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的原則是清楚的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3:46

	1979年2月2日，鄧小平在美國的休斯敦觀看馬術表演時，坐上了19世紀的馬車。

　　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關係的停滯期，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在相當程度上被擱置了。

　　就在此時，鄧小平復出東山。這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決議，恢復了鄧小平同志在“文革”中第三次被打倒前擔任的重要職務。

　　7月30日晚上，鄧小平出現在工人體育場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的主席臺上。

　　中美關係是鄧小平外交事務的重點

　　鄧小平復出後，主動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時負責國家外交事務。中美關係問題，是鄧小平外交事務的重點。

　　遠望大洋彼岸，當年的談判對手福特、基辛格已隨著政壇潮水退去，現在鄧小平面對的，是一位來自美國南部農村的花生種植園主———新任總統卡特。

　　要説遺憾畢竟是免不了的。遙想當年，來到北京的尼克松向周恩來許諾，將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實現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他雖然獲得了連任，卻栽倒在自己掘下的“水門事件”深井裏，再也站不起來了。接任的福特對中國領導人説，如果他連任，有可能為尼克松、首先是為自己實現承諾———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結果，福特沒有走出“水門事件”的陰影，在總統選舉中敗在卡特手下，鎩羽而歸。

　　卡特和萬斯都對中國感興趣

　　新總統卡特在中國有過一段親身的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卡特在海軍服役，是太平洋艦隊潛艇“鯧魚號”上的艦員。

　　1949年初，“鯧魚號”從香港向北航行至青島，中途數次在中國沿海港口停泊。卡特親眼看到，國民黨在那裏的統治已快結束了。當選總統以後，卡特決心在任期內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一開始，他將這個任務交給國務卿萬斯來辦理。這時的萬斯，是卡特最倚重的外交家。

　　萬斯出生於1917年5月，幼年喪父，全靠母親撫養成人。萬斯曾在耶魯大學經濟係求學，後來入法學院深造，194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如火如荼，萬斯加入美國海軍，曾隨部隊先後到過太平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度尼西亞、塞班島、關島和菲律賓，1946年以上尉軍銜退役，重歸律師本行，次年與格雷斯斯隆小姐喜結良緣，此後育有一子四女。工作之餘，萬斯喜愛閱讀書籍和從事園藝，還時常參加游泳和滑雪活動。

　　1959—1960年，萬斯是參議院調查國防部預算編製程序、導彈和衛星項目、美蘇導彈打擊力量相對可靠度的小組委員會法律副顧問。由此極大地豐富了對戰略武器的認識，逐漸在對蘇談判中成為一名出色的專家。1962年，萬斯擔任陸軍部長。1964年，他擔任了約翰遜總統任內的國防部副部長。由於特殊的經歷，萬斯對軍事戰略和裝備有較深的認識和理解。後來他本人透露，其實，從小時候開始，他就對中國抱有濃厚的興趣了。

　　即將擔任國務卿的萬斯還沒有到國務院辦公，先對中國作了一個姿態：1976年12月，由即將離任的基辛格安排，萬斯和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共進工作午餐。萬斯在席間説，卡特政府承諾，遵守1972年由尼克松和周恩來簽署的《上海公報》。在同一個月，萬斯組成了一個4—5人的中國問題專家小組，其中有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奧克森伯格等，主要就政治、法律、戰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來形成的對華關係文件。

　　卡特會見黃鎮談兩國關係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總統還不到20天，就在白宮會見了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他表示，新一屆政府對華政策的目標是“關係正常化”，還承諾：“《上海公報》的原則過去是，今後也將是兩國關係的基石。”

　　他接著説：“自1972年以來，兩國關係取得了進展。現在要重新鼓勵文化交流和貿易，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以實現公報上表達的願望。”

　　黃鎮説：“自從尼克松總統打開對華關係，《上海公報》發表以後，福特總統也訪問過中國，基辛格博士每年去一次中國，有時兩次，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先生多次長談，就世界形勢、兩國關係闡述了中方的立場和觀點，增進了彼此的了解。”

　　這時，卡特對黃鎮説：“我們的領導人可以訪問中國，也希望你們國家的領導人來美國訪問。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當主人，來接待你們國家的領導人訪問美國？”

　　卡特的這句話，可以視為日後鄧小平訪問美國的伏筆。

　　黃鎮也有準備地回答：“如果美國領導人訪問中國，我們是歡迎的。但是中國領導人訪美問題，坦率地説，在美國同台灣繼續保持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北京沒有另外一個美國大使館。”

　　黃華外長會見萬斯

　　經卡特批准，主張以“漸進方式”逐步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的萬斯于8月22日來到北京，執行“探索性使命”。當晚，萬斯即與黃華外長作了非正式交談，次日舉行會談。

