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我的父親和蔣介石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24日 15:28

　　許多學歷史的學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旗下的軍事指揮官。但這並非事實。孫中山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逝世于北京時，他在廣東的軍事將領一直是許崇智。蔣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同時也是許將軍的參謀長。孫去世後，廣東的國民黨政府鬧派系分裂。一般認為蔣走的是中間路線，因此能團結國民黨，進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愷被暗殺時，右派的胡漢民據説和刺客還保持聯絡，於是蔣趕走他。接下來蔣就趕走許將軍，因為許同樣也涉案。許恰巧私德不檢，他在廣東沉迷賭博，常和風塵女郎來往。未來的委員長先擺平他的部屬後，再邀許將軍共進晚餐。觥籌交錯之際，蔣建議將軍可以到上海休息三個月，由身為參謀長的他在廣東清理門戶。將軍得知屬下都已同意後，仍想替自己開脫：他至少需要幾天工夫來處理家中私事，之後才能離開。這時蔣介石明確告訴他，許夫人和子女已在碼頭的船上等他。許崇智在城裏享樂時，他的參謀長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從他的家人著手。許將軍震驚之餘，晚餐後立即搭船到上海，從此不再回來。他應當很有風度地接受整件事，因為依照當時軍閥的慣例，在最後一道菜還沒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帶到後院槍斃。這場不流血的政變讓蔣介石登上國民黨總指揮官的寶座，並統領大軍北伐。

　　我不知道這故事是否已形諸文字，我把它寫下來等待專家的證實，因為我認為我的來源相當可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父親，也曾當過許崇智將軍的參謀長，尤其是在許當舊十四師的師長時。在蔣介石之前，我父親黃震白和許崇智已認識了很多年。

　　我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這樣的背景正適合中國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貴州、雲南和中南半島，從海防搭船到廣東，最後到了福州。在２０世紀初，這名年近三十、常在饑餓邊緣的孤單流浪漢，加入秘密會社“同盟會”，也就是國民黨的前身。

　　在滿清末年，同盟會的革命黨人擬出一套策略，企圖影響新成立的陸軍和海軍。他們從海外籌資，黨人帶著整袋白銀和成捆鈔票，進入軍營或登上軍艦，和軍隊接觸。有時密使會被抓到，很快就被處決，甚至沒有人會提他的名字。同時陸軍或海軍的人員就把錢財納入私囊，什麼事都不做。同盟會於是將策略改成滲透，或派人進入軍隊。父親就是如此，他在福建進入省立的軍校唸書，當時的校長是一位旅長許崇智將軍，和父親的年齡差不多。父親成績優秀，不僅以第一名畢業，從許將軍手中領到一枚黃金獎章，而且許將軍還勸他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南部各省立刻宣佈獨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轄。許將軍扮演重要角色，將福建省交到革命黨人的手中。父親當時已經從軍校畢業，立刻成為許將軍的參謀長。在當時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現代陸軍還在萌芽期，各省強人只聽自己的命令，中國開始踏上軍閥之路。

　　袁世凱之死並沒有帶給中國和平，只是象徵開啟了十年的無政府狀態。次年，中華民國分成北部和南部。當時的大元帥孫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當時加以實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廣東政府也是南部各軍閥搶奪的目標，單是清除這些軍閥就可以構成“四次革命”。這時我父親覺得已受夠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親結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確定，這時他勸我父親回來完成未竟的任務，但並沒有説服成功。他並不知道，他的戰友已變成顧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東京碰到昔日戰友的兒子，但這個兒子已經三十二歲，正要展開自己的流亡之路。

　　父親提早退休，第一個付出的代價便是貧窮。全家不曾餓過，但我們少有特殊享受，簡單的正餐外更少有點心。長沙街頭販賣著蕃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陣陣香氣一再提醒我，我從童年一直餓到青少年。中學開始上英文課時，我好盼望能擁有生平的第一枝鋼筆，但我們家的預算只容我帶一枝墨水筆，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時，同學在鞋子上加橡膠套鞋，閃亮又時髦。我卻笨拙地踏著木屐，發出惱人的聲音，令我無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時，父親會告訴我他年少時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願沒有得到滿足，一點都不相信我們家的困苦和中國的命運有任何關係。

