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戰略意義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5:58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我國的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曾經流行過一種觀念，認為斯大林確定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是社會主義各國可以和必須傚法的唯一楷模。但是，當蘇聯式的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在我國全面建立後，人們普遍感到它帶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進行改革。於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尋找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號召。在往後的整整２０年中，我國人民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試驗。但是，成功的時候少，失敗的時候多，並沒有能夠真正找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是在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才逐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鄧小平在這條路線的形成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遇到的種種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經濟思想博大精深，我曾在一篇全面論述鄧小平的經濟思想的論文中把它歸納為八個方面，這就是：（１）確立生産力標準；（２）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３）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共同致富；（４）改革是解放生産力的一場革命；（５）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並存；（７）開放政策是中國的希望；（８）宏偉的戰略目標和週密的規劃設計。本文只就當前特別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全面把握的幾點戰略思想作一些討論。

　　一、高度重視生産力的發展是鄧小平全部經濟思想的主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

　　的論斷體現了現代生産力的靈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由此得出的重要政策結論。

　　鄧小平的全部經濟思想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高度重視生産力的發展，把是否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看作衡量各種體制和政策長短優劣的根本標準。根據這一觀點，鄧小平提出了“把四個現代化建設作為重點，堅持發展生産力，始終扭住這個根本環節不放鬆”的口號。同時，按照當代生産力的特點，他提出了發展生産力的實際綱領：在社會主義的多項任務中，把發展生産力放在第一位；在發展生産力的任務中，又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位。早在１９７５年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時，就以馬克思“生産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論述為依據，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的觀點。據此，他在１９７８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明確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

　　在１９８８年９月的兩次談話裏他又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他説：“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産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説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産力。”這是鄧小平根據當代科學技術的急劇發展和對生産作用的極大提高而作出的新概括。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體現了現代生産力的靈魂，抓住了如何發展現代生産力的要領。這表明，鄧小平以百戰之身，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夠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使自己的思想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正像馬克思所説，現代生産不是立足於經驗的常規，而是依據對科學規律的認識。既然如此，明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之後，自然就會得出一個重要的政策結論：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鄧小平在１９７７年第二次復出以後不久就著重指出：“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

　　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許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鄧小平著重講了三條：第一，實現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第二，“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這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提高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二是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關於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早在１９７５年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時候，就明確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關於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論怎麼困難，也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也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二、根據鄧小平經濟思想，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在生産力發展基礎上實現

　　共同致富，為此須改革我國傳統的所有制結構，實現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

　　成份共存共榮。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同時注意防止兩極分化。

　　什麼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呢？在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前，鄧小平一再指出，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１９８５年鄧小平在談到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的時候對這一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為了做到共同富裕，首先必須以生産力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為前提，因此，“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産，第二是共同致富。”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談話裏，他再次重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關於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並存的思想，就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共産主義者主張公有制，是因為它有利於共同富裕的實現。可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人們引喻失義，形成了國有制是公有制最完善的形式、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教條的指導下，颳起一次又一次的“共産風”，幾乎把國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外的經濟成份掃除得乾乾淨淨。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的調整時期，我國農民群眾創造的“包産到戶”的農業經營形式曾經有過相當大範圍的發展。當時，在如何對待“包産到戶”的問題上是有很大爭論的。鄧小平堅決支持農民群眾的這一創造。他説：“生産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著名的“黃貓、黑貓”的比喻，就是針對“包産到戶”問題説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對我國所有制結構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主要內容有：發展個體經濟；實行包産到戶；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採取允許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吸引外資，發展外資企業；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

　　在鄧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逐漸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國有、集體所有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共同繁榮的局面。

　　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在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上共同致富。在發展生産和共同富裕這兩個方面中，發展生産力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實現共同富裕則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目標。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想的那樣，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的繁重任務。

　　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期間，由於“左”的思想的干擾，錯誤地把平均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結果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不利於生産發展，不僅談不上共同富裕，相反只能造成普遍貧困。鄧小平對於這種做法的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鄧小平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批駁了“四人幫”的“貧窮的社會主義”，指出：“‘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主義’、‘窮共産主義’，胡説共産主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簡直是荒謬之極！”“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既然共同富裕的目標又不可能整個社會同步地達到，那麼，我們應該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呢？鄧小平提出了在生産發展的基礎上讓一部分人、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大政策”。他説：“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産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不過，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在實行市場經濟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情況下，的確存在著出現人群之間、地區之間的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危險。鄧小平提醒人們注意，要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他曾一再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産生了什麼新的資産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這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