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榕回憶：“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説，好，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了。我説我們還沒有定呢，你怎麼就定了呢。”

　　1968年8月，當時還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的鄧樸方，因不堪造反派對他的虐待與淩辱，跳樓以示抗議，造成了胸椎壓縮性骨折。這個情況，當時被隔離審查的鄧小平夫婦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在動亂的年代裏，孩子們散落各地，狂濤中的鄧小平格外地掛念孩子。

　　卓琳説：“發配到江西後，孩子們在北京就被攆出中南海了，樸方那個時候，不是還為這個事摔斷了腿嗎？我們就自己省點錢，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我們讓工廠裏給他做了個架子，因為他躺在床上起不來，架子上有兩個環，他拉著那兩個環就可以坐起來，放開了他又能躺下來。那時候他來了以後，當然就增加我們的負擔了。（給他）洗澡怎麼洗啊，我端水，他（鄧小平）拿手巾給他擦。先是第一遍擦涼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乾凈。都是他幹，我呢就是管給他送水、送手巾給他。”兒子鄧樸方回憶：“他並不説什麼，他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認真細緻。有時候就會感到心裏面酸酸的。”女兒鄧榕認為：“我覺得我父親覺得他對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親在‘文革’以後跟我母親説，‘因為我的問題，我們的孩子們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後我們要對他們好一些’。”

　　鄧小平熱愛事業，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們的婚姻問題上他很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鄧榕回憶：“當時只有我二姐一個人是結了婚的。我父親非常擔心，因為他的問題，他的子女（受到牽連）。因為我們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有句話，就是‘黑幫子弟’嘛。所以我們真是太‘黑’了。（對於）我們這種人，別人連接觸都不敢輕易接觸。所以，我父親很擔心我們的婚姻問題將來解決起來困難。所以，我當時因為朋友介紹，認識了我愛人賀平以後呢，我父親非常……高興，實際上當時我和賀平我們只是通了兩封信，賀平是路過我們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們家住了兩天。這時候實際上我們還只是一般的朋友，但是我父親覺得這個人一定是能夠成為我們家的女婿。所以他當時很鄭重其事地搬了幾個凳子，跟我媽媽和我奶奶坐在後院裏。我回來以後，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説，好，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了。我説我們還沒有定呢，你怎麼就定了呢。”

　　鄧楠説：“他跟我媽媽講，他信任我們，所以他從來也不干預我們。但是他對我們生孩子有限制，就是説你們每家只能生一個孩子，（他採取的辦法）就是你們生一個孩子我管，如果你們生第二個孩子我就不管了。他是用這種方式。”

　　鄧楠説：“我們問他，在西南軍區，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是什麼呀，他就跟我們講，到了北京以後是‘腳掌’。”

　　晚年鄧小平的生活，孫兒孫女繞膝，其樂融融。鄧楠説：“晚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家就有孫子孫女了。我媽媽就規定了，我們家的孫子孫女每天定時地要來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來在爺爺面前坐一坐。”

　　卓琳回憶：“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辦公桌上。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看文件。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對，還準備一個粉紅色的小盒子，裏頭裝上巧克力，來了就給他一塊。”

　　鄧楠説：“他是從來不跟我們講自己的地位，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樣。對我們的要求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平常在家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穿衣服都是打補丁的。因為我們家孩子比較多，所以經濟也不是太寬裕。所以我們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舊衣服。我記得1952年的時候，從重慶到北京來，那時候他調到北京來工作，在飛機上的時候我們就問他，在西南軍區，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是什麼呀，他就跟我們講，到了北京以後是‘腳掌’。我們上八一小學。八一小學全都是軍隊的幹部子弟，他們的父親都有軍銜。我們就都不敢説話了。因為我們也不知道父親是什麼（銜），因為他是根本沒有軍銜。所以我們老是覺得在那個學校裏，我們的父親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在孩子們的眼中，父親是既隨和親切，又有威嚴。

