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傳

　　周寧1961年生，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文系主任。1992年畢業于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9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跨文化研究，關注西方的中國形象問題。1998-2002年往英國布裏斯托爾大學戲劇系與美國伊利諾依大學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主要著作有《比較戲劇學》、《幻想與真實》、《永遠的烏托邦》、《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想象與權力：戲劇意識形態研究》、《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説與傳説》等。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整整600年前，世界歷史上最不可思議、中國歷史上最難以忘懷的海上遠征———鄭和七下西洋開始了。紀念這段歷史，我們需要思考600年前發生過什麼，它在中國與世界歷史上的意義是什麼，對我們今天的現實，究竟意味著什麼。

　　1405到1433年的28年間，鄭和、王景弘率領大明皇朝的船隊七下西洋，從江蘇太倉劉家河到亞丁灣，泛海九萬里。世界大洋從未見過如此壯麗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開，上千面帆張起，旌旗招展。中國稱雄世界的時候，也稱雄海上。

　　鄭和七下西洋，從1405年開始。這一年年底，鄭和船隊自福建五虎門放洋，首至佔城，自舊港取西北針路過滿剌加向西到蘇門答剌，入印度洋，經翠蘭嶼、錫蘭山，繼向西北，到小葛蘭、科枝、古裏返航。船隊以大宗寶船為核心，遣分宗船隊訪問周邊地區。1407年6、7月間回國時，帶來各國貢使。第二次下洋1407年底啟航，航路與第一次基本相同。帶去詔諭赍賜，帶回珍寶異石、珍禽異獸。

　　第三次出使頗為緊迫。詔書下達的時候，鄭和還在海上。這次下洋規模宏大，航路沒有多少變化，沿途卻訪問了更多的地區、國家，政治外交業績也更輝煌。“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此時明帝國的船隊像是常駐海上的“維和部隊”。

　　帝國的野心際天極地，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在出訪印度洋以西的國家。1413年底季風一到，船隊啟航，大宗船隊沿舊航路到古裏後，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灣口忽魯謨斯。分宗船隊已自蘇門答剌出航，扇形向西渡往印度洋，訪問溜山國（馬爾代夫群島）和東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向北過阿拉伯海，抵達阿丹、剌薩、祖法兒，自阿丹再分宗進入紅海，訪問天方國、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隊歷時兩年，更多的貢使來華。第五次遠航首先是要送那些貢使回家。航路不同，先歷西洋諸國，辭還20多國的使節；再通東南諸番，訪問渤泥、蘇祿、呂宋等國。

　　第六次下洋在1421年1月，使命除例行辭還貢使外，似乎主要是貿易。此時大明國勢盛極，數次出洋，從南海到印度洋的勢力格局已形成，在滿剌加、蘇門答剌、古裏等地已有帝國的常設機構，“官廠”（倉庫）、宣慰司之類。從這些地方，船隊分宗遠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繞過好望角，進入非洲西南的大西洋海岸；向南船隊到達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甚至澳大利亞沿海島嶼，“去中華絕遠”，歷時3、4年。高潮時刻到來了，像是最隆重的閉幕典禮。

　　28年七下西洋，在東方千年航海史上，不過是一瞬間，但卻將整個東方航海事業推向瞬間的高峰。第七次遠航在8年以後。永樂皇帝去世，仁宗登基，詔令停止下洋。直到宣宗即位，想起祖父當年“萬方玉帛風雲會，一統山河日月明”的盛況，才又派鄭和出使西洋。此次出洋的航程基本上與第三、四次相同，歷時3年。行前在江蘇太倉、福建長樂、湄洲島大祭天妃宮，樹碑立傳。與其像是乞佑來程平安，更像對往事的紀念。1433年，第七次下洋，鄭和在古裏病逝，副將王景弘將龐大的艦隊和鄭和的頭髮、靴帽帶回中國。那是一個盛夏的傍晚，遠洋船隊最後一次駛入江蘇太倉劉家灣，寶船將永遠停泊在那裏，在南方溫潤的港灣裏腐爛。皇帝詔令：“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令停止”、“各處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從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沒有張揚過。

　　鄭和七下西洋，長駛遠駕，“示中國富強”。如此盛大的遠航，卻突如其來，悄然而去。它在經濟上揮霍民生財富，在政治上揮霍天朝理想。在鄭和的偉大遠航中，有人看到輝煌，有人看到輝煌中的荒唐，甚至還有悲涼。

