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交談判的先行者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3:59

	1979年1月21日鄧小平與卡特舉行第一次會談。

　　美國的對華關係正常化原則

　　布熱津斯基回到華盛頓的時候，副國務卿克裏斯多弗到機場迎接，多少流露出國務院希望在對華關繫上與安全委員會保持一致的立場。卡特總統則是一派熱情的樣子。布熱津斯基走進白宮卡特書房時，卡特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急步上前，和布熱津斯基緊緊握手之後又緊緊擁抱，隨後還叫來一位攝影師拍下一張兩人在一起握手的照片。

　　卡特同意布熱津斯基在華會談中的講話，並且決定，對華關係正常化問題就由布熱津斯基來主持，要保守談判秘密，知曉者的圈子控制在總統本人、副總統、萬斯、國防部長布朗和布熱津斯基之間。

　　在布熱津斯基訪華的基礎上，萬斯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觀點，進而認為可以加快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他于6月13日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將與中國建交的日期“預定在12月中旬”。這個備忘錄為日後鄧小平訪美在美國一方埋下了伏筆。

　　6月20日，卡特和他的主要助手討論了對華關係正常化的原則條件，形成了一個九點原則，由布熱津斯基手寫在紙上。

　　關於中美關係：1.必須十分機密。2.中國希望改善關係。已在布熱津斯基訪華前做到了我們所要做的一切。

　　3.建交日期可暫定在（今年）12月15日，秘密範圍應在很小的圈子裏。在公開立場上表明，我們確實希望改善並使對華關係正常化。

　　4.在國會，先解決美中關係問題，然後批准與蘇聯的戰略核武器談判條約。

　　5.未盡事宜：希望除私人機構外能有更為廣泛的選擇餘地，是否派駐貿易代表團？或是軍售代表團？將由萬斯對此進行法律上的評估。

　　6.由伍德科克負責談判，奧克森伯格和霍爾布魯克進行協助。伍德科克將從詢問談判日期著手開始談判，隨後聽取指示。

　　7.伍德科克採取行動，每10天談判一次，按議程前後為：一、陳述立場問題（誰代表中國）。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三、（保持）美國對台貿易。四、聯合聲明及其形式。

　　8.下周初提出陳述立場的指示草案。

　　9.伍德科克應向對方試探，能否同意在通知“中華民國”後給予一年的善後時間。

　　外交經驗豐富的黃華

　　布熱津斯基歸國後，中國外交部長黃華也開始忙碌地為中美建交談判做準備。

　　黃華，長期以來就是周恩來在外交方面的重要助手，中共第一代外交幹部。他生於1913年，原名王汝梅，少年時代是在東北度過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進關讀書，考入燕京大學經濟係，與校務長司徒雷登十分熟悉，也和熱誠關注著中國革命的該校新聞系美國教師埃德加斯諾建立了友好的關係。黃華是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于1936入黨，任北平學生聯合會黨團書記。同年，他被派往延安，任紅軍總部翻譯，組織並協助一批著名西方記者如斯諾、史沫特萊等訪問了陜北中央根據地。1941年，他擔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秘書，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參與接待了到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

　　1946年，黃華到北平參加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任中共代表葉劍英秘書兼新聞處處長。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後，黃華任天津外事處處長，4月任南京外事處處長，受周恩來指示與留在南京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進行了接觸，從這個意義上説，黃華是建國後最早接觸中美建交問題的外交官。

　　1954年，黃華作為中國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參加了4月至7月舉行的關於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以及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

　　1958年，黃華擔任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的中方顧問。1960年，任中國駐加納首任大使，1966年任中國駐阿聯（埃及）大使。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駐外大使幾乎全部奉命回國參加“文革”，黃華是惟一一個繼續留任駐外的中國大使。1971年春天，他和章文晉一起在北京負責接待了來華訪問的第一個美國團體———美國乒乓球隊，在著名的“乒乓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1年7月，黃華又作為周恩來的助手，參加了與秘密訪華的基辛格的會談。事後即赴加拿大擔任中國首任大使。同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黃華即于11月赴美國紐約任中國常駐聯合國首任代表。1976年11月，原外長喬冠華被免職，黃華接任外交部長。