　　在正式會談中，萬斯説：“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基礎，既不會損害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又可使非正式接觸繼續下去，則總統準備使美中關係正常化。”萬斯表明，根據《上海公報》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美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將“逐漸消失”（Lapes），而不是“廢除”（Abrogate）。萬斯強調，重要的是中國不反駁美國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自己也不重申用武力解放台灣。

　　萬斯帶來的美國方案，集中起來就是要中國保證不用武力解放台灣，把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處，而讓中美之間的聯絡處升格為正式外交使團。這個方案被稱為“倒聯絡處方案”。並要求中國公開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不能採取別的方式。

　　次日上午繼續會談。黃華發言，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觀點。他嚴厲批評了美國的態度是“口惠而實不至”，從原來的立場上倒退了，如此這般，則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只能推延。

　　鄧小平會見萬斯

　　由於會談出現了相當大的分歧，這天下午，鄧小平會見了萬斯，這是他們的第二次會面，卻是鄧小平恢復工作以後會見的第一位來訪的外交部長，可見鄧小平對中美關係的重視程度。

　　鄧小平對萬斯開玩笑説，你還記得在1975年你首次訪華時我們的會面嗎？那正好是我被再一次打倒之前。

　　説了幾句輕鬆的話，鄧小平和萬斯言歸正傳，萬斯再一次闡述了美國的觀點。

　　鄧小平神情嚴肅地説，美國的立場從《上海公報》後退了。鄧小平向萬斯念了當年基辛格來中國談判時説的一句話，即基辛格同意，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上，美國是欠了賬的。鄧小平還指出，1975年福特總統來華訪問，也明確地説，如果他1976年競選成功的話，將按照日本方式實現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作了這樣的對照，就説明你萬斯從前者的立場上後退了。如果按你説的去做，在台北就會出現一個門前沒有國旗或國徽的大使館。

　　 雷厲風行談原則

　　鄧小平對萬斯説，“如果要解決，幹乾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以允許保持美臺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大陸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當時與萬斯一起參加與鄧小平談判的伍德科克回憶：“鄧小平儘管彬彬有禮，但對萬斯的建議很冷淡。當萬斯一提出將在台灣的美國大使館換成類似聯絡處的建議，鄧便不再繼續討論有關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

　　鄧小平對萬斯説，我們多次説過，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有3個條件：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老實説，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中國的一個讓步。

　　我們也多次説過，中國是有耐心的，如果你們美國人還需要台灣的話，我們也可以等一等。現在是要美國下決心。前年國務卿訪華時，我曾講過，事情要幹乾脆脆解決，何必拖泥帶水。至於解放台灣，那是中國的內政。我們準備在按3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但不排除通過軍事、武力解決。對台灣問題，不要只看到你們有多少資産、多少投資、什麼“老朋友”，要看到民族感情。

　　鄧小平説話之果斷，使萬斯覺得碰了個大釘子。他馬上打道回府，預先準備好的聯合聲明也沒有拿出來。其實，按事後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的看法，萬斯本人還是傾向於發展對華關係，主張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在當時，萬斯持有“漸進派”的觀點，這一點，待和萬斯接觸比較多了，就會感受到。

　　萬斯這次訪華前，卡特有一個交代：美國可以接受中國“三原則”，但那是有條件的：1.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2.在官方條件下保持與台灣的貿關係，同時根據原先與台灣的條約規定，結束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時要“提前一年通知”，這一條應變通為中美建交後美臺原“防禦條約”還自動延長一年。3.中方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這3條可以視為美國對中方“三原則”的回應。

　　在台灣問題上決不讓步

　　在台灣問題上，鄧小平有堅定的主張，那就是，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對萬斯的這次來訪，鄧小平在事後提出了批評。9月6日，鄧小平在同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的談話中，指出了萬斯來華沒有就中美關係正常化取得進展的原因，認為萬斯提出的“倒聯絡處的方案等於是從美國原來的立場上後退了”。

　　然而，對中美兩國將通過談判實現關係正常化，互派大使，鄧小平充滿了信心。這年9月27日上午，他會見了美國前任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談到中美關係的時候，鄧小平説，中美關係正常化，這個步伐還可以加快一些。我們總是説，美國政府、國會和政治家要從長遠角度、政治觀點來看中美關係，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兩國有很多共同點，所以我們要加強往來。台灣問題的重點還是政治。我理所當然地希望台灣問題早一點解決。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我們沒有任何鬆動的餘地，在這樣的問題上不能有別的考慮。

　　《環球時報》 (2001年01月12日第七版 本報記者 錢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