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繪鄭和下西洋盛況的古代木版畫（局部）

　　

作者：中央電視臺大型專題片《１４０５鄭和下西洋》總撰稿　祝勇　

　　被焚燬的歷史記憶

　　1457年，意大利傳教士毛羅（Fra Mauro）應葡萄牙王阿豐索五世（Alfonso V）的邀請繪製世界地圖，在注記中，他記錄了一項重要史實 —1420年左右，有一條“印度的中國式帆船”橫越印度洋，通過迪布角外的男島、女島，繞過好望角，取道綠色群島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連續航行40天，約2000海裏，但見水天一色，別無他物，便在第70天回到迪布角。這艘闖入葡萄牙人視野的中國船，究竟是何人駕駛？地圖上記載的航行海域，又在哪？

　　從中國的史料中，幾乎找不出有關這支船隊海上經歷的任何記載。

　　公元1403年六月，經過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後，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從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裏奪取政權，在南京登基，建元“永樂”。上臺同時，他就已下定了遷都北京、重新疏浚在元代已被廢棄的大運河的決心。兩年後，他派鄭和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龐大船隊，駛向埋伏著巨大風險的茫茫大海。

	《南都繁會圖》（局部）全卷縱44厘米、橫350厘米，圖卷描繪了明代中期南京城市商業繁榮的景象。

　　據明人王士性記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赍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據此可知鄭和之行，凈虧白銀六百萬兩。

　　實際上，朱棣時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歲入的兩至三倍。朝中大臣反對鄭和下西洋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們希望以內河漕運取代海運，刺激國內貿易的發展，而不是將來之不易的白銀無謂地拋向大海。

　　但朱棣仍在1421年冬天，命鄭和進行第六次遠航。這也是這位充滿野心的帝王生前見證的最後一次遠航。

　　有人説，出動這支龐大的船隊，是為了尋找一個重要人物——建文帝朱允炆。但更多的人認為，這支耗資巨大的船隊，並不只是一支豪華的偵緝隊。

　　在朱棣攻入南京金川門的當天，“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建文帝是蹈火自焚，還是趁亂遠逃？這個疑問一直令朱棣如坐針氈。他攻入南京紫禁城後，沒有找到王朝的玉璽。那塊“受命于天”的玉璽使朱棣陷入尷尬 ——它標明了朱允炆作為朱元璋親自指定的接班人的政權合法性，只要朱允炆願意，他隨時可以以那方玉璽號令天下。

　　1404年正月底，鄭和的朋友、太監李挺，受朱棣之命，開始偵查朱允炆的蹤跡。他循線索追到福建泉州。至少在公元8世紀以前，泉州就已是東西方航線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國向南亞、西亞、東非地區航行的起點。但蒼茫的大海使追蹤者黯然止步，因為翻捲的白浪湮沒了逃亡者的足跡。

　　鄭和、李挺，甚至朱棣本人，或許都曾面對當時那幅著名的世界地圖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陷入沉思，搜尋埋藏在地圖裏的線索。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年經金士衡和李茂初步考訂，由李薈詳細校對，由權近補充朝鮮和日本部分，最後在絹上繪製成寬四尺（1.30公尺）、長五尺（1.6公尺）的新圖。這幅精緻的地圖所描繪的世界盡頭，是南非的好望角。英國史學家、皇家海軍退役軍官門西斯（Gavin Menzies）在他引起巨大爭議的著作《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稱，《混一疆理圖》是當時最先進的世界地圖，其亞洲與非洲細部中，好望角被勾勒得極為精確。他堅信，鄭和船隊曾經繞過好望角。

	1982年在福建南平發現的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為祈保“風調雨順”而鑄造的銅鐘。

　　1405年7月11日，鄭和船隊從江蘇劉家港出航，至福建長樂集結並等待季風。船隊的人員規模是驚人的，27800多人，相當於現代一個軍團的編制！船隊除了配備的文武官員，還有大批技術人員、翻譯、工匠、水手，僅醫士和醫官就有180名。這種規模空前的遠航前後進行了七次，持續了28年，船隊的足跡遍及馬六甲海峽、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及非洲東海岸,造訪了當時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堪稱人類航海史上空前的壯舉。

