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其琛：一次極不尋常的談話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6:14

　　1980年初秋，鄧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採訪，就當時國內外注目的重大問題回答了她的提問。這是小平同志在中國歷史進入大轉折時期進行的一次極不尋常的談話。這次談話語重千鈞，如錘定音，不僅對國內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而且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息，影響極為深遠。當時，我作為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組織安排了這次採訪，並親耳聆聽了小平同志這席談話，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而今哲人長逝，音容笑貌宛在，謹憶片斷，以表無限懷念之情。

　　我記得法拉奇是于1980年早些時候向我駐意大利使館提出採訪申請的。她聽説小平同志要辭去副總理職務，退居二線，覺得無論如何也要在這之前來採訪一次。是年約50歲的法拉奇以善於抓時機採訪國際政壇風雲人物聞名於世。她走筆天下，曾採訪過2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要，閱歷豐富，又有很強的個性，被認為是一個很難對付的記者。她專門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採訪對象。一旦確定，事先總要進行充分準備，查閱大量有關資料，準備提出的問題。她提的問題往往十分尖銳，也可以説是刁鑽刻薄，有時簡直是挑釁性的。基辛格博士接受過她的採訪，對她的印象頗為不佳。對這樣一位記者要求採訪鄧小平同志，我們是很猶豫的，開始並未馬上同意她來採訪。當年9月意大利總統佩爾蒂尼應邀訪華，意大利方面也推薦法拉奇來華，更增加了她申請採訪的理由。她説，先來採訪鄧小平先生，並像往常一樣向全世界發表鄧的講話，有助於意大利總統訪華的成功。

　　法拉奇採訪申請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確實有話要説。當時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全國在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導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加快現代化建設，並初見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問題上黨內外的思想還有待統一，國外還存在著許多疑問，特別是對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眾説紛紜，莫衷一是。中央決定要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雖然經反復討論，認識尚未完全統一。在這樣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她。有些出版物説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見，鄧小平是臨時決定在他的辦公室接受法拉奇採訪，這並不符合實際。

　　她採訪小平同志當然是有備而來。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話要説。關於這次採訪的國內問題部分大體已摘要發表，並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成為幹部學習的重要材料。記者提問是圍繞對毛主席的評價展開的，從各個不同角度，層層深入，緊迫不捨。她一開始就説，來到北京發現中國變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著提出“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還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幫”的關係如何、毛主席的錯誤追溯到何時、發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幹什麼等等，問題一個接一個，刨根問底。而小平同志從容不迫，順勢抓住對方提問的要害，一針見血地闡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問答之間，機智巧妙，精彩紛呈。

　　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地對法拉奇説：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處都挂，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至於“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他接著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這時候毛主席接觸實際少了，沒有把過去他自己倡導的良好作風，比如説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靜的語調，直率地指出：“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説，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澤東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説，搞“文化大革命”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毛澤東主席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只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説“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澤東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澤東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法拉奇聽了小平同志對毛澤東主席所犯錯誤的説明後，單刀直入，説“西方有人評論，中國下一屆黨代會可能類似蘇共20大，你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並直截了當地問道：“你們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聽後坦然地付之一笑，隨即從正面談道：“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挂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法拉奇從小平同志的談話中得到了中國如何評價毛澤東主席的權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話題轉向涉及鄧小平與毛澤東個人關係的問題：“據説，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説：“毛主席説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後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著，小平同志風趣地談了他三下三上的經歷。

　　法拉奇聽了以後感到有些驚奇，又好奇地問：“這裡有什麼秘密沒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著説：“沒有什麼秘密。就是覺得我這個人還有點用處。雖然有錯誤，但總還有點用處。”

　　法拉奇又問：“很奇怪，你從來沒有被他們抓起來，沒有開除出黨，你是否擔心他們會殺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説：“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説，毛主席保護了我。”

　　法拉奇馬上火上澆油地問：“當時你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靜地説：“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氣憤也不解決問題。有不少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活下來?我説我是樂觀主義者，相信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我還可以告訴你，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就我個人內心來説，對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實證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來了並很快委託我非常重要的任務。”

　　接著，法拉奇又問及周恩來為何一直能在臺上掌權?

　　小平同志懷著敬佩的心情懇切地説：“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説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説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説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這時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談興正濃，言猶未盡。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談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説：“好極了!”這裡需要補充説明一下，原來法拉奇到北京後，就提出過最好談兩次，我們沒有同意。我們考慮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採訪已屬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們也沒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談兩次的要求。這時小平同志主動提出再談一次，看來是因為法拉奇所提的問題，正是國內老百姓普遍關心，國際上非常關注的問題，法拉奇要求採訪時有言在先，採訪記將全文發表，這是一個好機會。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關國際形勢、黨際關係和對外開放等問題談了他的獨到見解。法拉奇聽得入神，不停地記筆記。而這些問題並不是她採訪的重點，她又冒出一個問題：“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麼評價，給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説：“零分以下。”

　　法拉奇順勢又問：“你對自己怎麼評價?”

　　小平同志微笑而謙遜地説：“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説，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兩次談話共4個小時。法拉奇對所提問題都得到直截了當的切中要害的答覆，喜出望外。採訪是用英語進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發表把握不大，要求當時擔任翻譯的施燕華同志幫助進行校核。為了幫助她確切了解小平同志講話的意思，選擇確切的英語表達方法，花了比採訪更多的時間。

　　法拉奇的採訪錄很快於8月31日和9月3日在《華盛頓郵報》上分兩次全文發表，很多國家報紙紛紛轉載，引起巨大反響。普遍認為“這是鄧小平歷史性的、出色的答記者問”，“無論從談話的內容，還是從談話的風格來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説：對鄧小平的採訪是她“一次獨一無二、不會再有的經歷，在我的‘歷史採訪者’中，我很少發現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鄧小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中國的領導人中有位鄧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總統府的秘書長馬卡尼科更是讚不絕口地説：“法拉奇是個難以對付的人。她同不少領導人在採訪時都談翻了，可是她對鄧小平特別欽佩、尊敬，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這篇談話在黨內外傳達後，受到一致的擁護，大家都認為這樣講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確實不能丟，也丟不得，丟了這面旗幟，實際上就丟了我們黨的光榮傳統。鄧小平同志這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已經過去17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認識到這篇談話的深遠歷史意義。

　　（作者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回憶鄧小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