　　父親顯然對許崇智將軍的評價不高，但他的這位長官兼“教師”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傳統的忠誠及他的自尊驅使下，他不可能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謀職，而説起來在舊國民黨的階層中，蔣還在他之下。他同時還考慮到，他離開黨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資少，還得忍受素質能力不如他的長官的羞辱。但他沒有其他選擇。母親常告訴我和弟弟：父親犧牲很多，他希望我們日子過得好一些。我們應該專心學業，準備上大學。父親希望我們當工程師，或是靠建設性的工作來體面賺錢，不要當政客或軍人，更絕對不要當革命黨人。

　　對緊張和過度擔心的父母來説，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的長沙絕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時期，三天兩頭就出現公開處決共産黨人的場面。甚至很難避開街上的行刑隊伍，因為太過尋常了。通常隊伍前會響起尖銳的號角聲，士兵亮出槍尖上的刺刀，大叫：“殺”囚犯的手被反綁，在推擠之下走過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臉色潮紅，大吼大叫，表達不滿及反抗。他們甚至無法有尊嚴地死。

　　傳統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紙貼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上，紙片上用黑筆寫著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紅筆重重畫上一筆，象徵依法結束犯人的性命。在隊伍中總有光腳的小孩穿梭奔跑，興奮地開嘴，將整件事當成玩樂嬉鬧的場合。不論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論上贊成階級鬥爭的書獃子，在執行死刑時都沒有差別。顯然有些年輕男女是受到牽連才喪生。有時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開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學時的我。父母不準我太接近執刑的現場。但有一個叫做邵先慧音譯的同學比較大膽，他先看過後，再轉述將他嚇壞的經驗：他想看清楚一些，於是爬到附近的樹上。第一個犯人被砍頭時，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噴出一堆血。同學説，他被嚇壞了，緊緊抱著樹榦，閉上眼睛，後來才發現自己的指甲抓著樹皮。他不記得自己如何從樹上爬下來。

　　在１９３０年，毛澤東的太太被處決，楊開慧是我三舅母的親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過她，我們了解這個事件的一些細節。法官判死刑時，會讓犯人選擇槍斃或砍頭。她選擇前者，因為她不想讓頭顱被挂在公共場合示眾。在毛澤東被宣佈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只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扎。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裏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鈞，也被當成共産黨員處決。行刑前一星期，我父親去獄中看他，勸他請求寬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斷然拒絕。他死時，只有二十齣頭。他的死在我們家投下陰影，父母親提到他時，都會降低音量。

　　我念中學時，我們的學生代表大會蠢蠢欲動。代表大會雖然和共産黨沒有直接關係，卻要求撤換省主席任命的校長，並質疑軍訓課的存在，這也觸及到省主席的權威。父親要我置身事外，我不聽，他居然親自跑到學校，看我是否成為活躍分子，讓我又羞又氣。我氣急敗壞，因為父親再也找不到在同學前羞辱恥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靜一些後，父親才對我解釋，激進主義很少出自個人信念，通常是來自社會壓力。在大眾壓力下，可能做出事後頭腦清楚時會後悔的許多事。我了解他為人父母的焦慮，但我並沒有被安撫。青少年不可能自滿于當老爹的嬰兒。多年後我才開始體會他話中的要點。由於省主席何鍵的干預，這場學生抗議失敗得一塌糊塗。

　　我們應該當懦夫，乖乖接受命運的安排？不，父親向我保證，他只是希望我們不要成為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親在民初的親身經驗來説，革命黨人失敗就成為烈士，但革命黨人的領袖成功時就可能變成軍閥。除了許將軍以外，父親還非常瞧不起黃興。黃興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們的親戚。１９１１年４月，離武昌起義只有幾個月，同盟會攻佔廣東巡撫衙門，黃興成為英雄。雖然他有藉口，但圈內人知道，起義失敗時，他逃離現場，追隨者卻被逮捕，隨後成為烈士。

　　一個對革命持這麼負面看法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曾盡心努力過，才能鞏固他的立場。我知道父親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從別人口中得知。我知道，體力的勇敢絕對不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一定努力證明過，在逆境時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證明自己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一樣。

