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龍：毛澤東鄧小平革命風格析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5:59

　　風格，一般指作風、品格。革命者具有自己的革命風格。革命偉人的風格，不僅對革命事業有重要的影響，而且是留給世人的一份寶貴財富，在毛澤東一百週年誕辰之際，探討一下他的革命風格，並與鄧小平的革命風格相比較，分析其同異，是很有意義的。下面就此作一些簡要的闡述，以求正于大方。

　　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是一個受列強蹂躪的半殖民地國家。許多志士仁人都在孜孜探求救國之道。毛澤東是這一愛國傳統的傑出繼承者和發揚者。早在1910年前後，他讀了一本關於列強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患意識，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關於二十一條的最後通牒，他奮筆題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為了救國，他作了多方的探求。1910年，他接受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影響，成為康有為、粱啟超的崇拜者。1911年，他又深為同盟會的革命綱領所吸引。贊同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想。1912年，他刻苦自學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學者的著作。在經過長期反復思考和與中國現實相比照，並經受“五四”運動洗禮之後，才建立起“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堅定信念，把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統一起來。同樣，鄧小平懷著愛國的熱情和救國的熱望，于1920年底遠赴法國勤工儉學。為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學本領、求真理，經過反對中法當局迫害和反對中法秘密借款的鬥爭，在切身實踐中逐步建立起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相統一的堅定信念。正是由於他們有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所以能夠在遇到各種艱難險阻、迂迴曲折時，都保持堅強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撓，表現出非凡的膽略和勇氣。他們在事關國權、國格的問題上，從來保持堅定的原則性，表現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毛澤東對待美蘇霸權主義的堅定態度和原則立場，是眾所週知的。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在198Z年9月24日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到香港問題時，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1997年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在實行對外開放，強調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和方法時，切不可丟掉這個最可寶貴的東西。

　　在革命勝利以前，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統一表現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建國以後，這兩者的統一更進一步表現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在救中國的問題上，毛澤東作出了突出的無可比擬的偉大貢獻。在中國發展的問題上，他雖然也作出不少正確的決策，但終究沒有能搞清楚和解決好，而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則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了中國怎樣發展的正確道路問題。所以説，關於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相統一這篇大文章，毛澤東做好了上篇，他為下篇寫若干段落，其中有的段落並沒有寫好，鄧小平則繼毛澤東之後，把下篇的基本框架和核心部分的寫作完成了。

　　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

　　世界發展到現代，它的各個部分已經緊密聯絡在一起。因此，一切革命偉人，都必須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充分體現時代精神，才能有所成就。但是，革命總是首先在一個個具體的民族國家中進行的，在那些被列強欺淩的孱弱民族中從事革命的偉人，尤其需要發揚民族精神，以使自己的民族能改變屈辱的地位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毛澤東的綱領性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首先就從時代的特徵進行分析，認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由此得出中國當前革命的性質是無産階級領導的新式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並提出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綱領和政策。這是時代精神同民族精神融合的範例。建國以後，毛澤東十分關注時代的風雲變換，提出過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和平演變”、劃分“三個世界”等許多精闢的見解。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復出，經過對世界大勢的仔細觀察和分析，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的論斷，改變了對現時代特徵的傳統觀點，並“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希望的。”在以和平與發展為兩大主題的新的時代背景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我們的偉大民族振興起來，這就使時代精神同民族精神在新的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的融合。

　　獨創性與繼承性

　　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真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鄧小平之間存在著基本理論方面的明顯的繼承關係。但是，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體系，它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不斷在為真理的認識開闢道路。

　　要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羞礎上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從中國的國情和當代世界發展的特點出發，把獨創性同繼承性結合起來。毛澤東根據中國國土大、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敵強我弱和土地革命等特點，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引導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在建國以後，他對於如何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也作了許多獨創性的探索。可惜，他在1958年開始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其後的農村“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和在指導思想上出現某些空想的成分，離開了他自己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這些“走自己的路”的嘗試，多半沒有取得成功，而且造成嚴重的損失。鄧小平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繼續了毛澤東長期探索而又未竟的事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特別是打破了長期來對計劃經濟的迷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在新的條件下恢復和發揚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傳繞，把獨創性同繼承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用鄧小平自己的話來説，就是“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社會實踐標準與人民利益標準

　　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的事業，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出發點。毛澤東的一生，就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奮鬥不懈的一生。毛澤東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同時又提出“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毛澤東還把從實踐到認識、從認識到實踐的認識過程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統一起來，從認識論的高度論證和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他領導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進行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得心應手，運籌自如，不愧為掌握群眾運動的大師。但是，隨著在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依靠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推動革命和建設的工作方法已經不再適用了。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為了有利於撥亂反正，發動和支持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並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提出今後不再搞群眾運動。他把發展生産力規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最根本任務，指出：只有大力發展生産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才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就這樣，社會實踐標準通過具體化為生産力標準，同人民利益標準統一了起來。

　　氣質與文風

　　同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偉人，在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方面必然具有基本的共同點，但是，他們在個性特徵上，在氣質和文風上。卻會有相當大的差異。毛澤東兼有詩人和哲學家的氣質。他的講話文章，富於激情，善於從哲學的角度提出問題，分析問題。他的偉大的軍事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全篇充滿著唯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完全可以作為哲學著作來讀。他善於詩詞，寫來意境高遠，氣勢磅薄。他運筆如行雲流水，才氣橫溢。文采風流，相比起來，鄧小平顯得沉穩寡言，當時機尚未成熟時，遇事一般不輕易表態，而是留有餘地，但一旦形勢需要作出明確的抉擇時，他卻能果斷決策，決不手軟。正如毛澤東對他所作的評語，具有“柔中有剛，棉裏藏針”的性格特徵。他文風樸實，沒有空話，用語精煉，要言不繁，在簡明的論述中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對於兩位偉人的氣質與文風，我們雖不應刻意模倣，但從中可以吸取的營養和得到的啟迪，卻是非常豐富的。

　　《文匯報》（滬）199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