　　探索鄭和遠航的意義，與其説是因為它在那個時代突然開始，不如説它在那個時代無端結束。大明帝國的遠航突然停止而且永遠停止，首先因為它缺乏社會結構的合理性，在經濟、政治上，都是一種“揮霍”。200艘大船在世界南方海域編隊航行，去的時候，像節日裏隆重的遊行，帶著大量的裝備與禮品；回來的時候，像個龐大的雜技團，裝滿了各種奇禽異獸。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書算手、醫士、水手、各類匠人以及民稍人，每次下洋都有兩萬七八千人隨行。寶船、戰座船、糧船、水船，船隊乘船總在兩百艘左右。

　　如此龐大的船隊，28年間七下西洋，長駛遠駕，去時朝廷要備大量的赍賜品，貢使來朝，又有大量賞賜，這些物品多為陶器、緞匹、紗絹、絲棉、鐵貨之類的用品。所謂船隊充舶而歸，大多是香料珍寶之類供皇宮與上流社會玩好的奢侈品，與國計民生無關。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記鄭和七下西洋28年間，南京區手工業的匠戶銳減達四分之三以上。

　　只有一個富強的帝國，才能支持這樣盛大的遠航。可是，盛大的遠航，除了“示中國富強”的政治浪漫之外，還有什麼意義？有人強調鄭和下洋的貿易實質，可是，當我們了解了朝貢貿易厚往薄來的原則和貿易品的性質，就不難猜測其荒唐的經濟實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

　　鄭和七下西洋，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揮霍，在政治上也是不合理的揮霍，甚至有些荒唐。抽空了貿易實質的海上冒險，變成一次又一次空洞虛榮的、炫耀式的巡航。它帶著宏大浪漫的政治理想，從一個港口駛向另一個港口，宣諭、敕封、市易，將貢使接來又送去，滿足帝王建立在無知狂妄之上的虛榮與野心。鄭和如果誠實理性，他是痛苦的。

　　而最大的問題還在於下西洋發生的海禁背景。明朝政府一方面對私商執行海禁，壓制了民間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又試圖以帝國的權力壟斷海上貿易，將唐代以後興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貿易變成奢侈性的官方壟斷貿易,破壞了500年來發展起來的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傳統，也破壞了整個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貿易體制。輝煌的遠航是在殘暴的海禁背景下進行的，省略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鄭和遠航發生的歷史困境。

　　富於生機的民間航海與自由貿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鳥言侏禽”之民聞風向化、浮海來朝、宗主華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個荒唐的遊戲。航海那些年裏，確有許多異邦遠國貢使來朝，但他們是“慕義”而來還是“慕利”而來，動機與效果都值得懷疑。即使在海道清寧、四方來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裏也不踏實：“凡諸番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視諸國不薄，未知諸國心若何。”

　　以後的事態越來越明顯，夷邦僻島的貢使，修貢是虛，市利為實。帝國慷慨給賜，宴樂勞之，萬邦來朝的帝國式浪漫政治，畢竟代價太大了。一個皇帝詔令的遠航，由另一個皇帝詔令停止，對於那個時代，他停止的或許不是一項偉大的事業，而是一次浩大的災難。當年詔令下洋，有條件，如今悉令停止，也有道理。歷史中輝煌的背後，可能是殘酷，而暗淡中，卻有溫暖。

　　中國曾經擁有絕對的海上優勢，鄭和遠航將這種優勢推向瞬間的高峰，然後就突然停止了。實際上，在西方擴張勢力進入亞洲海域之前，中國就已經自己消滅了自己的海上力量。鄭和七下西洋，是一個偉大時代的結束。而此時，西方的海上擴張已經開始，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

　　鄭和轟轟烈烈的遠航並未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反卻寓示著曾經無比輝煌的東方文明稱雄天下的時代，行將結束。在鄭和的偉大遠航中，有人看到輝煌，有人看到輝煌中的荒唐。28年間七下西洋，世界帝國的理想，宏大的規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有這些表象，看上去都很輝煌，但是，如果將鄭和遠航與西方資本主義海上擴張相對照，在明朝海禁的具體歷史背景下，仔細分析其揮霍性的政治經濟本質，輝煌中就顯現出怪誕的荒唐。12至15的4個世紀間，中國曾經擁有絕對的海上優勢，鄭和遠航以近乎瘋狂的形式將這種優勢推向瞬間的高峰，然後就突然停止了。實際上，在西方擴張勢力進入亞洲海域之前，中國就已經自己消滅了自己的力量。於是，在荒唐中，我們又看到悲涼。