　　想起父親，不覺勾起傷心的回憶。１９３６年，我獲得南開大學減免學費的獎學金。當時他一定認為，多年心願就要達成，眼看兒子可以走向不同於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對日本開戰，全國一片混亂，他的夢想也被戳破。然而，戰事發展成全面的戰爭時，他雖然不安，卻更高傲，送走兩個志願從軍的兒子。“這場戰爭我們絕對不能輸。”他以複雜的情緒説。他來不及知道珍珠港事變，更不用説抗日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倖的是，弟弟從國民黨軍隊的交輜學校畢業，從軍三年，最後又回到學校，完成大學學業，經過一連串的長期奮鬥後，從斯坦佛大學獲得機械工程的博士學位。父親至少有個兒子實踐他的夢想。

　　父親如何影響我成為歷史學家呢？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蔣介石，也許正如郭沫若所説的，因為我是他的“忠誠信徒”。但隨著時間進展，崇拜轉成同情的了解。身為歷史學家的我最後終於看到，對於國民黨運動和其領導人蔣介石來説，命運賦予他們的行動範圍相當有限。

　　我初次看到他是在１９３９年。在成都中央軍校，我們聽到“我們的校長”要來時，整個學校一片騷動。我們把整個學校裏裏外外翻了一遍，四處擦擦洗洗，給每個器具上油，預期他會來檢查。但最興奮的是，我們即將有機會和傳奇般的偉大人物面對面。我們全都知道，蔣介石有一度和幫會扯上關係。即使是我們的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少將，身為親近蔣的弟子，都不諱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賺了一票。在我們的印象中，蔣是大膽無畏的英俊年輕人。這樣的印象大半來自經常被刊登的一張照片，拍攝時間是黃埔軍校成立時，照片中的他擺出很帥的姿勢，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徵他隨時準備行動。這時我們也已讀過王柏齡將軍的回憶錄。他在書中揭露，蔣不僅以個人信用借錢來維持軍校，而且還親自設計國民黨的軍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環孔，讓帽子向上翹，展現革命軍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讓第一期生在三個月內畢業，認為再稍微拖延，中國就沒有機會重生。到此時為止，依我們的標準而言，他具備偉大名將的種種條件：敏捷堅定，愛冒險，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義上，但能當他的學生就讓人心滿意足了。

　　等到我們見到本人，失望到了極點，簡直無法以文字描述于萬一。雖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長來時，如果誰弄亂了隊形，就是犯了嚴重的過錯，一定會遭到禁閉的處分，但校長致辭時，一些學生傾斜身體，希望能看清楚演講人，後排的學生則踮著腳尖。但他們的熱誠並沒有得到報償。蔣介石的態度既不敏捷，也不堅定，他動作緩慢又刻意。他的演説既無冒險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無趣。我們期望是軍人對軍人間的談話，像關起門來討論當今局勢，或是多少提到他過去的光榮歷史，但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告訴我們，要嫻熟基本功夫，只要熟練基本戰術即可，如果費心去思考戰爭的信念、概念，甚至戰略，都是浪費時間。如此這般，我們仰賴領導我們贏得孤注一擲的戰爭，進而改寫歷史的人，談話竟然像是教練班長一樣尋常。他還老遠從重慶來講這些東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戰時領袖中，沒有人像他一樣發表如此無趣的演講，不過也沒有像他一樣身兼所有軍校的校長。

　　等到我們要朗誦“軍人讀訓”時，他又親自當起教練班長。不過，他卻缺乏教練班長的體力和壓迫感。“我念一則時，”他輕聲説：“不要和我同時念。等我念完後，你們再復述一次。”他如此講究細節，追求完美但是國語的“服從為負責之本”在他濃厚的浙江口音下卻成了“屋層外無炸資崩”。後來我們就以嘲笑和模倣可憐的校長為樂。我可不願當蔣介石的公關人員，即使是最能幹的新聞官打造出的公眾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輕易摧毀。

　　又有一次，站在講臺上的蔣突然發現，身為軍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聽眾中。他停下演講，請戴和他一起站在臺上，但戴客氣婉拒。邀請愈來愈急迫，但戴非常謙虛，以同樣的決心拒絕。其後數分鐘，我們聽到麥克風傳來我們的校長蔣介石的聲音：“嗯嗯，請，請”戴的聲音沒有連到麥克風，但從延長的懸疑氣氛中，我們可以推測出正在進行某些對話。這場謙虛的拉鋸戰終於結束，戴順從請求，走到臺上，蔣才又繼續演説。站在聽眾中的我心中懷疑，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嗎？如果在數千名頂著鋼盔、站在太陽下的軍校生之前，都無法避免虛華不實的形式主義，在處理更重大的事件時，他們的優先順序只會更值得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