　　鄧楠説：“我父親是一個話很少的人，我們説九句，大概他能説一句話。所以他一般是聽我們説，除非我們説的話太出格了，然後他最多就説一句‘胡説八道’。”鄧榕回憶：“我覺得我的父親母親都不是屬於高談闊論的那種人，對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論化的那種教育。我覺得他們都是用他們的一點一滴，用他們一生的（經歷），用他們的愛心，用他們個人的為人來教育我們。我們覺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運，我們真的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財富，汲取了很多的營養，這是我們終生受益的。”

　　聶衛平回憶：“打橋牌我宕了六個，他跟我太太説，你的先生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

　　鄧家的院子方方正正，院子裏的路，掩映在鬱鬱蔥蔥的樹木和花草之間。這是鄧小平生前走過無數次的小路。散步是鄧小平多年養成的習慣，工作之餘的散步是鍛鍊、是休息，更是一種思考的過程。院子中央的這個水池中養了一些魚，這也是鄧小平喜歡的。

　　卓琳介紹：“就是養了一些紅魚。老爺子拍拍手，拿點饅頭扔下去，這些魚就擠到這兒來吃了。後來因為有些魚，你看這松枝挺硬的，掉下去就把魚扎死了，這個魚就慢慢少了。我們以後就不養魚了，只養荷花了。”

　　晚年的鄧小平努力通過娛樂活動向自己的智力老化發起挑戰，打橋牌就是其中的一項。他不僅酷愛橋牌，而且叫牌準確，出手果斷，技藝精湛，水準常令專業選手叫好。

　　棋聖聶衛平回憶：“打橋牌指的是一種調劑嘛，所以他有這樣的水平我認為已經很了不起了。有一次，我跟他搭檔，那邊是萬里和友誼醫院的院長諸壽和。我們倆把人家打得特別慘，我想給他們留點面子，就放了點水。所謂的就是現在談的‘假球’、‘黑哨’什麼的，我當時就主動地放了一把水，宕了六個。六個是宕得太多了，當時老爺子就跟我説了一句話，你創了世界紀錄了。後來還跟我太太説，你的先生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

　　鄧琳回憶：“爸爸有幾個特點，一個是愛翻字典，有什麼字不認識的時候，他就會把字典拿出來。《辭海》是常翻的。我印象中爸爸特別愛看地圖。另外最喜歡看的就是這兩套，一套是《史記》，還有一部分是《資治通鑒》，他喜歡看這個。還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歡看《聊齋》。”鄧小平酷愛大海。到大海裏去游泳，是他最愜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帶上全家人到海邊去。

　　醫療組成員黃琳説：“我那會兒曾經跟首長開玩笑説，你看我們大家做這麼多工作，同意讓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點，遊半個小時你就上來。首長説，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個小時就上來呢。”

　　王世斌回憶：“我們兩個一邊燒一邊掉著眼淚。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的，誰能相信，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確確實實是穿著破了的衣服。”

　　1996年12月，鄧小平因病情加重，住進了醫院。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1997年2月19日21時08分，鄧小平逝世。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夫人卓琳攜全家來向親人做最後的告別。工作人員王世斌回憶：“首長去世以後，首長那些衣物的處理是我去處理的。都被燒了，那天，我帶著另外一個同志，我們在鍋爐房裏把內衣、外衣、鞋子、襪子全都燒了。（什麼）都沒有保留，我們兩個一邊燒一邊掉著眼淚，是我們親眼見的。當然平時知道首長很隨和、很樸素，但是（這是）我們親眼見到，內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的，誰能相信，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確確實實是穿著破了的衣服。”

　　醫療組成員黃琳説：“去世的時候，他的角膜也貢獻出來了，而且那個遺體也是作為醫學研究，最後，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裏去了，等於什麼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都裝在我們心裏。特別想跟他説的一句話，就是想説，首長，我們永遠愛你。”

　　卓琳深情地説：“（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這是自然規律，你也沒辦法。（他）去世的紀念日，我們就預先買了些花瓣，就在院子裏撒。（一邊）撒，一邊説，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一邊還説話，還叫（他）。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時候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對，一大長桌子，也有客人來參加，還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紀念他。”

　　鄧榕説：“我們真正從日常的感覺來講，我們沒有覺得父親離我們而去，好像覺得父親還在我們身邊一樣。對父親的思念、懷念，深深地沉澱在我們家的每一個人的心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覺得我了解他，我理解他，我也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