　　顧起元在1628年編纂的《客座贅語》中透露， 1465—1487年間，兵部侍郎劉大夏焚燬了國家檔案館中有關鄭和出海的全部文獻。只有一幅由鄭和本人親手繪製的航海圖，描述了船隊自劉家港出發，一直抵達非洲東海岸的全過程，由於明代學者茅元儀將它輯入《武備志》，才躲過了被焚燬的命運流傳至今。

　　航海圖全名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航行的起點，是南京城東南角的寶船廠，地圖末端，則是一座名為“忽魯謨斯”的島嶼。這幅航海圖並不像中國傳統地圖那樣採取上北下南的固定模式，它以船頭的方向為前方隨機繪製，採取的是一字展開的手卷式，所標示的從南京到忽魯謨斯的整個航線是從右至左連貫的，與這些航線原來的實際方向並不相同。

　　神奇的諾亞方舟

	南京龍江寶船廠出土的大舵桿，全長11.07米，據説配置於下西洋的寶船上。

　　中國國家博物館明代陳列室裏，有一根長度為 11.07公尺的鐵力木舵桿。這是1957年南京市文管會在寶船廠遺址發現的，幾乎可以確定，它就是為鄭和船隊打造的。學者根據古船的比例推算，擁有這根舵桿的船隻長度十七至十八丈，大約55公尺。15世紀中葉，除中國外世界第二海上勢力威尼斯最大的帆船也只有50公尺長，而哥倫布1492年航向新大陸所用的旗艦“聖瑪麗亞號”，只有35公尺。

　　那麼，鄭和的旗艦到底多大？那些神秘莫測的航線，又要求怎樣的船形？

　　寶船廠出現在《鄭和航海圖》的起點上，隨著大明帝國航海高潮的過去，大約在嘉靖三十年（1551），寶船廠縮小後改為龍江船廠。作為一家國營船廠，永樂年間，龍江船廠已成為整個帝國造船業的中心。它的規模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幾倍，超過了離長江口距離更近的蘇州船廠。這裡已使用了標準化生産和流水線作業。

　　龍江船廠共七個作塘，現存遺址有三個，朝著出海口的方向，平行排列。七道閘門分別暫時隔斷了它們與大海的聯絡，在乾涸的作塘內，船身在腳手架上逐漸成形。完工後，工人們開閘引水，讓木船漂浮起來，並駛出船廠。這是一種天衣無縫的方法，它為製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中國至少在公元10世紀就已廣泛使用幹船塢造船，而歐洲直到15世紀末才想出這種方法。

	建造鄭和寶船的南京龍江寶船廠船鄂遺址

　　工匠們按一定的間距造好隔水艙，20世紀末，中國觀眾從好萊塢影片《泰坦尼克號》中目睹了它的隔水艙，而中國的隔水艙設計，同樣比西方領先了500年。

　　那艘當時歐洲最先進的豪華巨輪在處女航中不幸觸到冰山，五個進水的隔水艙剛好達到設計極限，因而沉沒于大西洋底。而在鄭和出航前，這個古老的帝國早已為他準備了精湛的造船和航行技術，使他幾乎可以到達世界上任何想要到達的地方。

　　中國古代傳統船舶大致有沙船、福船、廣船和鳥船四種基本船型。鳥船是福船的派生船型，廣船則上寬下窄，狀如兩翼，平衡性弱，無法應付外海的驚濤駭浪。沙船是中國最古老的母型船種，從上海的市徽中，可看到沙船的造型。既然《鄭和航海圖》標明的航行起始點是寶船廠，那麼，鄭和的旗艦（即“一號寶船”）不可能不在其中，由此，我們可做出寶船是採用沙船形制的推理。沙船底部平坦，船頭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適於在淺海或多暗礁的海域出沒，但很難承受印度洋的顛簸。福船船底呈尖形，龍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船頭與船尾高高揚起，有超常穩定性，但它又如何通過南中國海埋伏著各種凶險的地帶？

