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影響我成為歷史學家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24日 14:36

　　如果我宣稱自己天生註定成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未免太過狂妄自大。不妨換一種説法：命運獨惠我許多機會，可以站在中間階層，從不同角度觀察內戰的進展。命運同時讓我重述內戰的前奏與後續。在有所領悟之前，我已經得天獨厚，能成為觀察者，而不是實行者，這應該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會擴大自己的視野，以更深刻的思考來完成身份的轉換，從國民黨軍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記者，最後到歷史學家。但在我離開安亞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運預定説的同時，我也甩掉了中國文化要求集體化的最後一絲負擔，開始獨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間，懷著同樣信念的人也採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須吞下內戰終結及其後的苦果，相較之下，我永遠無法逃脫機會主義者的批評。但直到今天，種種機會的組合如何運作，我還無法理解其奧妙。我必須詳細檢視自己，確定哪一部分是機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識的安排。有一個因素可能才是決定性的。在整個求學時代，我一直在父親的羽翼之下。在我的衝動背後，總是有他謹慎態度的影子，無論我是否察覺。

　　一段軼聞

　　在我詳細闡明之前，我要講一段軼聞：

　　許多學歷史的學生認為，蔣介石是孫中山旗下的軍事指揮官。但這並非事實。孫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時，他在廣東的軍事將領一直是許崇智。蔣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同時也是許將軍的參謀長。孫去世後，廣東的國民黨政府派系分裂。一般認為蔣走的是中間路線，因此能團結國民黨，進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愷被暗殺時，右派的胡漢民據説和刺客還保持聯絡，於是蔣趕走他。接下來蔣就趕走許將軍，因為許同樣也涉案。許恰巧私德不檢，他在廣東沉迷賭博，常和風塵女郎來往。未來的委員長先擺平他的部屬後，再邀許將軍共進晚餐。觥籌交錯之際，蔣建議將軍可以到上海休息三個月，由身為參謀長的他在廣東清理門戶。將軍得知屬下都已同意後，仍想替自己開脫，他至少需要幾天工夫來處理家中私事之後才能離開。這時蔣介石明確告訴他，許夫人和子女已在碼頭的船上等他。許崇智在城裏享樂時，他的參謀長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從他的家人著手。許將軍震驚之餘，晚餐後立即搭船到上海，從此不再回來。他應當很有風度地接受整件事，因為依照當時軍閥的慣例，在最後一道菜還沒端出來前，他很可能就被帶到後院槍斃。這場不流血的政變讓蔣介石登上國民黨總指揮官的寶座，並統領大軍北伐。

　　我不知道這故事是否已形諸文字，我覺得有必要。這一時期的專家應該可以證實或駁斥意義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寫下來等待專家的證實，因為我認為我的來源相當可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父親，也曾當過許崇智將軍的參謀長，尤其是在許當舊十四師的師長時。在蔣介石之前，我父親黃震白和許崇智已認識了很多年。我父親的故事屬於這個時點。他以間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輸我，革命修辭和行動是有所差別的。就某方面來説我的歷史觀來自他的教導。

　　父親的教誨

　　我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這樣的背景正適合中國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貴州、雲南和中南半島，從海防搭船到廣東，最後到了福州。在20世紀初，這名年近三十、常在饑餓邊緣的流浪漢，加入秘密會社“同盟會”，也就是國民黨的前身。

　　在滿清末年，同盟會的革命黨人擬出一套策略，企圖影響新成立的陸軍和海軍。後來他們將策略改成滲透，或派人進入軍隊。我父親就是如此，他在福建進入省立的軍校唸書，當時的校長是一位旅長許崇智將軍，和父親的年齡差不多。父親成績優秀，不僅第一名畢業，從許將軍手中領到一枚黃金獎章，而且還勸他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南部各省立刻宣佈獨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轄。許將軍扮演重要角色，將福建省交到革命黨人手中。父親當時已經從軍校畢業，立刻成為許將軍的參謀長。

　　革命黨人宣佈成立共和國後不久，袁世凱就圖謀將自己的總統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於是誕生，但革命失敗，同盟會領袖逃到日本。父親返回湖南後，旋即遭到逮捕，原來當局懸賞捉拿他，他在友人暗中幫助之下，在千鈞一髮之際逃脫。袁世凱死後，他又重新當上許將軍的參謀長。但是袁之死並沒有帶給中國和平，只是象徵開啟了十年的無政府狀態。這時我父親覺得已受夠了，於是回到湖南，和母親結婚，次年我出生，變成一個顧家的男人。

　　我童年時，就已意識到父親比同學的父母老很多。但我並不知道，父親和我相隔的這四十歲，代表整個家庭跳過了一代，也讓我直接接觸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的延長奮鬥，這場奮鬥在他之前就已展開，在我這一生恐怕還不會結束。情勢如此，卻帶來一些不便。父親提早退休，第一個付出的代價便是貧窮。全家不曾餓過，但我們卻少有特殊享受，簡單的正餐外更少有點心。長沙街頭販賣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陣陣香氣一再提醒我，我從童年一直餓到少年。中學開始上英文課時，我盼望能擁有生平的第一枝鋼筆，但我們家的預算只容我帶一枝墨水筆，再一罐墨水！下雨時同學在鞋子上加橡膠套鞋，閃亮又時髦，我卻笨拙地踏著木屐，發出惱人的聲音，令我無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父親會告訴我他年少時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願沒有得到滿足，一點都不相信我們家的困苦和中國的命運有任何關係。