　　在長期的外交事務中，黃華工作謹慎，在對外交往和談判中以字斟句酌、滴水不漏著稱。他的英語嫻熟，但在正式談判中很少用英語，總是將對方的意思以英、中兩種語言各聽一遍，這樣在回答時就更顯得從容了。

　　7月5日，黃華和伍德科克在北京舉行了中美政府間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談判。伍德科克向黃華遞交了關於進行中美建交談判的議程：

　　一、正常化之後美國在台灣存在的性質；二、正常化時美方的聲明；三、正常化之後美臺間的商務關係；四、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格式。

　　對於美方建議的4項議程，黃華在7月1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時指出：美方應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條件和建交聯合公報作出響應，提出具體意見。會談的參加者柴澤民回憶説：“這兩次談判完全是前哨戰，中美雙方相互摸底，並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熟知談判技巧的柴澤民

　　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後任駐美大使），是這個階段參與中美建交談判的重要人物。

　　他于1916年10月18日出生在山西聞喜縣。如果細論譜係，他倒是1000年前五代十國後周柴世宗柴榮之後，但到20世紀初，這支柴姓人家早已是普通平民百姓。柴澤民是一個遺腹子，母親千辛萬苦供他上了學，1934年，柴澤民考入運城師範學校，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這年冬天，柴澤民身份漸漸暴露，於是輾轉來到西安，考入西安綏靖公署軍醫處培訓班。在那裏，柴澤民靈機一動，開始學習世界語。軍醫處長薛道五見此情景深感詫異，將柴澤民叫到辦公室教訓説：“學好醫一輩子的飯碗都保住了，學什麼世界語？難道還想當外交官不成？”孰料戲語成真，柴澤民果然當上了大外交官。

　　新中國成立後，柴澤民擔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1960年調到外交部，次年出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1964年擔任駐幾內亞大使。

　　1970年春，中美兩國大使在華沙舉行了第135次和第136次會談。當時中國代表雷陽的身份是臨時代辦，為此外交部打算將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柴澤民派駐波蘭大使，承擔繼續進行華沙會談的使命。然而華沙會談一波三折，終成絕響，柴澤民遂于當年秋天前往阿聯（埃及），接替黃華擔任大使。

　　1974年，柴澤民歸國擔任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兩年後的1976年任中國駐泰國首任大使。在曼谷的兩年多，是柴澤民外交生涯中重要的一筆。剛到那裏的時候，中泰關係因曼谷新近發生的軍人政變而變得有些冷淡，柴澤民與社會各界積極交往，與泰國政界新領導逐漸溝通了關係，中泰關係迅速升溫，當柴澤民在晚年回顧這段經歷時，仍充滿眷戀：“我去那裏的時候一片平靜，到我離開的時候，泰國出現了中國熱。”

　　正由於這樣的原因，柴澤民接到外交部要他調任美國的指令時，心裏還有些打鼓，對自己説：“自己畢竟年過六十了，搞了半輩子的外交。中美關係複雜，可不要在最後關頭搞砸了呀。”

　　7月，伍德科克在北京與中方兩次會談，柴澤民都參加了。8月5日，他與夫人李友峰啟程前往美國赴任。剛到華盛頓就與布熱津斯基取得了聯絡，開始就中美建交進行一系列外交談判。

　　8月17日，柴澤民和布熱津斯基第一次會談在華盛頓進行。

　　就在這次會談中，布熱津斯基提出，有無可能就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美中兩國首腦會談？柴澤民婉轉地説，過去幾位美國領導人已經訪問了中國，因此中國在這方面欠了一些什麼，中國領導人訪美問題已經可以提到議程上來了。但是華國鋒不久前已經訪問了歐洲。言下之意，這回該輪到另一位了。

　　布熱津斯基對柴澤民産生了深刻的印象，認為他是一個具有熟練談判技巧的人，“他總是拿出一個小本子，照本宣讀他的正式發言，然後加以闡述。經過較長時間的判斷，我可以説，他不僅忠實地向中國反映了我的觀點，而且相當有準備地敦促一些問題的調停和調整。沒有他的持久努力，我懷疑我們是否能在12月初實現那種突破。”

　　《環球時報》 (2001年02月09日第八版本報記者 錢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