　　雍正年間《崇明縣誌》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鄭和遠航歸來，無法駛進瀏河，而被迫在崇明泊岸。當時並無旱災，不會出現長江水位下降的情況。鄭和寶船無法進入長江，這説明寶船吃水很深，而吃水淺的平底沙船，當時正在江中暢行無阻。看來，一號寶船應該被認定是吃水深的尖底龍骨船了。因此有學者猜測，明朝造船者將沙船與福船結合為一種新船體，以適應不同海域航行的需要。

　　但很多學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們反駁的最好證據是一號寶船的尺度。《明史》的記錄是“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到哪才能為如此巨大的寶船找到一根作龍骨的大樹？

　　如果以公尺換算，一號寶船的長寬分別達到了 140.7公尺和57公尺，長度已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最新式的現代級導彈驅逐艦“杭州號”與“福州號”的長度156公尺接近。西方直到18世紀，才有能力製造如此規模的木帆船。英國當時最著名的戰艦“維多利亞號”，是現存最大的木帆船，長度僅98.4公尺，1759年安置龍骨，1765年下水。以大英帝國當時的能力，尚需傾全國之力，花六年的財政預算才能建造出來，而15世紀初的明朝，能在七八個月內製造近60艘比“維多利亞號”大四五倍的超級帆船嗎？尤其在當時尚無螺焊工藝，如此巨大的帆船能夠在海洋上保全自己，而不致粉身碎骨嗎？

　　事實上，有確鑿的史料表明，宋代的船舶，船身就已經達到三十余丈，《老學庵筆記》中，就有宋軍戰船“最長者三十六丈”的記載；在明代，四十四丈這個尺度，完全無須少見多怪。

　　洋流與季風，為這支船隊提供了便捷的動力。寶船上的船帆根據季風的特徵變換著。中國風帆，一直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有經驗的西方航海者無不驚嘆于中國船帆的精巧有力。在沒有發動機的中世紀，是它們賦予長達140多米的巨型船舶遠航的能力。船隻的配備分工更是十分科學和精細，運載分送各國的名貴禮品和通商物資的為寶船，支撐船員後勤供應的為糧船，裝運馬匹的馬船則便於船員登陸後乘馬前進，坐船與戰船都是軍用船隻，以保衛船隊安全及應對突發的戰事。除此之外，還有專門貯藏淡水的水船。

　　青花的環球旅行

　　青花的旅行是從昌江邊的古鎮開始的。這個以宋真宗“景德”年號命名的古鎮，是青花瓷的出生地。景德鎮距海岸線只有302公里，出窯的上等青花將進入鄱陽湖，由九江進入長江，在長江口登上鄭和的帆船。茶葉不僅是船上的重要貨物，也是不可或缺的減震工具，只要將瓷器置於裝滿茶葉的箱內，用厚而柔軟的茶葉將青花覆蓋，它們就可以高枕無憂。

　　旅行的第一站是佔城國的新州港，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歸仁港。青花出現在南海的天空下，在佔城人驚愕的目光中，它們被一雙雙陌生的手撫摸和傳遞。他們收下了青花，獻出了最寶貴的禮物—犀牛角、象牙、伽藍香……

　　船過爪哇、蘇門答臘，船上的瓷器日益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香料，諸如柏香、檀香、羅斛香，乃至價值連城的龍涎香 —這種從雄性抹香鯨病胃中分泌出的蠟狀物質，在香水工業發達的今天更是身價倍增，每千克上等龍涎香的價值為1至4.5萬法朗，轉手出售給化粧品製造商，則可獲利6至10萬法朗。這是一千克黃金的價格。

　　在前三次航行中，古裏（今印度卡利卡特）是船隊的終點。青花瓷將在這裡離開鄭和的船隊，部分瓷器在這裡被商人轉運，踏上前往地中海的路途。

　　《明會典》中記載了當時青花瓷器的交易價格：（青花白瓷）盤：每只五百貫，碗：每只三百貫，瓶：每只五百貫，酒海：每只一千五百貫。據當時國內消費水準折算，這樣的價格已屬昂貴。

