交推向了鼎盛時代,“西方萬國,奔走臣服,充湊于廷”,確立起和諧的國際關係,在浩瀚的海洋上鑄就了華夏的“藍色文明”

  主持人:鄭和下西洋對當時的明王朝産生了怎樣的積極影響?

  許凱:從歷史上看,明初推行“禮治”外交,力圖構建以“天朝”為中心的“封貢”與“柔遠”的外交格局,恢復漢唐以來長期中斷了的萬邦來朝的“華夷秩序”。鄭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初“禮治”外交方針的一次偉大實踐。龐大的船隊出使亞、非諸國,提高了明王朝的國際聲望,加強了與所達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確立起和諧的國際關係。鄭和的航海創舉在南洋與印度洋各國之間架起了友誼的橋梁,他們將中國精美的絲綢 瓷器等物品和先進的華夏文明遠播至所到的亞非國家,並進行廣泛的物質 文化交流,使中國“知異域之事”,“普天下何若不同”,也讓“遠夷知尊中國”。應當説,東西方人對世界航海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鄭和下西洋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酷愛和平、睦鄰友好的精神風貌,在浩瀚的海洋上鑄就了華夏的“藍色文明”。

  王天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鄭和下西洋使明代京師成為中國同亞、非諸國進行政治 經濟 文化交流的中心地,提高了明廷的國際威望,確立了“一統獨尊”的地位。鄭和下西洋期間,各國貢使梯航數萬里,接踵中國,前來朝貢。明代的中外關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在對外交往中,明朝奉行“柔遠人,厚往薄來”的方針,施行官方的“朝貢貿易”。在明廷“禮治”外交的感召下,慕義來華的有很多國家的國王。

  王春瑜:鄭和“寶船”滿載海外奇貨珍寶而歸,各國貢獻畢至,物品豐富多樣。史料記述西洋各國貢品主要有香料、染料、珍珠、瑪瑙、寶石、布匹、珍禽、異獸等。貢品中不乏奇寶。大宗貢品則是胡椒、蘇木、布匹、香料等。例如,阿丹國一次就進貢胡椒七萬五千斤。

  許凱:當時,國家府庫貢品盈積,少部分珍品為皇室貴族享用,而多數貢品則“折支”京官俸祿。鄭和下西洋交易之物與各國進貢物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調節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的作用。

  主持人:明朝“下西洋”的外交遠航為什麼終止了?

  王春瑜:鄭和七下“西洋”所進行的貿易是朝貢貿易,並非近代意義上純商業性的貿易,因此七下“西洋”的耗費,也是驚人的。有條史料説:“三寶太監下西洋,赍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萬餘歸”。後來至成化間,“朝廷好寶玩”。宦官中有人討好皇帝,説宣德時三保太監下“西洋”,“所獲無算”,皇帝心動,遂派了一個宦官到兵部去查當年鄭和航海的檔案,車駕郎中劉大夏找到這批檔案後,卻偷偷藏起來,對兵部尚書項忠説:“三保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于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其他大臣也紛紛上疏反對,明憲宗終於打消了重下“西洋”的念頭。到了萬曆時,有人竟將沿海的“寇盜復起”,也歸罪到鄭和下“西洋”引出來的結果,那是荒謬不值一駁的。

  許凱:其實,鄭和下西洋如此巨大的人力、財力耗費,在“百姓充實,府藏衍溢”的情況下,勉強可以維持,而到了正統年間,“國勢寢弱”,哪還有可能負擔得起下西洋的鉅額耗費。儘管明英宗在復辟後曾打算仿傚永樂的做法,派遣都指揮馬雲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極力反對,明英宗只好放棄下西洋的夢想。另外,鄭和下西洋從事的是官方貿易,所需的各種物品都是官辦提供。在洪武、永樂時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辦船場、手工業作坊很多,生産興旺發達,但至宣德年間,官辦手工業逐漸走向衰落,生産的物品數量少、質量差,無法滿足下西洋的需要。這可能也是下西洋無法持續下去的原因之一。

  王天有:對於這個問題,也有學者認為,朝貢貿易被官方壟斷,具有不受市場調節、違背經濟規律的特點,故不可能長久。

    通常認為鄭和下西洋以後,中國社會逐步走向閉關鎖國。其實,明朝乃至清朝中葉之前,中國仍然是以開放為主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和歷史舞臺的

  主持人:明朝初期實施怎樣的外交政策?

