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濟體制

　　前面已經指出，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計劃經濟畫上等號，把資本主義同市場經濟畫等號。因此，如果要談經濟體制改革，那就只能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範圍內作某種修補或進行某些調整。假定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不能突破這個教條的束縛，那麼經濟體制改革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解放生産力和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標。小平同志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的另一個重大創新，就是明確地把計劃和市場看成是兩种經濟手段，指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計劃和市場都得要。”這大大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併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下的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計劃與市場作為兩种經濟手段或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可供我們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而選擇使用。但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製作為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則不可能並存。這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是以計劃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方式的體制，市場經濟體制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方式的體制。以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為主就不可能又以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為主，所以兩种經濟體制之中，只能選擇其中一種。改革，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替代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解放生産力和實現共同富裕。

　　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可以結合使用計劃與市場兩种經濟手段或兩種資源配置方式，正如計劃經濟體制也可以兼用這兩种經濟手段或資源配置方式一樣。區別在於：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資源主要用中央計劃進行配置，市場只不過起著“拾遺補缺”的作用，也就是説，社會主義經濟被人為地分成兩塊，一大塊由計劃調節，一小塊由市場調節；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是基礎性調節，而政府則起著高層次的宏觀調控作用。市場經濟體制對計劃和市場的兼用，既可以充分調動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按照市場供求狀況來配置資源和重新組合資源，促進生産力的迅速發展，又可以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使社會主義經濟在持續、穩定、協調中前進，兼顧效率與公平。長時期以來，正由於那種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必定相互排斥的觀點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佔據支配地位，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受阻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小平同志對這一傳統理論的突破，意義是非常深遠的。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在鄧小平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必將取得越來越顯著的成就。

　　（四）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速度與效益的統一

　　關於在經濟發展中必須把速度與效益統一起來的論述，在前人的經濟著作中已多次被提到。然而與前人不同的是，小平同志就以下四個方面提出了嶄新的觀點，從而把速度與效益的理論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這四個方面是：

　　第一，小平同志在談到速度問題時，是把加快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同他對於國際形勢的正確估計聯絡在一起的。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這就為中國加速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要抓住機遇。抓住什麼機遇？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抓住當前對我們發展經濟的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正因為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那就會從另一個角度給我們以某種壓力，這就是：周邊國家，比如説東南亞國家，同樣會利用（並且已經利用了）對它們有利的國際環境，加速經濟發展。假定它們的經濟以比較高的速度增長了，而我們卻一再錯過機會，那豈不是又拉大了我們同世界經濟技術水平的差距，同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的差距？

　　第二，小平同志在談到速度問題時，是把發展速度同社會穩定、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聯絡在一起的。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説，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又説：“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正因為小平同志把發展速度提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所以他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呢？”

　　第三，小平同志在談到速度與效益統一問題時，是把速度、效益、改革、開放聯絡在一起的。沒有改革，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仍束縛著生産力，就不會有速度和效益；沒有開放，不去吸收國外的先進知識和經驗，不去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裝備，也不會有速度和效益。特別重要的是，要把速度和效益統一起來，就必須按照客觀經濟規律來發展生産。小平同志一再提醒，不能像１９５８年那樣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什麼效益也沒有，即使速度上去了，但很快又掉下來。這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不改革過去那種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舊體制，各級政府只抓産值，不注意銷路，只抓速度，不注意效益，只抓高指標的完成，不管成本多大，代價多大，那麼必然出現産業結構失調、瓶頸制約嚴重、效益下降，給國民經濟帶來危害。計劃經濟體制下，速度不能真正上去，無論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下降。可見，只有通過經濟改革，速度與效益才有可能統一起來。小平同志曾經多次以農村改革和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為例，指出一旦拋棄了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産品就豐富了，農民收入就提高了，速度與效益也就同時增長了。小平同志還在政企分開、轉換政府職能、企業聯合、理順價格、發展金融、“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興辦鄉鎮企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建立經濟特區、辦“三資”企業等方面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觀點。這些論述表明，只有通過改革，才能真正遵循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才能在效益增長的同時提高發展速度。

　　第四，怎樣看待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波動，這又是一個新問題。以前，人們總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不會有波動，或者認為經濟波動只是由於政策不當或工作失誤造成的；更重要的，把波動看得過重，總想求穩，哪怕以低發展速度作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小平同志在考察速度與效益統一時，提出不要單純求穩而忽視發展速度。這是因為，經濟發展總是有起有落，總是在波浪中前進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歷史上留下了産業結構不協調、市場不發育等問題，要把經濟搞上去，怎麼可能四平八穩？只要宏觀上大體控制住，社會能承受得住，不是大起大落，有一點波動算不了什麼。許多問題只有在經濟發展中才有利於解決。單純求穩，不注意發展，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仍然是解決不了的。

　　總之，結合新的國際形勢來説明抓住機遇的必要性，把速度問題同社會穩定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問題聯絡在一起進行分析，對速度、效益同改革開放之間關係的充分論述，以及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波動的科學分析，都是小平同志在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效益統一問題上的創見，這對於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