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半個世紀的真誠友誼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21日 18:36)

　　陳雲同志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是我十分尊崇的革命前輩。早在二、三十年代黨在上海的地下活動時期，他就與我的父親章乃器及伯父章培、叔父章秋陽建立了革命友誼。新中國建立後，在毛主席、周總理和陳雲同志的安排下，父親參與了國民經濟的整頓復興工作，先後出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委員會主任、糧食部部長等職務，在陳雲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從事財經工作達8年之久，協助他統一財經並制定和推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其後經歷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這樣巨大的政治風浪，他們的友情始終不渝，被認為是黨內外人士間的一段佳話。陳雲同志的高風亮節，永遠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榜樣。現將父親及前輩們所述的一些往事綴成此文，作為對陳雲同志最深切的懷念。

　　一、章氏三兄弟，患難助陳雲

　　説起父親與陳雲同志的交往，首先要談到我的三叔章秋陽。章秋陽原名章鬱庵，他于1922年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虹口發行所當營業員，並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商務印書館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出版機構之一，1925年前，商務印書館已經建立了中共黨組織。當時該館已有工人四千多人，職工的文化素質和政治覺悟較高，在“五卅”運動中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忱和英勇的鬥爭精神，成為上海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的一個重要據點。

　　在虹口發行所工作期間，章秋陽結識了發行所營業員廖陳雲（陳雲）、徐新之，以及該館黨組織負責人沈雁冰、楊賢江等人。“五卅”運動後不久。在黨組織的推動下，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會成立，推選陳雲、王景雲、章秋陽、徐新之等23人組成執行委員會，陳雲任職工會委員長。在陳雲同志主持下，他們和徐梅坤、沈雁冰、楊賢江等共同領導了1925年8月的商務印書館大罷工，罷工震動了全國，把上海的工人運動推向新的高潮。據當時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上海印刷總工會委員長徐梅坤回憶，陳雲同志是由惲雨棠、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章秋陽則由徐梅坤介紹入黨，時間均在1925年。後來章秋陽擔任了中共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同志朝夕與共，在工運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籠罩大江南北。當時父親任浙江實業銀行襄理、營業部主任，大伯章培任浙江省防軍參謀長兼保安團長，陳雲和章秋陽曾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掩護革命的地下活動。

　　章秋陽經請示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和組織部長趙世炎同意，到國民黨軍隊去搞策反工作，大伯章培安排章秋陽擔任了保安團軍需官的職務，以便於他接濟有困難的革命同志。在一次宴席上，章培接到浙江省“清黨委員會”的一封密信，要他逮捕紹興地區的12名共産黨要人，這12人當時正是他的席上客，他不動聲色地請他們留下，把密信給他們看，要他們馬上轉移，而他自己則最終因“清黨不力”而被撤職。建國後陳雲同志見到章培時對他説：您在大革命時期給我們的幫助太大了，我曾到過您家，您還記得嗎？

　　章秋陽也被迫離開軍隊，在隱蔽了一個時期之後，利用父親在金融界的關係，開始以上海交易所經紀人的身份公開活動，成為商界的一個活躍人物。1931年顧順章叛變後，陳雲同志接手中央特科，經他介紹，章秋陽到潘漢年領導的特科情報部門工作，除蒐集經濟方面的重要情報外，還擔負了一項特殊的任務。當時特科大量的經濟收支和週轉的保密成為一大難題，章秋陽多次把中央蘇區運來的金銀，交由父親通過銀行換成法幣。由於父親的社會地位和章秋陽的謹慎，這些活動從未有過失誤。此外，父親還協助把共産國際由國外轉來的外幣，兌換成法幣，並曾幫助楊賢江同志以及宋慶齡、路易艾黎和劉鼎同志轉移過黨的經費。1934年父親出任中國徵信所董事長以後，一些與組織失去聯絡、處境艱難的共産黨人，也被安排到徵信所挂名任職，隱蔽下來。

