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鄧小平同志能否適應長時間的橋牌比賽？

　　答：完全沒有問題。有一段時間，他每週日都要打橋牌。每次從下午3時打到6時，大家一起吃飯後，再從7時打到10時多。他嚴格遵守時間，非常注重效率。打牌中，他總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節約時間，而在成局、滿貫或難度較大的牌上多花一點時間和精力。自始至終，他總是精力充沛、頭腦清醒。

　　問：鄧小平同志非常關心中國圍棋事業的發展，對嗎？

　　答：是的。第二屆中日圍棋擂臺賽進行到第15場比賽時，中國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而日本隊還有5名選手。那天（1987年3月31日）第4盤比賽在北京舉行，我戰勝了武宮正樹，取得了四連勝。我家離比賽場地很近，我人還沒到家，老爺子就讓秘書打電話，向我表示祝賀，並請我吃飯。我真是非常感動。在所有的運動員中，得到老爺子打電話祝賀並請吃飯待遇的，我可能是第一人。

　　老爺子也非常關心其他運動員。1987年夏天，劉小光也在中日圍棋擂臺賽中取得了四連勝。比賽結束後，我們都到北戴河休假。老爺子也正在那裏休養。我向他老人家彙報了劉小光的戰績，老爺子非常高興，請我們吃了飯，並且還和劉小光一起喝了酒。他老人家對圍棋事業的關心，其實也就是對中國體育事業的關心。

　　1988年3月，為祝賀中國圍棋隊取得中日圍棋擂臺賽三連勝，中國圍棋協會授予我“棋聖”證書。老爺子聽説後，讓秘書通知我帶著證書去見他。那天，剛好萬里也在他家。老爺子接過證書，仔細看了看説：“聖人不好當，還是當老百姓好。”萬里還風趣地説：“中國自古以來由政府授予的‘聖人’就你一個，你以後可以吃‘香火’了，我們就沒有了。”

　　問：你和鄧小平同志打牌時有沒有“走後門”，求他幫忙辦過什麼事？

　　答：80年代，老爺子的秘書張寶忠曾經專門和我談過這個問題，規定我們不能借打牌的機會提什麼個人要求。我十分注意遵守這個規定。只有兩次是例外。一次是為了張蓉芳和胡進兩地分居的問題。我在吃飯的時候對老爺子講了他們的情況。老爺子當即就表示：不能讓人家當“十五的月亮”嘛！後來，在國家體委有關領導的幫助下，張蓉芳、胡進兩地分居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另外一次是受體委一些同志的委託，向老爺子反映一些同志希望橋牌能夠進入1987年第6屆全運會比賽項目的問題。他老人家大力支持這件事。他説：橋牌是一項很好的運動項目。在他的支持下，橋牌被列為六運會的比賽項目。

　　問：你認為鄧小平同志對中國橋牌運動作出了哪些貢獻？

　　答：鄧小平是中國橋牌運動的創建人。“文化大革命”中，橋牌被當成資産階級娛樂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幾位橋牌元老周家騮、裘宗滬和鄭雪萊曾聯名給老爺子寫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國開展橋牌運動。他老人家很快就作出批示：“請體委考慮。”之後，橋牌運動才在中國重新開展起來。在他老人家的關懷下，1979年，國家體委舉辦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橋牌比賽。1980年中國橋牌協會成立，並加入了世界橋牌聯合會。

　　1981年12月，國際橋牌新聞協會為表彰他為中國橋牌運動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將最高榮譽“戈倫獎”授予了他。1988年7月，他擔任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1989年2月26日，世界橋牌聯合會授予他“世界橋聯榮譽金獎”，並作出決定：不能有兩人同時擁有此項金獎。1993年6月，在國際橋壇久負盛名的美國橋牌名家鮑比沃爾夫以世界橋牌聯合會主席的身份來華訪問，向他頒發了“主席最高榮譽獎”，以“感謝他多年來為中國及世界橋牌運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老爺子曾説過：橋牌如同音樂一樣是一種世界語言，理應成為中國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相互交流、理解與友誼的橋梁。

　　問：你最後一次和鄧小平同志打牌是什麼時候？

　　答：是1993年。

　　問：再過幾天就是鄧小平同志的祭日了，你有什麼話想説嗎？

　　答：我非常懷念他老人家；雖然他已經離開我們5年了，但我總覺得他還活著，他還沒有走。他是一代偉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非常非常敬佩他，尊敬他，懷念他。

　　作者：聶衛平 執筆:武市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