  王天有:明朝建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對私人海外貿易嚴加限制,這就是所謂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實行海禁政策從政治上講,是出於對新生國家安全的考慮;從經濟上講,當時王朝初建,百廢待興,明太祖主要致力於農村經濟的復興,還無暇顧及海外貿易。明成祖即位後,繼續推行海禁政策,但是與明太祖朱元璋有所不同,他對於發展與各國政府的關係、重建朝貢體系、開展官方貿易表現出更大的熱情。可見,明前期對外政策主要表現為“朝貢貿易”與“海禁”兩個方面。鄭和下西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主持人:有人認為,鄭和下西洋後中國就走上閉關鎖國之路。是這樣的嗎?

  王天有:我認為這種説法是不恰當的。在看待鄭和下西洋時,應當全面評估其所帶來的雙重效應。鄭和下西洋第一種效應,即代表了中國古代禮制朝貢貿易關係的最高水平。第二種效應,即客觀上刺激、啟示了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這一效應並非明朝皇帝的本意,也非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所在,但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實在效應。近年來,有學者對鄭和七下西洋的總人數做過估算,大約有十萬人以上。這些人走出國門,精彩世界,觸手可及。他們回國之後,以言傳身教感染了數倍的人。特別是閩浙地區多靠海為生,所以當地百姓逐漸把從事海外貿易當成維持生計的一種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終止下西洋的同時,民間海外活動悄然發展。鄭和下西洋結束後才十年多,民間海外活動便已經十分活躍。“隆慶開關”之後,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從此以閩粵商人為主的商人集團,開始遠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從事貿易活動,成為世界市場中非常活躍的一部分。這些都顯示,伴隨著鄭和下西洋的開展,出乎明朝政府意願,大規模的民間海外貿易在沿海地區開始蔓延,商舶貿易呈崛起之勢。隨著國內外商品市場的發展,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也發生一個重要變化,從唐、五代以來一直流行於民間的白銀,最終取代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鈔幣,成為通行的主要貨幣。明朝實際成為當時世界的金融中心。可以這麼理解,明朝商人與歐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活動,為十七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啟示和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鄭和下西洋的諸般後續效果刺激開創了“隆慶開關”的時代,而“隆慶開關”則是明代繼鄭和下西洋之後對外關係中又一重大事件,標誌著明朝的對外交往從官府層面轉向民間層面。曾經為官方獨佔的海外貿易,日漸衰微,逐步讓位給更加具有活力和發展前途的民間海外貿易,這是鄭和下西洋所意想不到的更為深廣的效應。其實,歷史上中國真正走向閉關之路始於清朝乾隆時期。

  鄭和船隊為文明禮儀之師,既未佔領別國一寸土地,也沒有掠奪當地一分一毫的財産,鄭和船隊所到之處,給所在國人民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提升了這些國家的文明水平

  主持人:據了解,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的人民還把鄭和奉若神明,一些地方還保留有“三寶廟”、“三寶壟”、“三寶井”等。那麼,鄭和為什麼會受到這些國家人民的歡迎和尊敬?

  王天有:鄭和下西洋時,“西洋”一些國家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還很原始,鄭和到達之後,在當地傳播伊斯蘭教,建立清真寺,勸人為善,還教當地人鑿井、築路,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鄭和大規模船隊的訪問對東南亞沿海諸國及非洲東海岸很多部落或城邦形成了不小的文明衝擊。一時間,學習中國成為風氣。鄭和七次下西洋,多次到達滿剌加(馬六甲地區),沒有佔領一寸土地,甚至一芥不取,是名副其實的和平使者。鄭和船隊所到之處,給所在國人民帶來深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響,提升了這些國家的文明水平。

  許凱:鄭和在南洋各國傳播華夏文明,所到之處,抵國問禁,入境問俗,尊重其國風俗。當地人民為了懷念這位偉大的和平先驅,為鄭和修廟,焚香祭祀,奉若神明,頂禮膜拜。他們還用鄭和的名字命名其遺跡和物品。如印尼、爪哇有三寶洞、三寶井、三寶壟、三寶廟(內立鄭和塑像),香火極盛。

  主持人:鄭和的航海活動與西方16世紀航海相比,有何根本不同?