　　明成祖選擇鄭和出任船隊統帥，與他的血統有極大關係。鄭和原名馬和，祖父是一位入仕元朝的色目人，也就是説，鄭和具有一部分阿拉伯人的血統。元世祖忽必烈派賽典赤擔任雲南最高行政長官平章政事，隨賽典赤入滇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距鄭和家鄉昆陽不遠的省城昆明，元代稱“押赤”或“鴨池”。明朝建立14年後，朱元璋派39萬大軍征討雲南，年僅12歲的馬和在戰亂中受俘被閹，擄至南京後，因為長得聰明靈秀，當了燕王朱棣的侍童。在“靖難之役”中，馬和立下汗馬功勞，朱棣登上皇位後，在永樂二年的大年初一這天，親自賜馬和為鄭姓，並任命他為出洋船隊的正使太監。

　　西去的航程，對鄭和而言，可説是精神上的尋根之旅。儘管後來他皈依佛門，但血統使他不僅具有經商天分，而且在與南洋、西洋人的交往中，佔據了身份上的先天優勢。

　　大洋彼端的阿拉伯地區不僅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市場和向西方販運的中轉站，而且為青花呈色劑的重要來源。中國最初使用的青花料都是從波斯或阿拉伯進口的，俗稱“回青”。鄭和船隊不僅從阿拉伯帶回了一些稀罕之物 —比如光學眼鏡，更從東非的蘇麻離（今索馬裏）帶回了大量“蘇麻離青”，也就是鈷礦石。這些青花料在質量上遠超本土鈷礦，成為中國青花的主要原料，它使日益衰微的瓷器生産重獲生機。

	《皇都積勝圖》（局部）描繪的是明代中期北京正陽門外店舖林立、商賈雲集、爭相貿易的繁榮情景。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或許，鄭和船隊遠行的目的並不在於以物易物的實物貿易，當整個西方世界都以“瓷器”作為中國的代稱，鄭和船隊才真正完成了使命。在他身後，“朝貢”才剛剛開始，而且不需任何官方使節，從東方到西方，都自發性地捲入這種貿易。瓷器所向披靡，使中國其後幾百年中的對外貿易一直是順差，西方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持續數百年的貿易逆差終於超出了西方的承受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拒絕中國瓷器、絲綢和茶葉的誘惑，他們於是通過卑劣的鴉片貿易來扭轉被動局面。從1780 年開始的一百多年裏，無數鴉片運往中國，中國的白銀漸漸化為縷縷青煙，這個東方大國，在西方人眼裏，已變得如青花一般外表華美，卻不堪一擊。

　　麒麟的天意

	明成祖朱棣

　　15世紀的歐亞大陸，弱肉強食的戰爭並沒有停止的跡象，打通一條前往西方的海上通道，就顯得格外重要。而明朝初年的南方海面，是海盜出沒之地，他們掌握著龐大的船隊和重型的火炮，與此同時，南洋一些國家爭奪土地的戰爭時有發生，加劇了海上通行的風險。

　　永樂十四年（1416），明成祖親撰《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立於南京下關區龍江天妃宮內。碑高六米，正楷書寫。鄭和和他的隨員們就是在這裡焚香獻祭，祈禱天妃（媽祖）擔當他們海上遠行的保護神。