　　在歷史上，鄭和遠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民間500年蓬勃發展的航海貿易傳統被扼殺了，官方組織的畸形的海外擴張空洞而難以為繼。曾經行巨浪泛滄溟、牽星過洋的巨大的寶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漸漸淤積的南方港灣裏腐爛。帝國皇家的龍江造船廠衰落到連當年寶船的尺度都忘記了。40年後，明憲宗成化皇帝當朝的時候，有人又動起出洋的念頭，人們發現皇家檔案庫中鄭和航海的檔案，已不翼而飛。與此同時，葡萄牙探險已臨近高潮。當明朝中期的重臣劉大夏燒燬大明帝國的航海檔案時，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大臣、科學家與船長們，正在瘋狂地四處蒐集各種航海資料。

　　遠航結束，在永樂大帝以後的一個世紀，明朝成為一個真正輕盈內向的國家，國勢減弱，社會鬆散。遠航停止了，也是永遠停止了，它為太平洋、印度洋留下的權力真空，使半個多世紀後繞道遠來的西方擴張勢力有恃無恐。

　　公元15世紀前半葉，中國勢力淡出海洋；後半葉，西方開始向世界擴張。西方真正的大航海時代，在鄭和遠航結束後才到來。首先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領的船隊探索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他們小心翼翼地沿著荒蕪的西非海岸航行，幾十海裏或幾百海裏地向南推進。鄭和遠航停止的時候，也就是1434年，他們才繞過博哈多爾角，10年以後才到達佛得角。1488年巴托羅繆狄亞斯的艦隊來到了非洲大陸的最南端，發現“好望角”，又過了10年，達伽馬的船隊終於繞過非洲到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也就是鄭和當年一再訪問的古裏。

　　達伽馬發現了東航路，哥倫布發現了西航路。而他們遠航的動機，最初都是要尋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國土”。哥倫布從《馬可波羅遊記》中知道富饒的中國，聽一位佛羅倫薩人説整個東方都叫印度，最富有的是中國，廟宇宮殿都是用金磚金瓦建成的；地球是圓的，一直向西就會到達東方，在裏斯本與刺桐港（泉州）行在城（杭州）之間，只有一片2550海裏寬的洋面。

　　1492年，哥倫布裝備了三艘宜於此次航向之帆船，備足糧秣，募足水手，帶著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王室蓋著金印的國書，從帕洛斯港起航，向西航行去尋找“大汗的國土”。為了尋找天堂般的中國，哥倫布開始了那次劃時代的遠航。兩個月以後，他們終於登上巴哈馬群島中的聖薩爾瓦多島。哥倫布以為自己抵達了印度，他至死都堅信如此。他稱新大陸為“印度”，當地居民為“印度人”，認定古巴島就是日本。在10月21日日記中，哥倫布説：“臣仍決心抵達大陸，抵達行在城，把陛下之詔書面呈大可汗，再將大可汗之復詔轉呈二位陛下。”西方人為了發現印度航路，發現了新大陸；為了發現中國，發現了世界。

　　公元15世紀是全球歷史上關鍵的一個世紀，前半葉，中國勢力淡出海洋；後半葉，西方開始向世界擴張。決定未來命運的、雙方不可避免的遭遇與衝突，即將開始。歷史的意義不是重溫往昔的輝煌，而是反思曾經的輝煌是如何消失的，那些災難性的轉機在哪。

　　公元15世紀，歐亞大陸兩端，一個龐大的陸上帝國正在收縮，一個邊遠的小王國正擴張成海上帝國。世紀前半葉，大明帝國的遠航停止；世紀後半葉，伊比利亞航海發現新大陸與印度航路。鄭和下西洋，在中國與整個東方歷史上，都標誌著一個偉大時代的結束。東方由盛及衰：東方的開放擴張的時代結束了，退守與失敗開始，甚至東方也開始西方化。

　　1500年成為全球文明的起點，根據在於15世紀最後10年間，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用亞當斯密的話説，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件事。葡萄牙建立了從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貿易、殖民體系，將海上帝國的邊際伸展到中國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與菲律賓，其地跨歐、美、亞三大洲的殖民帝國的勢力同樣影響到中國。西方大航海也開啟了世界歷史的一個新時代。