　　父親顯然對許崇智將軍評價不高，但他的這位長官兼“教師”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傳統的忠誠及他的自尊驅使下，他不可能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謀職，而説起來在舊國民黨的階層中，蔣在他之下。他同時還考慮到他離開黨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資少，還得忍受素質能力不如他的長官的羞辱。但他沒有其他選擇。母親常告訴我和弟弟：父親犧牲很多，他希望我們日子過得好一些。我們應該專心學業，準備上大學，父親希望我們當工程師，或是靠建設性的工作來體面賺錢，不要當政客或軍人，更絕對不要當革命黨人。

　　我念中學時，我們的學生代表大會蠢蠢欲動，代表大會雖然和共産黨沒有直接關係，卻要求撤換省主席任命的校長，並質疑軍訓的存在。這也觸及到省主席的權威。父親要我置身事外，我不聽，他居然親自跑到學校，看我是否為活躍分子，讓我又羞又氣。我氣急敗壞，因為父親再也找不到在同學前羞辱恥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靜一些後，父親才對我解釋，激進主義很少出自個人信念，通常是來自社會壓力。在大眾壓力下，可能做出事後頭腦清楚時會後悔的許多事。我了解他為人父母的焦慮，但我並沒有被安撫，青少年不可能自滿于當老爹的嬰兒。

　　多年後我才體會他話中的要點。由於省主席何鍵的干預，這場運動一塌糊塗。校長仍然留任，必修的軍訓課仍然照舊。校長的撤換、以及軍訓的時段和長度，雖然頂多不過是地方的事，便仍然和全中國之間的政治之間有可疑的關係。連蔣介石都沒有辦法進行全面改變，我們就應該謹言慎行，因為稍微介入，就可能演變成認真投入，連自己都不自覺。

　　那麼我們應該當懦夫，乖乖接受命運的安排？父親向我保證，他只是希望我們不要成為不折不扣的傻子。父親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會導致以下結論：要盡可能避免革命的發生，如果避免不了，個人應注意其缺失和詭詐之處。以父親在民初的親身經驗來説，革命黨人失敗就成為烈士，但革命黨人的領袖成功時就可能變成軍閥。除了許將軍之外，父親還非常瞧不起黃興。黃興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們的親戚。1911年4月，離武昌起義只有幾個月時間，同盟會攻佔廣東巡撫衙門，黃興成為英雄，雖然他有藉口，但圈內人知道，起義失敗時，他逃離現場，追隨者卻被逮捕，隨後成為烈士。

　　一個對革命持如此看法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曾盡心努力過，才能鞏固他的立場。我知道父親不是懦夫，他一定努力證明過，在逆境時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證明自己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一樣。

　　想起父親，不覺勾起傷心的回憶。1936年，我獲得南開大學減免學費的獎學金。當時他一定認為，多年心願就要達成，眼看兒子可以走向不同於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對日本開戰，全國一片混亂，他的夢想也被戳破。然而戰事發展成全面的戰爭時，他雖然不安，卻更高傲，送走兩個志願從軍的兒子。“這場戰爭我們絕對不能輸。”他以複雜的情緒説。他來不及知道珍珠港事變，更不用説抗日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倖的是，弟弟從國民黨軍隊的交輜學校畢業，從軍三年，最後又回到學校，完成大學學業，經過一連串長期奮鬥後，從斯坦福大學獲得機械工程的博士學位，父親至少有個兒子實踐他的夢想。

　　成形中的歷史

　　父親如何影響我成為歷史學家呢？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在安亞堡居住多年後，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項壞習慣，不再對歷史的呈現方式生氣，因為此舉不會增進知識，只會增加史學的破洞。我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懷疑論者，但我仍然學到，要想像公眾人物背後的動機（包括同行的歷史學家），而不是完全贊同他們。實證主義自然有其缺點，如果應用得太狹隘，可能過早認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適者生存”的信念。命運預定説的教義，或説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決之道。中國的內戰不只是信仰或恩寵，不只是救贖和詛咒，而應該被認定是現代史上驚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過程牽涉許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內戰結束時，許多條件再也無法還原。這些條件再摻雜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驅策中國踏上不歸路。起初整個發展似乎顯得離奇古怪，難以理解，但隨著時間演變，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變得較為可信，比較可以和中國的過去並存。這些在在使我們相信，這就是成形中的歷史。擁有億萬人口的國家其力量無法抗拒。這些行動就肩負起這個力量，試圖突破一百多年來的僵局，因此將超越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以及任何的口號。

　　這個解決之道已註定好了。淩駕於我們的道德判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