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白羽：回憶陳雲同志對我的教導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21日 18:24)

　　陳雲同志是我很敬仰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他謙和肅穆，平易近人，既非常令人願意親近，又令人感到他原則性很強。在同他不多的接觸中，他給我的教導令我終生難忘。

　　在延安時，常常見到他。中央機關在楊家嶺前山，我所在的“文抗”在楊家嶺後山。陳雲同志是中央組織部部長，組織部在高山懸崖上，前面是延河一望無際的曠野。陳雲同志常常在窯洞前一條平坦的山石路上輕輕緩緩地散步，我常到中央組織部向組織科科長王鶴壽彙報工作，就時常逢到他。他臉上總是那麼和氣，那麼微笑，每次見面也説上兩三句。

　　有一段時間，延安的知識界中出現了一股濁流，奇談怪論，氣勢囂張。有一天，陳雲同志派人要丁玲（文抗副主任）和我（文抗黨支部書記）到他那裏去。這是中央領導同志對我們的一次重要談話。我們到他的窯洞裏，陳雲同志站起來笑面相迎，要我們坐下來。他談笑和諧，先談些閒話，然後就轉到當前相當嚴重的文藝問題上來。他毫無中央領導作指示的氣勢，只是跟你商量問題，我們也就沒有一點拘束之感。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一談就是兩個小時。他對於文藝界情況十分熟悉，可以説是瞭如指掌，我想這恐怕是因為他當年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的關係吧。他從上海左翼革命文學的鬥爭講起，然後轉到延安當前的混亂思潮。他批評了那種文學不要政治的現象，堅定地指出，黨必須領導文藝，特別談了作家的黨性問題。

　　經過長期戰爭、顛沛流離之後，當時的談話記錄早已遺失。事隔幾十年，我也記不清談話全文，但有幾句要害的話牢牢記在心中，從沒忘記，而且至今身體力行，那就是“一個黨員作家，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這警僻精深的話，使我從心裏起了一個大的震動。他還談道：“如果不講黨性，不講紀律，這些人一個派，那些人一個派，那黨就不是黨，而是聯合會了。”後來，陳雲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自己也做了發言，尖銳地談了作家的黨性問題。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這警世之言，一直像雕刻在山石上的銘言深印在我的心靈上。我常常想，臨終之時，歷數一生沒有違背自己的黨性，也就可以安然而去了。

　　另一次在陳雲同志領導下工作，是東北解放戰爭全部勝利之後。一天深夜，我乘一輛汽車在城裏還響著槍聲的情況下，直衝入瀋陽。因戰鬥已經結束，我們這幾個軍事記者不知到何處去，便到主持瀋陽軍管會的陳雲同志處去報到。陳雲同志還跟在延安一樣樸素，謙虛，他聽我們説了來意後，非常高興地説：“你們就在我們這住下來。”

　　從此我就在陳雲同志領導下工作。陳雲同志每晚都要接待各方面的負責人，把整個瀋陽的工業、金融、文化、商業等各方情況集中起來。這是我們在全國接收整頓的第一個大城市，原來是沒有這方面經驗的，陳雲同志在這裡創造了第一個經驗。開頭幾天，陳雲同志的注意力集中在鐵道上，因為國民黨匪幫在火車站、鐵路線上埋了很多炸彈，與四面八方不通車，瀋陽再大也是一個孤城、死城。我們每個夜晚都跟著聽彙報，隨著工作一天天處理，情況漸漸好轉了。陳雲同志聽彙報時很少講話，只是提出問題，爾後搬著十個手指頭計算著。

　　陳雲同志給我們的任務，就是每天到街上去看情況。開始城裏家家閉戶，處處關門，老百姓很害怕，總覺得共産黨解放軍很可怕。我們一回來，陳雲同志就聽我們彙報。不久，街上有幾家商店開門了。接著，路上有行人走路了。當我們報告説有十幾家商店開門營業時，他把手在手背上一拍説：“好，瀋陽老百姓信任我們了。”

　　此刻，我才懂得陳雲同志使用我們就是為了搞調查研究，我理解了陳雲同志的求實精神。

　　整個瀋陽活了，鐵路東的工業區，一處一處煙囪冒起煙來，上班的人多了，街上行人也多了，第一個大城市的接管成功了（它後來成為全國城市接收的榜樣）。

　　那些日日夜夜，我都在陳雲同志身邊，很熟悉情況，所以寫出了一篇很受中央重視的報道《光明照耀著瀋陽》。後來北平解放時，新華社總社給平津前線新華社發了電報，要求要寫出劉白羽寫的《光明照耀著瀋陽》那樣的通訊報道。可是説起來真慚愧，不知別人怎樣，我自己沒做到自己曾經做出來的事情。西郊機場氣派非常宏偉，北平解放的一幕也很雄壯。閱兵後，胡喬木把楊剛和我帶上他的汽車直奔香山的新華總社，要楊剛寫一篇新聞消息，要我寫一篇通訊報道。楊剛很快完成任務，我卻怎麼也寫不出來。胡喬木問我怎麼寫不出來，我回答説：“瀋陽那篇是因為整天整夜在陳雲同志身邊。”胡喬木同志笑了笑説：“像陳雲同志那樣善於使用記者的有幾個？”結果，我那篇不像樣的通訊報道延誤一天才見了報。

責編：李菁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