　　除了祈求神靈的保祐外，鄭和船隊是否有能力自衛呢？

　　通過16世紀的中國兵書，可以查閱當時中國海軍的武器裝備情況。能夠得到確認的火器，就有二三百種。有一種近似于火焰噴射器的“飛天噴筒”，可以噴出燃燒的火藥，殺傷敵人；而“火藥筒”和“火磚”，則是藥與紙筒壓實、浸過毒藥而製成的拋射火球。有一種致命的火球，以金屬彈丸、粉狀火藥充填，殺傷力極大。鄭和的船隊，配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朱棣雖然解除了海禁，但並無開疆拓土的企圖，他制定的“不可欺寡，不可淩弱”的原則，是朱元璋“永不征伐”政策的賡續，這使鄭和船隊的命運幾乎已經註定。他們的堅船利炮，最多只能成為王朝威嚴的飾物。永樂四年（1406）六月底，船隊抵達爪哇時，170名水手被爪哇西王的部隊無辜殺害，永樂皇帝要求爪哇西王以600兩黃金作為賠償，這不僅避免了一場戰爭，而且捍衛了王朝的尊嚴，使朝貢制度得以延續。在掩埋了170具屍體後，鄭和船隊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廣闊的孟加拉灣，繞過印度半島最南端，最終抵達古裏，並在古裏建立碑庭。

　　春天，季風風向轉向西南，滿載而歸的船隊返航時，海盜陳祖義採取詐降的策略，企圖利用鄭和的麻痹發動突然襲擊。他當時扼守印尼蘇門答臘島北岸的巨型港口“三佛齊”，處於馬六甲海峽最關鍵的位置。從南京靜海寺殘碑上，可以得知這場大戰的結局：“永樂四年，大宗船駐于舊港，即古之三佛齊。……（擒匪）首陳祖義、金志名等，于永樂五年七月內回京。”

　　於是，船隊上的角色變得複雜起來——既有像陳祖義這樣的囚犯，也有許多高貴的使節，他們來自古裏、小葛蘭、滿剌加等國。鄭和第二次遠航，甚至帶回了浡泥國和滿剌加國的國王。這些令永樂皇帝大喜過望，使他有理由再度遣船出海。

　　第四次航行前，鄭和制定了龐大的計劃，他的船隊要抵達印度洋西岸的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船隊在穿越大洋中無數危險後，才抵達阿拉伯海岸。今天,也門傳統診所裏的“拔罐”技術，使我們發現了這座阿拉伯古城與遙遠的中國之間隱約的聯絡，雖然當地人並不知道“拔罐”起源於中國，只知手藝是祖上傳下的，而且十分保密。

	當來自海外的長頸鹿首次出現在明朝宮廷時，被文武百官視為神聖的祥瑞之物——麒麟。圖為明翰林學士沈度麒麟頌畫軸。

　　索馬裏古稱“麻林國”，史料中記載有大明王朝與它的聯絡。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永樂十三年（1415），麻林國使者隨鄭和的船隊，為永樂皇帝帶來一隻“麒麟”。麒麟是神話中的動物，中國人把它與龍、鳳、龜並稱為四神獸，傳説中的麒麟從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甚至連草葉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聖人出現時，它才顯露真身。

　　翰林學士沈度的《麒麟圖》讓我們看清了麒麟的真實影像，它實際是來自非洲的長頸鹿。這只動物，不僅在形象上幾乎完全與中國人對麒麟的想象相呼應，甚至索馬裏人對長頸鹿的稱呼“Girin”，也與麒麟的發音相同。

　　儘管此前一年，孟加拉新王賽弗丁已送給永樂皇帝一隻麒麟，由楊敏率領的分 船隊帶回，但永樂十三年11月19日，朱棣仍在南京奉天門親自接受麻林使臣進貢的禮品。作為回報，他命鄭和第五次下西洋，護送麻林使團歸國。

　　天象講述的航行秘密

	福建長樂鄭和廣場鄭和塑像。

　　從第四次航海開始，鄭和的航線超越了古裏，抵達了阿拉伯半島南端和非洲東海岸，這不僅是距離的延長，更意味著船隊將橫渡印度洋。在通過馬六甲海峽前，因航線與大陸的距離並不遙遠，而且有許多島嶼分佈在航線上，因而，會有許多地面參照物對航行者進行提示。但進入印度洋後，大陸的輪廓已消失在天際線外，在沒有衛星導航的15世紀，船隊是否會迷路？他們是否會與預定計劃背道而馳，從而離目的地越來越遠？

