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復之：難忘的談話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6:16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小平同志曾和我有過兩次重要的談話。他對文化工作和公安工作提出了精闢的意見。

　　1977年底我到文化部任常務副部長。1978年8月29日上午10時，黃鎮部長和我應約來到小平同志的住處，向他彙報文化部清查運動和工作的情況。文化部是被“四人幫”破壞的“重災區”，清查整頓任務相當繁重。小平同志聽了彙報後，高興地説：“搞得不錯嘛!”當黃鎮講到文藝界的一些情況時，小平同志説；“各協會都要抓緊搞起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談到如何處理文藝界的一些歷史問題時，小平同志語重心長地説：“老賬新賬都要實事求是對待。過去本來是錯了的，就不要去翻了，翻它有什麼意思?!大事情弄清了就行了。我們過去的某些批評，批評錯了的也有，因為毛主席是得到間接的情況後説話的嘛。最近，東北方面反映説，有個案子是我過去批的。我説，不管是我批的，還是誰批的，不對的都可以推翻。”小平同志特別交代，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批鄧”作為考察幹部的一條標準。他説：“只是表現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現一般的和表現特殊的要區分開。”

　　當彙報到文化工作的規劃設想時，小平同志説：“就照這麼辦。搞個幾年規劃，調動積極性。我看，總得兩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我這裡書架上擺了這麼多剛出版的小説，乾巴巴的，讀不下去，寫作水平、技術水平還都不行。思想性、藝術性更談不上。看個開頭就知道結尾了。電影也一樣。”談到電影創作，他説：“可以分給一些老作家看看，人稱夏衍是電影醫生，可以請他多看一點。”在談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時，小平同志説：“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駁不倒的，實際上就是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絡實際。”小平同志説：“歸根到底，理論問題是能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要敢於提問題，敢於理論聯絡實際。有些人就是不敢想問題，還沒有從‘四人幫’搞的框框中突出來。像作品中不敢寫戀愛，生活中怎麼能沒有戀愛，不要搞庸俗的黃色的就是了。但是，思想不解放，就是不敢講。”小平同志這番談話，顯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對文化部的清查運動和各項業務的開拓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83年春，我從司法部調到公安部工作。

　　那幾年，治安形勢嚴峻，殺人、搶劫、強姦、盜竊等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甚為囂張，社會影響極壞的惡性案件接連發生，如東北有個姓王的兩兄弟，持槍到處殺人搶劫，被稱為“二王”搶劫案，還有卓長仁劫機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團夥滋擾事件”、唐山“菜刀隊”流氓團夥案等，社會反響強烈，嚴重妨害人民群眾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到任後，面對這種情況研究起草了一個報告，題為《關於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送中央審批。報告是7月16日送出的，沒有想到小平同志很快就看了，並對報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19日上午，我應約來到小平同志住處。主管我們工作的彭真同志也來了。小平同志穿著草綠色軍便服，踏著拖鞋，從便門走進會客室，神情閒逸地拿著公安部的報告。寒暄幾句話之後，小平同志開門見山地説：“你們這個文件不解決問題。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他翻開公安部的報告。邊念邊説：“你們的文章主要是這一段：‘要求對各種犯罪分子和流氓團夥的骨幹分子，收容審查一批，勞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辦一批，對嚴重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同時，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飯，不該抓的堅持不抓，該從寬的堅持從寬，要進一步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多做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落實基層單位的公安保衛責任制。”念到這裡時，小平同志批評説：“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噹噹的，就不能解決問題。”小平同志要求必須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態度非常堅決。他系統地談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步驟和措施。他説：“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比如説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團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難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講的；找老民警當顧問，調查調查，情況就清楚了，就可以組織戰役了。一次戰役打擊他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我們説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鬚髮動群眾。動員全市人民參加，這本身對人民是教育，同時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發動群眾，聲勢大，有的罪犯會聞風跑掉，那也不要緊，還有第二次戰役可以追回來。”

　　小平同志説：“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勢有好轉。當然，這還只是一時的現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風向，看你下一步怎麼辦。如果還是軟弱無力，處理不嚴，壞人的氣勢還會長上來。”

