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旋風”：大風起兮書飛揚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24日 16:31

　　1973年英國《觀察家》週刊，以李約瑟博士(中)、魯桂珍博士(右)和黃仁宇博士三人為封面，做特別報道。

　　“大歷史”觀的提出者、前不久剛剛去世的黃仁宇先生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于一爐，遂使學術著作頓成大眾的精神美食。黃先生開篇説：“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業餘愛好者專注于“大事”的獵奇眼光，方能透過看似平靜的歷史海面，探詢傳統文化的大陸架如何突降為海床，辨析歷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莊周《齊人物論》

　　李敖、汪榮祖合作出了一本評價蔣介石的書，書中有一句關於黃先生的書的介紹，大意是前國民黨下級軍官黃仁宇寫了一本關於蔣介石的書，為蔣介石辯護。淡淡一句話，就將黃先生的公正至於不可信的境地。這種紹興師爺的筆法雖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卻點出了問題的實質。

　　                    ——劉偉《歷史需要蔣介石嗎？》

　　那部被人很稱讚，至今在亞馬遜網上書店還列為普通讀者評定為“五星級”的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其實英文名字就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年，一個沒有重要意義的年頭”，儘管我對這部書另有看法，但是這個名稱中寄寓的一種歷史觀念，我卻很贊成。

　　                    ——葛兆光《續思想史的寫法》

　　誠然，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偶而會跨出歷史學家的職分，一如小説家那般，去推測他書中人物的動機和內心世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意味著《萬曆十五年》比較接近小説的寫作，而不是歷史的探究；説該書是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毋寧是比較符合實情的。

　　                    ——江政寬《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被冠以“黃仁宇作品系列”而由三聯書店1997年5月間整體推出的黃氏四作(《萬曆十五年》、《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正此起彼落地出現在時下各個以人文社科類圖書為主體的排行榜中，且市場需求仍在不斷上揚，已呈旋風之勢。這一系列由史家撰寫的作品風靡若此，關注書業的人不禁要問：究竟風起何處？對此，筆者做了若干採訪。

　　“能把歷史寫成這樣，能不愛讀麼？”另一位多年前讀過《萬》書今又購其“系列”的讀者説，“當年讀《萬曆十五年》，讓我大吃一驚，不説萬曆皇帝，就説海瑞吧，以前我只知道他是個大清官，敢和皇帝作對，挺佩服他。讀了黃仁宇的書，知道這些倒是不假，可味兒全變了，原來他還是個特別守舊的官僚，一味提倡節儉，連甜食都不準民間生産，不懂經濟，只知道用道德和政治壓力管理社會。他的幾起幾落也是複雜奧妙得很，遠不是我能想象到的……總之我從此才覺得讀史入了門，黃仁宇就算我的啟蒙師傅吧，如今他又出了《中國大歷史》，就更想知道他對整個歷史怎麼看了，能不買麼？”

　　許多訪談表明，多年以來《萬曆十五年》為黃仁宇在知識大眾中樹立了一個史家的品牌，在眾多的出版物中卓爾不群，常銷不衰。

　　多數被詢問到的讀者表示他們相當在意黃仁宇的“美籍華裔”的雙重背景。一位“只是翻了翻”黃仁宇的年輕讀者推斷説：“這樣的人講出來的歷史，至少不該是陳辭濫調吧？”

　　考察黃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難發現，“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一點迥異於以儒家傳統為中心的正史觀。而重歸納、重綜合、試圖從長時段看歷史的研究風格也不同於美國漢學界主流的“顯微鏡”眼光，倒是深得法國年鑒學派的營養。

　　“這就是黃先生解讀歷史的主線”，四年前開始接觸和處理黃仁宇書稿的責任編輯潘振平説，“因此對中國讀者而言，黃先生的歷史著作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他站在現代的立場上看待傳統，分析為什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不能從傳統社會的架構中脫胎出來、在中外歷史上，以現代商業組織代替傳統的農業組織其具體過程究竟是怎麼回事。”

　　如果留意近年來社會心理的變化，不難看出，“大歷史觀”的暢銷似乎打破了人們對宏觀理論越來越謹慎乃至冷漠的態度，對此，資深編輯梁曉燕説，“一般的宏觀歷史觀容易帶有擴張性，給人一種霸氣，而黃仁宇以一個史家的通達心態有意給歷史留出許多縫隙。他著重于具有宏觀信息的歷史細部，體現出感性和理性的交融。當然，歷史專業的研究者難免會提出質疑，但就算湯因比也有不少史實錯誤，並沒有妨礙《歷史研究》成為偉大作品。”梁女士評價黃仁宇是一個“寬厚和成熟的歷史學家”，他的作品“通俗而有穿透力”。