  王天有:從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明朝就制定了睦鄰友好的“祖訓”。朱元璋的這一祖訓影響了明一代,鄭和下西洋也秉承了這一祖訓精神,不存在對外殖民的訴求,有的是共享太平的理念和行動。鄭和使團抵達之地,從不以眾欺寡,以強淩弱,而是施恩布德,共享太平之福。鄭和船隊為文明禮儀之師,既未強行佔領別國一寸土地,也沒有掠奪當地一分一毫的財産。十六世紀後期,歐洲一些國家開始了工業化前的原始資本積累,爭奪海上霸權,在美洲 非洲及亞洲等地,用“劍與火”,進行血腥的殖民掠奪。然而,鄭和航海的性質與之是截然不同的。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壯舉,其規模之大、技術之先進、組織之嚴密,都是同時代其他遠航活動無法比擬的

  

  主持人:有人説,鄭和率領的船隊是當時甚至是20世紀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船隊,是這樣嗎?

  王天有:十五世紀是人類認識和挑戰藍色海洋與地理大發現的時代。鄭和的航海始於該世紀之初,出現在西方地理大發現時期之前。在航海規模上,鄭和第一次出航率巨艇62艘,大舶長44丈4尺,闊18丈;中船長37丈,闊15丈;官兵人等27800余人;平均每次船隻50余艘,人員27000余人。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艇編隊。鄭和遠航的規模之大、技術之先進、組織之嚴密,都是同時代其他遠航活動無法比擬的。鄭和船隊的裝備及規模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這樣的船放到今天來建也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程。更令人驚嘆的是,在15世紀初的技術條件下,這個龐大船隊如何能夠進行通訊聯絡與指揮管制?如何實施後勤補給作業?這些都充分顯示了我們祖先非凡的管理成就,值得學習和研究。

  主持人:為什麼這樣的船隊和遠航的壯舉能出現在15世紀的中國?

  王天有:中國是世界海洋文明的重要的發祥地之一。據現今可考的史料顯示,我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的舉措,史書上還有“齊景公遊于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的記載。到宋代,指南針被應用於航海,這是航海技術史上劃時代的進步。元代中國海洋航運業無論在航行規模、造船和航海技術方面都超過了唐宋。在大海航行中,確定船舶的方向和位置是至關重要的。鄭和航海中運用了“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星的高度來確定船隻的地理緯度,這就比早期的看太陽、月亮、星辰的位置來確定航向大大的進步了。我國古代在航海技術方面有著許多發明創造,鄭和使團在航海實踐中繼承了這些成就,形成了一整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而實用的天文和地文航海技術。

  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證實,文明的傳承是以綜合實力為基礎的,敞開國門,不斷地吸納各國先進的文化,國家富強了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主持人:今年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日。最近,經國務院批准,選定鄭和下西洋紀念日作為中國“航海日”。那麼,究竟該如何認識紀念鄭和下西洋的現實意義?

  許凱:鄭和下西洋是明朝對外交往之舉,推起了開放之門,大批使節來朝,進行廣泛官方交流。鄭和下西洋期間,諸國古未通中國者多來朝貢,繁華一時。爾後,明清兩朝對經營海權不夠重視,飽受海上列強的侵略欺淩,割地賠款,甚至淪為半殖民地,這即是輝煌與衰落的強烈反差。最近出版的《當中國稱霸海上》(廣西師大出版社版)就有力地揭示了這一點。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證實,文明的傳承是以綜合實力為基礎的,敞開國門,不斷地吸納各國先進的文化,國家富強了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也正是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意義所在。

  王天有: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壯舉,對中國發展航海事業、增進與世界各國睦鄰友好關係作出了巨大貢獻。紀念鄭和,有助於增加民族的自豪感。我國是一個海洋大國、航運大國,向國民普及航海知識、提升海洋意識很重要,這對科學航海和發展我國航運事業和海洋經濟意義深遠。中國是熱愛和平的國家,不搞霸權主義,在國際交往中反對恃強淩弱,致力於同各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這是鄭和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因此對鄭和的紀念,還具有尋求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現實意義。

責編: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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