　　1933年，陳雲、潘漢年先後離滬去中央蘇區。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們同時接受任務，先後秘密離開長征隊伍，到上海恢復黨的組織，並設法重新接通因長征而與共産國際中斷了的聯絡，陳、潘約定把章秋陽列為在上海的聯絡人。陳雲同志約在同年6月底到達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進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館。由於黨組織被嚴重破壞，他無法接上關係，也找不到章秋陽。但章乃器是社會知名人士，他很快找到了父親，父親立即與章秋陽聯絡，章秋陽馬上來見陳雲。為保障安全，他把陳雲同志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後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裏唐文雲（章秋陽妻）家中。原商務印書館的老黨員孫詩圃同志也奉命從無錫趕來，參加掩護工作。

　　經章秋陽聯絡，陳雲同志見到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又通過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與潘漢年取得聯絡。同時，章秋陽又幫他找到了楊之華（瞿秋白夫人）和何實嗣（何叔衡之女），她們與共産國際駐滬聯絡員有聯絡。不久潘漢年同志來滬，由於上海形勢險惡，無法開展工作，經商議決定北上。陳雲、陳潭秋、楊之華等乘坐蘇聯貨輪經海參崴赴莫斯科，潘漢年隨後也前往蘇聯。

　　二、立國安邦日，共濟應時艱

　　抗戰勝利後，父親參與創立和領導民主建國會，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和內戰政策，因此而受到迫害，流亡香港。1948年底，他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毅然捨棄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産事業，與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蘇聯輪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達東北解放區。在解放區，父親和當時任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的老朋友陳雲同志見面了。陳雲同志對他説，聽説你在香港的企業搞得不錯。父親説不過是打打經濟算盤而已。陳雲同志説今後要請你給我們的新國家打算盤，打更大的算盤。陳雲同志是店員出身，父親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兩個人打算盤的基本功都十分嫻熟，這兩把算盤很快就結上了緣分，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打起了大算盤。

　　同年2月25日父親到達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陳雲同志從東北趕赴北京，籌組中央財經委員會。當時北方缺糧，南方缺煤，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則缺糧又缺煤。鋻於上海的嚴峻形勢對全國都有重大的影響，陳雲同志召開會議研究解決上海糧煤短缺等問題。他請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一批專家發表意見，父親認為糧食可用鐵路南運，而運煤量大，需要海運，在會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輪船運煤。他實事求是地分析説，這是能夠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運煤，當時是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這樣做有“賣國”之嫌，陳雲同志一時下不了決心。父親進一步解釋説，這些船的船東有不少是中國人，挂的不是英美國旗，而是巴拿馬等小國的國旗。姚依林同志在會議室內徘徊了一陣，説道：“我們就‘賣’一回國吧！船還是中國人的船，錢也是中國人賺。”這樣，陳雲同志就把運煤的事確定了下來。

　　為穩定金融和發展生産，父親還曾向周恩來、陳雲同志建議發行折實公債，受到了他們的重視。後來陳雲同志經過調研，正式向黨中央提出發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發行了“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發行的公債，這種公債以市場上的重要商品如糧、棉、布等為計算單位，以保證持有者不會因物價波動而受到損失。

　　1949年7月1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陳雲同志任主任，父親和不少經濟學界的民主人士被聘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成為陳雲同志的智囊團。5天后即7月17日，父親陪同陳雲同志風塵僕僕地來到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對上海的經濟形勢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並與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本來工商界有不少人看不起共産黨，曾經有這樣的説法：共産黨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只能得0分。經與陳雲同志座談，有的人開始改變看法，説：共産黨內真有能人，陳先生提的問題，內容很深。

　　8月初，陳雲同志主持召開了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5個大區的財經負責人參加的上海財經會議，確定了解決上海經濟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的措施。父親在上海這個十里洋場生活過將近20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陳雲同志委託，利用自己的影響，積極向他們宣傳黨的經濟政策，如認購公債、工廠不內遷、全部吸收舊人員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對穩定上海的經濟，安定民族資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父親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為民主建國會的代表出席了9月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並擔任《共同綱領》第三起草小組的召集人，負責起草綱領中的經濟部分。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父親以民主建國會代表的身份出席，並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民族工業家的任務》的發言。作為民族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在發言中號召民族工業家：“在目前努力發展自己的事業，積累自己的資本，而同時準備在將來條件成熟的某一天消滅自己的階級。”作為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公開提出消滅自己的階級，這在歷史上還是新鮮事。10月1日，父親參加了開國大典，並出任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委員會主任、政協財經組組長等職。由於工作上的原因，他和陳雲同志的交往日益增多。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武漢、西安等大城市的紗布、糧食投機活動開始猖獗起來。投機商和不法資本家大量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帶動全國範圍的物價大漲。陳雲同志在黨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調集大量的物資，指揮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擊。陳雲同志經過週密計算，對手中掌握的物資，物價上漲指數，需要調進多少物資，什麼時候可以穩定物價，都做了細緻安排。然後選擇適當時機，進行反擊。對於投機資本，父親一直是堅決主張打擊的，在反擊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陳雲同志提出不少有價值的建議並得到採納。但對於反擊的時機上的把握，陳雲同志就比父親有城府得多。父親曾經十分嘆服地描述當時的情形：