　　“寬厚和成熟的歷史學家”最好能碰上“寬厚和成熟的讀者”。有位歷史專業的讀者説，“也許因為《中國大歷史》原是寫給外國人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原是寫給報紙副刊的，難免受限定，不容易充分。但《萬曆十五年》卻是踏踏實實的傳世作品，至於《資本主義與21世紀》，我雖然還沒看，但從作者關注的問題，我知道這個一家之言是非聽不可的。”

　　事實上，黃仁宇的讀者群幾乎涵蓋各類職業，尤以受過高等教育的非歷史專業者為主。如果不從職業而由心性劃分的話，我們不妨借用北大歷史系教授閻步克博士閒談間的一種説法：讀“黃書”者無非兩種。一種是本來就愛好歷史的人，就像有人愛好武俠、有人愛好雜文；另一種是智者型的人，他們分佈在社會的各個層面。

　　一位從商多年、曾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説：“像智謀大全、經商秘訣、誰誰必讀那類的書怎能滿足一個好商人呢？要想把握大勢，還得多讀黃仁宇這樣的書，只可惜少了點。”　　　　　　　　-甘琦

　　“這一年的夏天，一所位於紐約州的大學，發出了解聘教師的通知。很快，一個剛剛邁進古稀之年的中國老人，得知了這個不幸的消息。雖然他已經獲得了正教授的資歷，但還是要面臨下崗的現實。外面陽光依舊，那張解聘通知卻使人感到寒冷——他的教職將在1980年8月31日終止。這個特別的日子將意味著：當學生們重返課堂結束短暫的假期，他們的老師卻要告別教室開始永遠的假期。”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24世紀一本子虛烏有的書：《1979》。這本書的主角，就是那個不幸的中國教授，他的名字叫黃仁宇。而現在市場上流行的所謂“黃書”，正是指他旗下的各種著作，並非那些“非成年人請勿入內”的手抄本。千年之交的資深出版社三聯書店，曾將黃仁宇的主要著作一網打盡，以致一時“黃書走紅”。

　　《1979》的創意，也來自這個老人在20世紀寫下的《萬曆十五年》開篇。相應而生的，將是“黃學”取代“紅學”———搖頭晃腦的學究開始籌辦“黃學研究會”，並申請創辦《黃學研究》學術叢刊。或許，在遙遠的24世紀———如果人類還健在的話———黃仁宇的專著已經成為“中華牌”人腦芯片的指定閱讀篇目。屆時，在各種大百科全書的“黃仁宇”辭條下，將會出現大同小異的簡介：黃仁宇(1918—2000)，男，著名歷史學家，“大歷史”學派的奠基者，著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萬曆十五年》、《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放寬歷史的視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大歷史》。

　　如果説西緒弗斯忙著把不斷往下滾的石頭推上山，吳剛忙著把不斷生長的月桂樹砍掉，中國出版界和學術界，則忙著利用文字“息壤”(不斷生長的泥土)建造一座文化公墓。他們扮演著掘墓人和盜墓人的雙重角色：一邊把正在呼吸的思想者活埋，一邊重新展覽不會呼吸的文化木乃伊。“死亡”幾乎成為寫作者的通行證，如果海子沒去臥軌、王小波沒有中道棄世，他們的名氣肯定比不上汪國真、痞子蔡———當然，他們的名氣現在也不一定有這二位大。

　　那位不幸的中國教授黃仁宇，似乎倖免于這種思想活埋的程序，他的《萬曆十五年》早在八十年代就由中華書局出版。三聯書店出版的“黃仁宇系列”，也成為“文化人”和“準文化人”的必讀書目，以至出現“黃書走紅”現象。我並不排斥暢銷書，相反，我覺得中國的暢銷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知識分子言必稱“啟蒙”，對最具“啟蒙療效”的暢銷書卻不屑一顧，這不免有葉公好龍之感。但這不等於，暢銷書的副作用會因此一筆勾銷。仿佛幽靈徘徊在我們周圍的，恰恰是一種文化息壤效應：當某種聲音不分時間不分地點地被不斷釋放，即使天籟也會成為噪音。如果每天聽十遍巴赫的夜曲，總有一天你會覺得潑婦罵街更可愛。黃仁宇、王小波乃至昆德拉，幾乎都是這種文化息壤效應的標本。龐大的印數以及各種盜版，使得他們那些絕一無二的文字，成為機械複製時代的文化怪胎。一個思想者失去生命力的原因，往往不是他無法發出聲音，而是他無法停止出聲。

