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19日 15:37

　　1994年12月，當IRIS CHANG在加州矽谷心聖荷西郊區的庫帕提諾，生平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色照片時，感覺到了無比的憤怒，這種情感的強烈程度大大超過了IRIS CHANG所能産生的情感烈度。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説類書籍裏，在屠殺發生後近60年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殺60週年。張純如歷經兩年，訪問了14位倖存者，參閱上千頁的歷史文獻，出版了她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這本書一經問世，震驚了英語國家，在美國連續數月位於排行榜首位，並且被評為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在隨後數年內再版十余次，印刷超過50萬本。她用她的努力和勇氣，直面那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告訴世人：“人類殘酷對待自己同胞的歷史紀事，是一段漫長而悲傷的故事。如果要將這類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較，那麼，在世界歷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強度與規模上，能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南京大屠殺相抗衡。

　　張純如説：“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美國評論家喬治威爾在聽完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和看完她的書後説：“由於張的這本書，她終結了對南京的第二次強暴。”當屠殺真相被掩藏時，屠殺永遠都是屠殺。只有屠殺為世人所知時，冤魂才能遠離追殺，成為歷史上的定格。

　　她可能都不知道，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華人在偶然間拿起這本《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就再也不能釋手，一氣讀完，淚流滿面。有太多這樣的故事，有太多這樣的人，在美國、在法國、在馬來西亞，在飛機上、在書店裏、在網絡中。有移居海外30多年的老華僑，有在南洋的第四代華人，他們不能停止閱讀，因為那些文字疼痛而灼人，因為那些文字就烙在他們的根上。

　　有位老華僑説：作為一個來美定居三十年的“老華僑”，我很有“理由”不關心中國文化。比如説：對中國歷史社會感到很遙遠；既已入籍，落地生根；現實生活忙碌，哪有時間去想那麼玄那麼抽象的事；況且中國問題那麼複雜，我這樣一個文化邊緣的人能起什麼作用？可是4月17日那一天，我在柏克萊大學聽張純如講南京大屠殺後，我的種種“理由”不得不丟進字紙簍……假如張純如、拉貝都那麼關心中國，我作為一個吃中國奶水、在中國文化土壤生長過，後來移民來美國的“老華僑”，真的沒有理由不關心中國大地的一切。

　　可是，在用絲線穿起無數同胞的同時，回顧這一段人類史最黑暗最恐怖的歷史，張純如也在忍受著巨大的精神煎熬。有什麼人能在面對自己的同類，自己的同族被暴行殘酷蹂躪的時候不會覺得撕肝裂膽、目眥欲裂呢？在《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一書的寫作過程中，張純如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她一個人替我們所有人完成了一項我們60年都未完成的責任，因此她也承受了我們所有人的痛苦。

　　寫完第二本書之後，張純如把目光轉向了150年前的美國。在那裏，也有一群無聲的同胞。作為苦力，大量華工從19世紀中葉進入美國，充當金礦礦工、鐵路勞工。１８６５年，華人移民的人數激增至５萬人，其中９０％都是青年男子。同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５０名中國勞工。看到中國人能吃苦、工資要求低，又十分順從，這家公司便開始大量招收華人，總共有１０萬華工參加了美國鐵路的修築。

　　華人的付出，為美國鐵路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水準甚至超過了愛爾蘭勞工。１８６９年４月，一位雇用了華人勞工的老闆説，他的工人每天可以鋪設１０英里鐵軌。另一個雇用愛爾蘭勞工的老闆不服氣。前者就表示願以１萬美元來賭個輸贏。結果，華人勞工在１２小時４５分鐘的時間內鋪完了１０英里多的鐵軌。

　　在修完鐵路以後，美國人擔心中國勞工搶了他們飯碗，美國開始排華。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將華人趕出美國。150多年過去了，這些吃苦耐勞，為美國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同胞卻被淡忘，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張純如為了他們，也為了她自己，寫了自己的第三本書《美國華裔史錄》。張純如説，她１２歲那年，一位白人同學問她，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你會站在哪一邊？張純如説，到現在她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件事讓她認識到，雖然她出生在美國，但在美國人的社會定義中，她不是美國人，而是擁有美國國籍的華人。因此，為了讓人們認識到華人其實也是美國人的一部分，他們為美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寫了這本書。

　　透過這本書，張純如又站在了IRIS CHANG的對面。她意識到“華人在美國的經歷不是一條漸進的單線。他們作為模範少數族裔之一，並非像某些少數族裔那樣是從受迫害的社會最底層漸漸發展到社會上層的。華人在美國處於週而复始的循環，美國社會對華人一直在容忍接納和疑慮恐懼中旋轉。”她依然同時站在鏡之兩面，痛苦地掙扎。張純如曾經表示，她把《美國華裔史錄》一書當成是“她個人寫給美國的情信”，可是這種情懷又有幾人能懂呢？

　　張純如再次以IRIS CHANG的身份上路了。為她的第四本書進行研究旅行。這本書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日軍作戰的美軍坦克營官兵，他們後來被日軍拘禁並殘忍虐待。在一次外出做調查的旅行中，張純如身心崩潰，不得不住院，住院後她繼續與抑鬱症抗爭。從《南京大屠殺》到她近來準備寫的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都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這些內容也與張純如的病因不無關聯。

　　悲劇最終還是發生了，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在加州蓋洛斯自己的車內以手槍自殺身亡。在她最後給家人留下的字條中説，希望他們要記得那個沒生病前的張純如，那個“曾全心投入生活”的張純如，那個“為事業、寫作和家人獻身”的張純如。

　　她希望家人記住誰？究竟是張純如還是IRIS CHANG？她丟失過張純如這個名字，她又找了回來，而且為我們找回了兩段歷史。但是這好像依然不是她想要的答案，她還在這世間不斷尋找著。如今世間再沒有了張純如的身影，在她身後也無從寄託我們的哀思和感激之情。惟有風從遠方吹來，也許只有在那遙遠風聲裏，依稀還有著她的氣息，還有她找尋的腳步聲。

　　張純如的兒子叫克裏斯托佛道格拉斯，兩歲零3個月。（來源：青年參考 作者：和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