　　顯然，天空將成為所有問題的解答者。閃爍不定的星光，用它們特定的語言對迷途的渡海者進行昭示，而北辰，則佔據著星圖的核心位置。

　　現代天文學把北辰的名字更換為小熊座α星，這是出現在天空北部的一顆亮星，距北極很近，幾乎正對地軸，所以也叫北極星。擅長航海的穆斯林們對北極星十分熟悉，正是由於北極星的恩典，他們才可能航行到深不可測的遠方。

　　在泉州北方，有一個穆斯林村莊，現在叫百崎回族自治鄉。村民們説，鄭和在第五次航行前，曾專程來到這個小村，還與村民下過棋。但鄭和的真正用意是補充一批穆斯林海員。他們不僅熟悉阿拉伯地區的情況，而且熟諳航海技術及星象學知識。

　　《鄭和航海圖》中附有四幅《過洋牽星圖》，它們不僅可讓我們重新目睹航海者站在甲板上觀察到的天象，而且透露了許多航行的秘密。

	福建長樂五虎門扼控閩江口，鄭和船隊每次都經此開洋。圖為五虎門水道及附近的五虎礁。

　　如果從北極看北極星，它應該在觀測者正上方90 度的高度上，如果站在赤道上看，它就處於地平線以上零度的高度。據這個道理，我們試圖根據北辰在《過洋牽星圖》上記載的變化，推測整支船隊的航向。第一幅圖註明“北辰星七指”，而第二幅圖則註明“北辰星一指”。北辰降低了六指，這表明船隊是在向南行駛。除北辰外，《過洋牽星圖》中還出現大量其他星體的名字。在鄭和時代，中國人已在北極星與其他星辰間建立起聯絡。中國人用牽星板來測量星體高度，進而確定船的位置，這種技術至少比歐洲領先兩到三個世紀。

　　鄭和通過對北辰高度的測定來判斷自身位置，但這一參照點在船隊跨過赤道後就消失了。顯然，對星辰的觀測並非導航的惟一手段。作為中國人智慧的化身—指南針自宋代後便成為航海者的忠實盟友。對於長時間航海來説，需要使用對優質鋼針進行磁化後得到的磁針。製造這種鋼針的工藝，已經很難考證，我們只知道，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時，中國人已能使用磁羅盤導航，誤差不超過正負兩度。

　　儘管如此，鄭和並沒有放棄與星空的聯絡。南十字星座，就是北辰的替代者。在分 船隊完成護送非洲使節歸國的任務後，大約在木骨都束北方不遠的北緯3度 40分，船隊就告別了北辰，以南十字星座作為指引。正是由於對天像的透徹了解，那些離開了總指揮的分宗船隊仍無所顧忌地向南行駛，抵達了《混一疆理圖》上標示的極限位置—好望角。這幅由中國人繪製的、現知最早準確繪出非洲大陸的古地圖不僅明確畫出了好望角，還畫出了非洲西岸的輪廓線，這證明中國船隊曾到達那裏，並作出測繪。

　　戛然而止的航海史詩

	福建長樂的三峰寺塔，它是鄭和船隊出入太平洋的航標塔，也是當年鄭和登塔觀看停泊于太平港內龐大船隊的了望塔。

　　一連串的死亡使鄭和的事業處於捉摸不定的擺動中。先是1424年朱棣在北伐邊疆的途中溘然長逝。46歲登基的朱高熾是一個肥胖而慵懶的皇帝，他上臺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頒詔禁海。他決定將都城遷回南京，同時任命鄭和為南京守備。但朱高熾即位僅9個月就駕崩了，他的兒子朱瞻基即位，年號宣德。第五年，鄭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對派夏原吉也壽終正寢。

	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位傑出的騎士，騎射行樂之餘，更派遣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為大明王朝雄闊激昂的航海樂章劃上了休止符。