　　在報紙和網絡上，有很多關於黃仁宇的“表揚信”。但大部分人，僅僅把《萬曆十五年》讀作《故事會》，把《中國大歷史》讀作《歷史ABC》，對獨特的黃氏文體卻視而不見。更有趣的是，當“黃書走紅”的時候，另外一位絲毫不亞於黃氏的史景遷先生，卻一直呆在中國文化界的冷宮裏。耶魯大學的史景遷先生，至少在中國出版過三本書：《天安門》(中央編譯出版社)講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傳奇，《中國皇帝》(上海遠東出版社)以康熙的口吻講述了一個帝王生涯，《“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上海遠東出版社)則講述了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悲歡離合。它們的營養和味道絕不遜色于“黃書”，但前者“花自飄零水自流”後者“戰地黃花分外香”，這無疑是對閱讀者的一次嘲弄，他們仿佛被馴化的家禽，只吃扔到面前的食物。當然，這對史景遷先生並非壞事，因為這恰恰避免了那種文化息壤效應。　　　　　　　　　-王汪汪

　　《萬曆十五年》究竟有什麼缺陷？

　　甘琦：讀了你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自然聯想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因為你們都熟悉明史，都關注財稅制度，甚至都對同一些人物感興趣，比如萬曆皇帝、張居正、海瑞。還有，你們的寫法都有點怪，説學術不學術，説故事不故事，因此我覺得你可能解答得了我多年來的一個疑問：《萬曆十五年》究竟有什麼缺陷？

　　吳思：我讀過四遍《萬曆十五年》。1986年初讀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説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説不出來，只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前幾年我終於找到了“潛規則”這個觀察角度，讀史時開始留心那些不明説的規矩，即隱藏在正式規則之下、卻在實際上支配著中國社會運行的規矩。有了這種積累之後再看《萬曆十五年》，就發現黃仁宇繞來繞去一直想説明白卻沒有説明白的，正是這個潛規則。

　　黃仁宇很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那些公開宣稱的正式規範運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説説而已，於是他努力描繪這種情景。至於那個社會到底是按照什麼規則運行的，他卻沒能點透，更沒有對其形成機制進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説，黃仁宇確實捂住了要害，卻未能把這個要害揪到亮處，研究透徹。他把水燒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沒到沸點。

　　按聖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聖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這到底是為什麼？

　　甘琦：我知道你説的沸點就是真正支配遊戲的規則。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那些遊戲。黃仁宇筆下特別有趣的是海瑞和張居正的命運，黃仁宇每講起這些，就像一個故事高手，往往合情合理地講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局。比如海瑞，一身正氣，刻板教條，結果失敗了；張居正呢，算計深遠，佈置精巧，聰明過人，不擇手段，最後也失敗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聖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聖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這到底是為什麼？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特例還是通則？

　　吳思：當然是通則。無論是海瑞，還是張居正，他們都觸犯了官場上的潛規則，因此才遭到報應。海瑞嚴格按照正式規定辦事，禁止各種名目的亂收費，自己&&拒收“陋規”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級供奉陋規和常例，這等於剝奪了各級官吏的既得利益。張居正則動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著帝國的官吏完成稅收任務，擠壓他們的閒暇，也擠壓皇帝的閒暇，督著他們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額外收入。他們二位從不同的方向壓縮了官吏集團的既得利益邊界，破壞了根深蒂固的官場規矩。他們的失敗或倒臺，不過是違規者必然要遭遇的懲罰。

　　其實，黃仁宇已經在故事裏透露出了這些意思，他的問題是沒有點透，使得讀者仍然有不足感，需要問一句“這到底是為什麼？是特例還是通則？”

　　我不願意留下這種模糊和不足，就把這類現象單獨拎出來討論，並且給這類可以總結出模式的現象起了名字。譬如“晏氏轉型”，説的是晏子奉命治理東阿，百姓安居樂業時晏子受到齊景公的指責，晏子遂轉變政策，鬧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揚。問題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損，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於控制信息渠道的權貴集團，傳上去的就是好話，反之則是壞話。因此事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篩選者的偏好。

