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啟龍：我心目中的小平同志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6:18

　　在小平同志逝世後哀悼的日子裏，他慈祥的音容笑貌，崇高的品格作風和果敢剛毅的領袖風範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在小平同志關懷教導下工作的情景我記憶猶新。

　　我開始知道鄧小平同志的名字，是在1931年。當時，我任湘贛省少先隊總隊長。這年春天，中共湘贛省委告訴我們，紅七軍要經過永新到中央蘇區去，要我們組織少年先鋒隊、赤衛隊和群眾，在沙州集合歡迎紅七軍官兵。這時，紅七軍軍長是李明瑞同志，鄧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員。這支隊伍從廣西出發，歷經百戰，到達永新時，當地群眾載歌載舞歡迎和慰問遠道而來的紅軍將士。我站在歡迎的人群中翹首張望，但沒有看到小平同志。後來得知小平同志轉道去了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從此，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就印在我的心中。

　　一

　　1956年9月，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作為代表第一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感到歡欣鼓舞。黨的八大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即將進入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時期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在這次大會上我正式見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健步走上主席臺，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全面系統地總結了七大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建設的經驗，闡述了黨在執政情況下加強黨建工作的主要方針。這個報告奠定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組織建設的理論基礎。

　　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小平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堅持八大精神，加強經濟建設，發展生産力，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是小平同志一貫的思想。1964年4月，我正在曲阜蹲點，搞調查研究，省委辦公廳來電話説，鄧小平、彭真同志明天到山東。18日早飯過後，我和省委秘書長、濟寧地委書記一起到兗州火車站迎接鄧小平、彭真同志。小平同志那天興致很高，在去曲阜的路上與我親切交談。到曲阜稍事休息，上午我們陪同鄧小平、彭真同志參觀了孔廟、孔府；下午參觀了孔林。我本打算簡要彙報一下山東的情況，小平同志對我説：“你上車我們一起去濟南。”這樣，我與鄧小平、彭真同志一起回到濟南。

　　4月19日上午，省委書記處的同志一起到南郊賓館7號樓向鄧小平、彭真同志彙報了山東的工作。彙報開始時，小平同志説：“吹一吹吧，隨便談。”一句話，使我們書記處的同志同小平同志少了幾分拘束，多了幾分親近。當時，我主要彙報了4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幾年來集中力量抓了黨建問題，對過去批右傾反右派鬥爭中處分錯了的人進行了甄別平反；二是山東農業生産恢復發展情況，特別是1964年山東經濟開始好轉的情況；三是農業生産計劃和長遠規劃問題，集中力量搞穩産高産農田，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搞綠化的情況；四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在聽取彙報過程中，小平同志作了許多插話，每次插話雖不多，但句句説在點子上，既像是一起分析研究問題，又是給予工作上的具體指導。小平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使我們大家受益匪淺。當我談到1963年災情比1962年重，但形勢還是一年好于一年，糧食産量比1962年多時，小平同志説：“這是工作因素。”言語中包含著對山東工作的肯定，説明自然災害和人的工作兩方面，後者是決定因素這樣一個哲理。當我們彙報到山東的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問題時，小平同志説：“臺用搞好了也高産。”“能打機井的地方還是要走打機井的道路。”“不光解決澇的問題，還要解決旱的問題。”“引黃問題還未解決，山區、’膠東、魯南要搞水土保持。”“整個水利工程，還是集中在黃河、淮河，人口多，土地多，搞好了可以調出糧食，搞不好還要調進糧食。不要只考慮一個省，整個流域要統一規劃。”在我彙報山東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問題的時候，小平同志説：“這個也不要花多少時間，要抓季節，抓住生産，把生産搞上去，以生産為綱。”“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搞好了，要檢查，要經過幾年的鞏固，不檢查，鞏固不了。”小平同志主張社會主義教育要經常抓，不要一陣風。小平同志談話始終體現著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精神。在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已經提到相當高的程度的情況下，小平同志仍然堅持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時刻不忘抓經濟建設，表現了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非凡膽魄和遠見卓識。

　　二

　　1975年1月，鄧小平同志開始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經過9年“文化大革命”，我國陷入政治經濟全面危機。我這時雖然在浙江任省委第一書記，但已不堪重負。因為浙江是“四人幫”重點插手的地區，派性鬥爭十分複雜，批林批孔以來全省政治和社會局面日趨動亂，省委已無法進行正常工作。小平同志復出工作後，我感到由衷地高興，全國人民都感到欣慰，浙江也有了希望。

　　從黨的十大到批林批孔運動，是我重新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最困難、思想最苦惱、心情最不舒暢的一段日子。在聚集心頭的鬱結暴發，情緒衝動之下，我要秘書起草向黨中央、毛澤東主席請求辭職的電報。當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小平同志已著手開始全面整頓。他得知此事即通過中辦來電話傳達他的指示：譚啟龍同志不能倒。憂鬱中的我受到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舞。80年代初，我到四川工作以後，一次同小平同志談起我第三次在浙江工作是我參加革命以來心情最不舒暢的一段。小平同志説：“那個時候你心情能舒暢嗎?兩派都是錯誤的。”聽了小平同志的話，我的心情豁然開朗了。

　　1975年6月以後，小平同志非常關心浙江形勢和整頓工作，他不但多次聽取彙報，還派人調查研究和協助處理浙江問題。在小平同志支持下，省委在批派性的同時對派性頭目進行了組織處理，抓生産也取得實質性進展。全省呈現出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新形勢。

　　1975年9月15日，中央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後，小平同志又親自主持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主題是要敢字當頭，繼續抓批判派性，抓全面整頓，核心是黨的整頓，其中關鍵是整頓領導班子。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小平同志全面整頓中的一個重要步驟。但好景不長，農村工作座談會不久，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全國開始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浙江是所謂“右傾翻案風”中“受害深、影響大、問題多”的省份。在浙江掀起“批鄧聯譚”運動時，我已被“四人幫”軟禁在北京。有一天，“四人幫”和浙江造反派頭頭把我叫到人民大會堂批鬥了一個晚上。1976年是中國災難最多的年份，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在這一年離開了我們，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在我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的時候，傳來粉碎“四人幫”的特大喜訊，欣喜之中殷切盼望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扭轉困難局面，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整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