　　朱瞻基上臺後第五年的六月初九（1430年6月29 日），頒布《遣太監鄭和等赍詔往諭諸番國詔》，鄭和第七次奉詔出海。

　　這一年，鄭和已經60歲。他似乎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以及朝廷官員銷毀他全部航海檔案的可能性，出發前，他在太倉劉家港和福建長樂的天妃宮中特意樹立了兩塊石碑，記述六次航海的經歷。後來的事件證明了鄭和此舉的意義 —這兩塊石碑幾乎成為我們今天能夠面對的有關鄭和航海的僅有的原始文字資料。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九（1432年1月12日），鄭和開始了他生命中—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遠航。此次航行的分 船隊一直抵達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天方國）。農曆九月十四，隨船前來的蘇門答臘國、錫蘭國、古裏國、柯枝國、忽魯謨斯國、祖法兒國、阿丹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使臣，從北京紫禁城的午門魚貫而入，在奉天殿進獻貢品。所有的景象與以往幾乎沒有任何不同，但是，與大航海事業關係最密切的兩位領導者已不在人世，一位是朱棣，另一位是鄭和。

	南京牛首山下的鄭和墓。有學者認為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勢于印度古裏（卡利卡特），由此推測這是鄭和的衣冠冢。

　　鄭和從長樂出發時，長樂縣城的百姓給予他英雄般的禮遇，然而，這一次，人們沒有從歸航者中發現鄭和。據説鄭和與各支分船隊在古裏集合時，病逝于古裏。現在人們可在南京牛首山下找到一座鄭和墓，但沒人能説清它的來歷。

　　五年後，即宣德十年（1435），36歲的朱瞻基突然駕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詩，徹底劃上了句號。

　　如同朱高熾繼位的第一天就下了禁海令一樣，英宗朱祁鎮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廠停止造船。鄭和航海事業之初，明朝的強大水師擁有3500艘各型船隻，僅浙江一省，就擁有超過700隻船組成的船隊。至正統五年（1440），浙江的船隻數量已下降到不到原來的一半。到15世紀中葉，該省船隊僅為原來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皇帝下令，“軍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入番國買賣”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此前兩年，達伽瑪正率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橫渡印度洋，抵達古裏；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一道聖旨，“將沿海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如有仍前撐駕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麥哲倫率領西班牙船隊，完成了第一次環球航行。龍江船廠在短短20年間已衰落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1551），連當年鄭和船隊寶船的數據都不存在了。

　　成化十三年（1477），宦官汪直索取鄭和的航海日誌，試圖重燃中國人揚帆海上的熱情。兵部尚書項忠入庫查檢舊案，發現關於鄭和船隊的所有檔案居然已不翼而飛。項忠在盛怒之下對主管官員進行鞭笞，責令他三天之內找到遺失文檔，此時，劉大夏才闡明了銷毀檔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劉大夏很可能是鄭和航海日誌的最後閱讀者，可惜我們沒有他那樣的特權，也就永遠無法知曉有關鄭和航海的所有秘密。

　　故事以禁海派的全勝而告終。

　　當尋找中國由強盛走向衰弱的轉捩點時，我們無法回避中國在15世紀的巨大變化。1840年發生在中國海岸的東西方對抗只是結果，而不是起因。當時的劉大夏們不會意識到他的舉動在三個多世紀後引起的惡果，那時他正沉浸在維護王朝利益的責任感中。在他身後，作為傳統的海上強國的中國最終完成了內陸化的轉型。

　　當中國軍隊把全部注意力用於防犯蒙古人的進攻，毀滅性的打擊卻來自海上。自1840年，中國受到外國軍隊的海上侵犯共達84次。

　　明熹宗朱由校創制了一種“木傀儡戲”，他最喜歡表演的節目就是《三寶太監下西洋》。據説他為這個節目設計了精巧的布景，噴水機關能讓水勢逆飛，如同瀑布瀉下，又直衝上去，可以憑水勢托起一個鍍金木球，盤旋不落。這一遊戲令他樂而不疲，甚至將批閱奏折這類無聊事務一律託付他人。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國庫空虛，氣數將盡，不到20年，這個曾經睥睨萬邦的朝代便和它所創造的海上奇跡一同消失了。（來源：《中華遺産》）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