　　“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旋用壓力。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指陳雲同志）卻是那樣的沉著、堅定，認為依據通貨膨脹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後的檢討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11月中旬開始。以五福布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萬元，比較10月31日的5.5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説，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于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後，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剋敵制勝了。”（1）

　　陳雲同志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一舉打勝了這場建國以來經濟戰線上的第一次大戰役，穩定了全國的物價。毛主席評價這場勝利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原來曾預言共産黨在經濟上只能得0分的上海工商界人士，也改變了看法説：“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為配合黨中央和陳雲同志統一財經工作的部署，父親在這一時期還寫了《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對於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私營行莊何處去？》、《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幣制穩定後私營工商業怎麼辦？》等十幾篇文章，運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響，宣傳黨的經濟政策。

　　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1952年，由於糧食供銷的形勢日益嚴峻，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設立糧食部。同年8月，經周恩來總理提名，父親被任命為首任中央糧食部部長。9月1日，糧食部正式成立。

　　“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對於一個當時擁有6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吃飯問題直接關係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權的穩定，是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國外敵對勢力曾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並預言共産黨將因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而垮臺，而共産黨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來擔任糧食部長，是一件十分令人矚目的事。父親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黨人士擔任財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責任重大。”父親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協助陳雲同志制定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

　　糧食部的辦公地點，設在北京城南石駙馬大街一座舊式的大宅院內。機構草創伊始，就遇上了十分嚴峻的形勢。這時國家已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增加了對糧食的需求，同時還要保證當時抗美援朝戰爭的軍需；土地改革後農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提高，也增加了對糧食的消費需求；加上自然災害等原因，壓力都集中在糧食問題上。奸商、富農乘機勾結小販，一面向農民爭購糧食，一面混雜在需糧群眾當中套購糧食，使許多基層購糧點脫銷，造成了黑市，助長了農民惜售糧食思想的發展。

　　自1952年秋季開始，糧食工作上過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場進行鬥爭的方式，遭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到1953年，雖然大中城市的糧食市場一般是穩定的，但在受災地區、小城鎮已發生混亂現象，個別地區出現了數千乃至上萬人在國家售糧點排起長龍爭購糧食的情況。反映在購銷數字上，是購多銷少的形勢日益嚴重，國家的庫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農村中的糧食，數量卻日益增多。同年8、9月份，北京、天津兩市不得不開始實行麵粉配售。

　　陳雲同志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財經工作報告中，就提出搞試點試行糧食徵購的建議。糧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醞釀有關在農村實行糧食徵購和在城市實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為糧食部長，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糧食形勢，父親的心情十分沉重。雖然在學術觀點上，幾十年來他一直是主張採用“統制經濟”模式，由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的；但作為一個自幼生長于貧困農村的知識分子，他也深知農民稼穡之艱辛，對於在共産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能否實行這樣的政策，他感到沒有把握。當陳雲同志受中央的委託調研糧食形勢，並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把自己的意見和擔心和盤托出，請黨中央定奪。陳雲同志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和反復權衡，認為沒有別的選擇，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糧食徵購和配售。

　　當時毛主席覺得徵購和配售的名詞不好聽，因為日偽時期曾使用過同樣的名詞，希望改一個別的説法。父親提出將徵購叫做“計劃收購”，獲得了大家的贊同。於是徵購和配售被命名為“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兩者合起來簡稱“統購統銷”。這一重大政策于同年11月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正式公佈出臺後，立即扣轉了糧食市場上國家購多銷少的局面。在1953～1954年糧食年度裏，國家全年糧食徵購量比上年增加近30%。