　　公元15世紀前半葉世界史上鄭和輝煌的遠航，其龐大的規模與微小的收穫，與同一世紀後半葉來自世界另一端的遠航，其微小的規模與龐大的收穫，形成鮮明的對照。鄭和在古裏逝世整整65年後，一支葡萄牙艦隊來到卡利卡特，它就是萬邦際會的古裏。當年在古裏港見過大明帝國船隊的年輕人，如今已經衰老。如果他長壽，他會感到失望。世界上並非所有的遠方來客都是善意的、彬彬有禮的，慷慨豪爽地送大量的禮物給他們的國王。葡萄牙艦隊很快就從拒納貿易稅並綁架人質發展到大炮攻城。他們在權力真空的世界南方海域，開創了一種“炮艦秩序”。這種“炮艦秩序”，創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國、西班牙日不落帝國、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最後是美利堅帝國，600年後，巡航在鄭和船隊去後的海域上的，是美國的太平洋艦隊。

　　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中國在厲行海禁。鄭和遠航也不過20多年，海禁卻200年，扼殺了中國民間航海貿易的生機。這是中國的災難，西方的機會。中國退出外洋在亞洲海域留下的真空，讓西方人長驅直入。1567年開海，重出外洋的中國海商與移民，一開始就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中：沒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就無法挑戰海外西方擴張勢力；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又無法見容于中國內陸政權。明朝政府禁海、剿海、開海，民間海商變成海盜，海盜歸位海商，海商又成為海盜，直到鄭芝龍受招撫，中國內陸政治軍事力量被迫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合，中國海商才擺脫大陸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團化、集權化過程。在鄭和之後200年，鄭和下洋停止後中國失去的海上優勢曾被鄭芝龍開創的“海上武裝貿易王國”挽回，此時中國還有機會參與世界海洋的競逐。鄭成功反清復明，動員海上力量對抗滿清內陸皇權，在與內陸不斷的戰事中牽制與消耗了中國的海上力量。以後中國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誰控制海洋，誰贏得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終也失去家鄉。紀念鄭和下西洋，重要的是在世界歷史語境中，反思現代國家競逐富強的經驗與教訓。

　　紀念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語境，是世界現代化歷程中國家競逐富強的經驗與教訓。贏得海洋將贏得世界；失去海洋也將失去家鄉！中國在清代康乾年間再次退出外洋，100多年後鴉片戰爭的結局，此時已經註定。堅船利炮才能贏得海上，贏得海上才能贏得世界，這番道理，要到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可悲教訓之後，國人才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國皇帝不開始禁海限船，中國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稱雄海上，也不至於500年後花鉅額銀兩買西洋“夷狄”的鐵甲艦又被東洋“倭寇”擊沉，把台灣再次割讓掉。如果300年前中國不在皇權中心主義的衝突中消滅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鄭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師收復台灣後在鄭氏武裝海上集團的基礎上發展海上力量，開拓海外貿易，中國就不可能以陸地簡陋笨拙的炮臺面對英國海軍艦艇的攻擊，輸掉可恥的鴉片戰爭。

　　1904年，鄭和下西洋500年後，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首開中西航海與現代化比較研究的視野。梁公提請國人重新記起這位“偉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驕傲，也有悲憤：西方現代化歷史的起點上，有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而“我泰東大帝國，與彼並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這是驕傲，然而，還有悲憤：“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

　　鄭和七下西洋，在現代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它可以同時讓中國人感到驕傲與悔恨。驕傲曾經有過的輝煌，悔恨這種輝煌曇花一現。如果沒有世界現代化的歷史大敘事，不論是鄭和遠航還是葡萄牙擴張，意義都是微不足道的。西方500年間擴張成一種強勢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頭，便找到地理大發現這個起點。中國從天朝上國一路墮落，在失敗與屈辱中開始現代化歷程，文化反思自省，總是在對比西方為什麼成功、中國為什麼失敗這個前提下進行。

　　鄭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個歷史事件，而是一種文化象徵，寄託著中國人的回憶與想象、失望與希望，寄託著國人的某種自我形象，也寄託著人們關於國際新秩序的某種想象與期望。在世界現代化歷史大敘事中討論鄭和七下西洋，有兩種意義：一是鄭和遠航如何發生，二是鄭和遠航為什麼結束。第一重意義上感受的驕傲是短暫的，在第二重意義上感到的悔恨，卻刻骨銘心。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