　　小平同志打著手勢説：“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殺人犯、搶劫犯、流氓犯罪團夥分子、教唆犯、在勞改勞教中繼續傳授犯罪技術的慣犯，以及人販子、老鴇兒等，必須堅決逮捕、判刑，組織勞動改造，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還要不斷地打擊，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十年二十年也解決不了問題。一九七五年處理鐵路問題時對幫派分子，我説現在不抓人，把他們調開。‘四人幫’説不行。我説凡是幫派頭子，有一個調開一個，再出一個再調開，一天調一個，一年調三百六十五個。這個話傳下去以後，鐵路上的秩序馬上就好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不採取這樣的辦法不行。”

　　小平同志強調：“解決刑事犯罪問題，是長期的鬥爭，需要從各方面做工作。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癢，不得人心。我們説加強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從北京開始，然後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堅持這麼幹，情況一定能好轉。”

　　小平同志的這篇談話，明確地解決了在幹部中特別是一些政法幹部中擔心的問題：會不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會不會發生新的冤假錯案?會不會變成搞運動了?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遠。他準確地把握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與經濟建設之間的內在關係，教育我們要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大局，而“嚴打”要作為維護大局的一個重要措施來看待。堅決打擊刑事犯罪，只會贏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嚴打”開展以後，取得了輝煌的戰果。特別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戰役第一仗，行動快，來勢猛，給犯罪分子以重大打擊。在此期間，摧毀了犯罪團夥7萬多個，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繳獲槍支18000多支，子彈42萬多發，群眾檢舉線索150萬件，群眾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萬多名。經過這次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被震懾下去了，各種公共場所秩序好轉了，婦女上夜班不要家人護送了，社會秩序安定，廣大人民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1985年“嚴打”轉入第三戰役後，對於是否堅持“嚴打”戰役又出現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説打擊面寬了，個別地方一度出現“復查風”，少數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開始鬧翻案，以至剛剛糾正過來的軟弱渙散傾向又有重新抬頭的徵兆，引起廣大幹部群眾的不滿和不安。在1985年的全國政法會議上，陳丕顯同志傳達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打擊下去。”這樣，使得第三戰役能夠順利地進行到底。

　　回顧歷史，我想，在“嚴打”鬥爭中，特別是在開展戰役的幾個關鍵時刻，假如沒有小平同志的關心和支持，沒有他的決心和剛毅，要把“嚴打”鬥爭開展起來和堅持下去是不能設想的。在1984年10月的中顧委第三次會議上，小平同志謙虛地説：“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擊刑事犯罪分子。”小平同志親自指導下的歷時3年、持續3個戰役的“嚴打”行動，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輝的篇章。

　　小平同志是我的老首長。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太行山上，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我曾在他身邊當過秘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劉伯承、鄧小平同志等率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被日本侵略軍佔領的華北敵人後方，以太行山區為中心，依託山區，並向平原發展。部隊進行了一系列著名戰鬥，同時，分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先後創建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4個抗日根據地，形成了在敵人後方的一個大戰略區。

　　1940年4月，經中央批准成立以鄧小平同志為書記的太行軍政委員會。鄧小平政委指定我任軍政委員會的秘書，以後當主任秘書。當年4月，小平同志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參加了著名的“黎城會議”。我作會議記錄。那時，小平同志年僅36歲，精力過人、睿智果敢，領導著太行戰略區的黨、政、軍工作。他留著光頭，穿著和幹部、戰士一樣的棉布灰軍服與布鞋，生活十分簡樸。他好讀書，在艱苦的戰爭歲月，我幾次在行軍出發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裏總裝幾本書，有馬列的書，也有小説。我清楚記得有一本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1941年1月初，鄧政委找我談話。他説：“要調動一下你的工作。有兩個工作由你自己來選擇，向政治部蔡主任(蔡樹藩)彙報去。一是到師直屬隊當總支書記，一個是到政治部鋤姦部。”他囑咐説：“你年輕，聰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義。”當時，在一些年輕人中存在自由主義現象。小平同志這次談話，我始終牢記，受益終身。幾十年以後，鋤姦部的老戰友説，我調入鋤姦部前，小平同志曾對鋤姦部長卜盛光説：“你們那兒老紅軍幹部多，我給你們調一個知識分子。”那時，我才是個24歲的小青年，文化程度也不高，頂多算個小知識分子。從這裡可以出小平同志對年輕人的愛護和培養，可以看出他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一貫思想。

　　（作者曾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職務）

　　《回憶鄧小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