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黃仁宇與小説家李尉昂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24日 17:09

　　傳統歷史小説的敘事方式，常以人物，特別是傳奇性的人物為中心，從羅貫中以降，到現代的高陽、二月河莫不如此。當史家黃仁宇試圖以小説家李尉昂之眼看歷史時，他是在哪看見了小説的可能？

　　歷史學家黃仁宇生前，曾以筆名李尉昂發表兩部歷史小説作品：《長沙白茉莉》與《汴京殘夢》。前者寫三○年代的上海，後者則是靖康之難前的北宋京城。兩部作品各自書寫一個不穩定的年代，一座繁華的城市。

　　小説家李尉昂與歷史學家黃仁宇，這同一個人的兩種敘事身分，畢竟是分不開的。從《萬曆十五年》已經可以看出作者在歷史敘事上破格的嘗試。然而小説寫作與歷史敘事有所不同，尤其傳統歷史小説的敘事方式，常以人物－－特別是傳奇性的人物－－為中心，從羅貫中以降，到現代的高陽、二月河，基本上都不脫這樣一種以人物為中心的書寫方式。史家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點，是否體現在小説家李尉昂的歷史小説當中？而傳統上以人物為主的歷史小説文類，在現代史學訓練與歷史觀影響下，是不是能出現新的書寫可能？

　　歷史與歷史小説

　　在明清歷史小説論述中，理想的作品必須具備通俗的閱讀樂趣，並且不嚴重違背正史。也就要小説家在正史的文本真實之下，作敘事的發明（通俗化、淺顯化），而非故事的發明。李尉昂的歷史小説，基本上也承繼了這樣一種傳統。

　　首先讓我們回頭看看明清以來的歷史小説論述。

　　在中國的文史傳統中，歷史向來被賦予「以古鑒今」的現實功用。歷史在求真紀實的擔子之外，還有一副更沉重的、影響現實的責任。歷史既是政治正統解釋的來源，而歷史人物的忠奸賢愚，又關係個人行為倫理的殷鑒，可以説歷代官方的正史文本，等於是一套正統政治與倫理學的解釋系統。

　　相對的，小説作為一種通俗的文類，少了這些肩頭重擔，伸展的空間本來應該是大得多。然而歷史小説的情況比較特殊，處在中國文人對「歷史」與「小説」兩種文類不同的想象之間，歷史小説的處境似乎顯得左右困難。主要是歷史在中國文史傳統中的神聖光環，對歷史小説文類形成一道緊箍咒：如果往通俗小説的那一端稍稍靠攏，便要小心流於「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的責難；虛構的成份多了，也要落入「重誣古人」的抨擊。

　　因此，明清以來諸多為歷史小説請命者，舉出歷史小説足堪稱道之處，如明代庸愚子稱《三國演義》：「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 言下之意，這考諸國史、事紀其實的實證工夫，得以使小説不同於「失之於野」的瞽者之言。

　　儘管許多明清文人把歷史小説讀得這樣嚴肅認真，卻不時仍有一二人，迂迴地承認他們愛讀小説勝過愛讀歷史。「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 對照于令人昏昏欲睡的正史，歷史小説等於將他們從讀史的昏倦中拯救出來。因此歷史小説的價值在於逼近於歷史，但卻用一種較為通俗的方式呈現，使「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在歷史與小説之間，明清文人有意識地將歷史小説向歷史的天平這一端拉，藉以替歷史小説正名，同時更要強調，歷史小説也具有史冊闡述盛衰治亂、臧否人物的倫理學功能。

　　逼近於真實仍是歷史小説不可不備的要素，以便借著真實的權柄（authority），引導讀者進入正統的政治倫理教訓系統。然而小説畢竟不免虛構。被評為考諸國史、留心損益的《三國演義》，其實也在不少地方改寫了史實，或是借著小説家豐沛的想象力，將角色膨脹出正史記錄所沒有的豐富性。相形之下，明清文人們強調歷史小説真實性的話語，有些像是在對歷史過於神聖的想象之前，為自己嗜讀小説尋找著合理化的藉口。不過整體而言，歷史小説與正史的對應關係，仍是被強調的。 綜上所述，在明清歷史小説論述中，理想的作品必須具備通俗的閱讀樂趣，並且不嚴重違背正史。也就要小説家在正史的文本真實之下，作敘事的發明（通俗化、淺顯化），而非故事的發明。李尉昂的歷史小説，基本上也承繼了這樣一種傳統。

　　至於歷來的歷史小説，如何在對應正史的架構下，去作敘事的發明，是值得深究細繹的問題。把水滸、西廂列為六才子書的金聖嘆，論及他心目中的演義時，即是偏重不將歷史真實多做穿鑿改造的寫法：他盛讚《三國演義》「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于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 ，也就是以原汁原味的歷史材料，事實始末無所穿鑿，而能寫出其中之「奇」，為最高境界了。以下我們也將討論李尉昂的小説，在歷史框架下作了什麼樣的敘事發明。

　　再進一步思考，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以「庶幾乎史」而獲稱道，這裡的「史」，不是歷史，而是史冊；指的不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件，所輻輳出來的歷史真實，而是「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的正史。

　　換句話説，明清文人擔心冒犯的，不僅是歷史上的真實，更是正史文本中的真實，以及藉由這個文本真實而開展的歷史、政治、倫理教訓系統。為了維護這個教訓系統，正史文本的真實性因而不可更易、不可唐突。這也就是明清文人面對歷史小説中的虛構，最大的焦慮之所在。

　　正史文本的神聖性，在現代中文文學世界裏顯然已被打破。然而歷史小説與歷史真實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不能斷離，只不過歷史真實的形狀，不再如前述明清歷史小説論述，為正史文本所規範。高陽的歷史小説，可看作是正史的緊箍咒突破後，歷史小説家以大量的筆記史料滲透正史，在考證與筆記兩種傳統上吸取小説敘述的養分。

　　而黃仁宇在現代史學訓練之下，面對歷史的態度，便不僅是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考證、翻案出新的歷史真實，而是整個問題意識的轉移。現代史學的問題意識，與大歷史的史觀，如何影響到李尉昂的歷史小説寫作？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問的問題。

　　當史家黃仁宇，試圖以小説家李尉昂之眼看歷史時，他是在哪看見了小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