　　推行糧食統購統銷被稱為是建國以來經濟戰線的第二個大戰役，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這一政策的具體實施，需要制訂一系列的政策法規。父親身為糧食部長，以一個黨外人士的身份，親自主持起草工作，這説明黨中央和陳雲同志對他的信任，他的工作也得到了陳國棟、黃靜波等黨內副部長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糧食是一種戰略物資，特別是在戰爭年代，世界各國一般都採取國家壟斷，實行糧食徵購配售一條龍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軍需民食的供應，對於經濟核算是不大注意的。但父親認為糧食工作在許多地方有時只能是不惜賠錢的，但不能理解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賠那些不該賠的錢。為社會主義的糧食工作要不要創造利潤的問題，父親甚至在國務院的會議上和一位領導同志當面爭論過。因為他以前曾是一個企業家，也有同志認為，他是用管理企業的模式在管理糧食部。但陳雲同志理解父親的耿直性格和敬業精神，也沒有否定父親的觀點。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推行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和執行政策的幹部素質等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購了23億斤，加劇了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係，個別地區發生騷亂，引起不少的批評，加上一些敵對分子的煽動，甚至出現了“統購統銷搞糟了”一類的言論，統購統銷政策受到很大的壓力。對此，陳雲同志的對策是調查研究。1955年1月，他親自到家鄉江蘇青浦縣小蒸鄉深入調查，提出了定産、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贊同，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以陳雲同志為榜樣，父親也在工作中大搞調查研究。1955年9月，父親回到家鄉浙江省青田縣，步行十幾裏山路到故里東垣鄉調查研究，當他了解到由於執行政策不當，造成餓死人的事件後，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領導反映，調集了一批糧食為農民解困。

　　四、身前身後事，事事總關情

　　正當父親躊躇滿志，準備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的時候，1957年“反右”的巨大政治風暴開始了，父親被打成“右派頭子”，失去了工作的權利。大伯章培受到株連，也被劃為“右派”。

　　父親被打成“右派”後，有關部門曾徵求他的意見，如願意出國可提供方便。但父親堅持留在國內，與祖國共命運。“文化大革命”中，父親受到殘酷迫害，處境十分艱難，但仍時時以國家、民族的前途為念，並惦念著陳雲、張勁夫、陳國棟等中共黨內的老朋友。

　　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時，國家決定特赦全部國民黨戰犯。父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談及當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為了建設新中國才應邀回來，現在國民黨戰犯均已特赦，自己的問題多年仍未解決。這封信受到了重視，經毛主席、周總理批示，決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考慮到陳雲同志同父親的歷史關係，中央決定派他出面約父親談話。這樣，兩位老朋友在暌違多年之後，總算有了一次來之不易的見面機會。同年4月間的一天，父親被接到人民大會堂，由陳雲同志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當時在座的有財政部長張勁夫同志和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劉友法、李金德同志。陳雲同志向父親宣佈，中央決定給他摘帽，並準備安排他的工作。父親當即表示，自己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從來就不是“右派”。但由於不久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原定給父親安排的工作未能實現。

　　1977年4月父親病重，住進了北京醫院，當時他仍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摘帽右派”，陳雲同志知道後，指示全力搶救，按時上報病情。父親逝世後，陳雲同志對他的身後之事仍十分關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傳統，陳雲同志重新擔任了黨的副主席，力主撥亂反正，並一直關注父親的平反問題。1980年在陳雲同志和鄧小平、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過問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父親的“右派”錯案終於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他的骨灰于1982年5月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7年4月，經黨中央批准，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紀念父親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對父親一生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民主精神和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的光榮歷史，對其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中所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的評價，徹底推倒了強加於他的一切不實之詞，恢復了歷史的公正。這時敬愛的陳雲同志已經逝世2年了。

　　父親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仍把陳雲同志視為他在黨內最可信賴的朋友；而陳雲同志在父親逝世後，仍在關注這位老朋友冤案的平反。半個世紀以來，他們之間的友誼已超越了一般統戰意義上的交往，是一種道義相砥、生死可托的諍友關係。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我深深地懷念他們，並將把他們為國家獨立、民族富強而攜手奮鬥的精神火炬，傳入新的世紀。

　　注　釋：

　　（1）《章乃器文集》上卷，第621頁。　　

責編：李菁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