　　“合法傷害權”是一個能幫助我們洞察隱秘和真相的詞

　　甘琦：你在書中講了一個縣太爺如何斷案的故事。案情稍有模糊，他們就擁有很寬廣的合法選擇空間，可殺可放，可輕可重，“官斷十條路”，怎麼斷怎麼有理。你還轉述了一個張居正講的故事，那個大官賄賂小吏的故事，張居正對此還有精闢總結，説，大官怕小吏，並不是指望從他們手裏撈取好處，而是怕他們禍害自己。總之，你發現合法地製造麻煩或為害他人的權力是值錢的，也確實不斷地賣著大價錢，於是你給這種權力起了一個名字，叫作“合法傷害權”。

　　“合法傷害權”是一個能幫助我們洞察隱秘和真相的詞，借助這個詞，很多難以理解的現象頓時了然。“合法傷害權”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們幾乎可以無中生有，憑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權力卻有限得多，離不開實際資源的支撐。因此，“合法傷害權”對社會和歷史的實際運行影響深遠，也是潛規則形成的根據。

　　吳思：應該説，對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終的根據。合法傷害權不過是對合法暴力的合法應用。各個社會集團，以及各集團內部，就是根據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種資源也是追隨著這種能力流動的，正如你説，造福於人的能力反在其次。馬基雅維利也是這樣認為的，他説，施恩能不能得到回報，取決於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無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則可以單方面控制局面，因為加害只需依賴對方的恐懼。任何人都有恐懼，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將“合法傷害權”用到平頭百姓身上，其影響和意義最為驚心動魄。我替上訪告狀的清朝百姓算過幾筆賬，為了告掉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亂收費，究竟要冒多大的風險，付出多高的代價，勝算又有幾何？反過來，官吏們敲詐勒索，收取苛捐雜稅，一旦被百姓告倒又有多大風險，多大損失？幾筆賬算下來，結論竟是駭人聽聞的兩句話：當冤大頭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選擇，而當貪官污吏則是官吏最合算的選擇。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利害格局決定的。

　　這種利害格局又進一步決定了擠進官場的利潤很高，於是我們就看到無法遏止的官僚集團的膨脹。例如朱元璋時代，各縣官、吏的正式編制也就二十來人，充當衙役屬於民間的無償勞役，不過得點伙食補助。但是因為衙役擁有合法傷害權，反而成了需要鑽營甚至花錢購買的身份，以至衙役的隊伍迅速膨脹，衙役下面還有衙役的助手和臨時工。朱元璋就做過一個統計：松江府有一千三百五十名在官場上鑽營的市井之徒，他們在官場幫閒，一個牢子的名目下邊便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幫虎等許多名色。朱元璋下令清理，一個松江府竟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餘名。正式規定與實際運行的潛規則真有天壤之別。如此愈演愈烈，直至十羊九牧，將羊吃絕種，食肉動物也隨之絕種。

　　相比之下，黃仁宇更像一個管理學教授，而你更像是一個公司研究者

　　甘琦：看來，合法傷害權的最大受益者是整個官僚集團，連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農民集團。如果拿現代工商社會打比方的話，那麼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投資人而是經理層，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消費者群體。

　　吳思：不錯，這正是我對《萬曆十五年》整體佈局的最大批評。黃仁宇用濃墨重彩描繪了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關係、官僚集團內部的關係、直至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間的關係，偏偏沒有以專門筆墨描繪官吏集團與農民集團的關係。這就好比描繪山大王們如何大碗喝酒，大塊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卻不講他們如何剪徑綁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樣，而那才是決定命運的基本關係。官僚集團內部分肥所分的油水，最終都出自老百姓；張居正和海瑞企圖解決的問題，例如推行一條鞭法等，也是試圖調整官僚集團與百姓的利益關係，不談這個最基本的關係，就像談公司只談內部管理，卻不提市場和消費者一樣。

　　甘琦：看來你們關心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就是公司的命運；所擔憂的癥結卻不同，黃仁宇最擔心的是公司管理，而你最擔心的是公司與市場的關係。相比之下，黃仁宇更像一個管理學教授，而你更像是一個公司研究者。那你怎麼看管理學教授所推重的數目字管理呢？

　　吳思：我認為數目字管理不過是説説而已，並不是一個真問題。如果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指的是與工商社會對應的那套技術，在明朝呼喚它或者指望用它來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譚。就是説，在明朝的“體”上根本長不出這種“用”，即便引進了這種“用”，在那個“體”上也活不了。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明朝為什麼不能長出可以産生數目字管理的工商社會。

　　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數目字管理，明朝並不是沒有———田畝計量、戶口統計、離任審計、錢糧徵收都沒有離開過數字，但在處處是潛規則的制度格局中，這些數字所掩蓋的東西比它揭示的還要多。這樣的歷史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