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略總結(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4日 22:22

　　我們的對敵鬥爭

　　五年來，我們同敵人在華北進行一天比一天尖銳、嚴重的鬥爭，大致可以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敵人前進，實行正面進攻，在華北兵力較少，經驗缺乏，更對我黨我軍估計不足，給了我們從對敵鬥爭中創立抗日根據地以非常優良的條件。此期我們充分利用了敵人的弱點，打開了局面。當華北中央大軍南撒的時候，我黨我軍即提出了“堅持華北抗戰，八路軍與華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號，確定了堅持敵後鬥爭的基本方針。這一階段的對敵鬥爭，是環繞在打開局面，創造根據地與求得大發展的任務之上。其在本區的表現為：

　　在軍事上，一九三七年我們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戰，如在陽明堡火燒飛機，隨即全部沿正太線作戰，如七亙村、黃崖底、廣陽戰鬥，都是在敵側背配合正面友軍防禦作戰；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後，才是本師單獨作戰，如在正太路粉碎敵人六路圍攻。一九三八年進行了三次反“掃蕩”作戰，其中尤以敵人調兵會攻徐州之前九路圍攻晉東南之被粉碎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於邯長大道的伏擊作戰，打退了黎涉沿線敵人，光復了長治地區，伸向道清路活動，擴大了我們的影響，形成了晉東南根據地的局面；同時于一九三七年末，即對冀南派出東進小支隊，作偵察式的活動，一九三八年春夏正式進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據地的局面；當徐州、武漢會戰之際，我們組織了平漢線津浦線的破擊作戰，尤以在平漢線的十余次大破擊，給了正面的國軍以很大的助力。

　　在政治上，我們的“堅持華北抗戰”的方針，打擊了敵人“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方針。我們嚴重地打擊了敵人的爪牙，打坍了晉東南、冀南廣大地區的維持會及為敵利用的封建組織，如會門、自衛團、聯莊會等，建立了廣大地區的抗日政府；消滅了六七萬皇協軍及偽化了的土匪會門等封建武裝，普遍成立了抗日遊擊隊，發展了正規軍數倍； 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抗日宣傳和民族教育，激發了人民的抗日積極性，打擊了敵人“招回流亡，恢復治安”的欺騙人民的詭計；遊擊隊不斷地在鐵路兩側的活動，相當程度上打擊了敵人的護路計劃。

　　在經濟上，我們尚無何種設施，亦未引起注意；敵人則有相當成就，但在廣大鄉村被我控制的條件之下，敵人未能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我們軍事政治鬥爭的結果，把敵人束縛于點線之內。這是我們的大發展時期。

　　第二階段，敵人回師華北，實行“治安肅正”計劃，華北斗爭局面開始嚴重。此期我們的方針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其在本區的表現為：

　　在軍事上，我們進行了十次反“掃蕩”作戰。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區進行了敵人打通邯長公路及我們收復邯長大道的鬥爭；一九四○年則由我們主動地展開了大規模的破擊交通線鬥爭，以打擊敵人的“囚籠政策”，其最大者為冀南全年的破擊交通線鬥爭，五月白晉戰役，特別是由八月二十日開始直至年底的百團大戰，破壞了敵人進攻重慶、昆明、西安的計劃。一九四○年全年之激烈戰爭的結果，敵我雙方均有相當的削弱，敵人傷亡較我更大(九與七之比）。

　　在政治上，根據地日趨鞏固。一九三九年我黨我軍仍有相當發展，群眾有相當發動，抗日政權初具規模。而一九四○年夏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的成立，在統一本戰略區強化根據地建設上，特別在對敵鬥爭上，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這一階段，我們幾乎有一半時間處在寇姦夾擊的困難局面當中，一方面頑固派進行蠻橫的破壞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另一方面敵人則抓住機會挑撥國共關係，積極配合頑固派向我們進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年初，由於我黨政策的正確，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懷英明的直接領導，人民的擁護，以及軍事鬥爭的勝利，才打開了局面，既鞏固了根據地，又鞏固了國內的團結，打擊了敵人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

　　在經濟上，一九三九年我們仍然是忽視的，民生凋敝，軍隊供給極端困難，在敵佔區只有需索而無工作，故徵集資財亦無成績，這是我們(主要是太行區)最窮困時期。一九四○年我們才開始注意經濟問題，在根據地注意生産和節約民力，在敵佔區反對“把敵佔區變為殖民地”的觀點(結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敵佔區工作的偏向)，根據地民眾才緩過氣來。同時，一九三九年發行了冀南鈔票，加強了經濟鬥爭力量，軍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間對敵經濟鬥爭的成效，則甚為微弱。

　　在反特務鬥爭上，我們只作了些防禦工作，故敵人的特務政策仍有相當成就。

　　此一階段，在鞏固根據地方面，有了進一步的成績，但忽視了敵佔區工作，雖曾屢次提出糾正，轉變很少。一九三九年在敵佔區的需索政策，給了敵佔區人民以很壞的影響，大大損害了我們的政治聲望；一九四○年的不到敵佔區，沒有挽救這個損失，這恰恰給了敵人以鞏固佔領區、擴大佔領區的很大便利。而一九四○年討逆戰爭後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變前後的晉東南，都産生了政策上“左”的錯誤，既損害了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又幫助了敵人擴大其社會基礎。一九四○年四月黎城會議，克服了混亂，強調了鞏固根據地的建黨、建軍、建政三大方針，有其明顯的成績，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確的。但在部分問題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點和錯誤，如對根據地的群眾工作及敵佔區工作重視不夠，對遊擊戰爭的分量估計不夠，過分強調了正規軍，編並地方武裝，結果更便利了敵人的前進和造成了我們的退縮。這一階段鬥爭的結果，我們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鞏固了抗日根據地，開始建設根據地。但敵人亦有其相當的成就，這是與我們忽視了敵佔區的政治工作和一些政策錯誤有關的。

　　第三階段，敵人實行“治安強化”運動，我們加強對敵鬥爭和根據地建設，雙方都走向深入，鬥爭進入空前尖銳化的階段。其在本區的表現為：

　　在軍事上，我們進行了十九次大的反“掃蕩”作戰和五百一十五次反小“掃蕩”與襲擾，兩年作戰達七千九百七十六次之多；我們于一九四一年初即強調了軍區建設工作，糾正了對地方武裝的編並與放任的錯誤，縣區基幹隊建立與逐漸健全了，不少正規兵團地方化了。人民武裝主要是民兵的建設，打下了群眾性遊擊戰爭的基礎，兩年來有了相當的規模和戰鬥能力，開始起了很大的作用。遊擊集團的組成上亦有進步。這些都大大地增強了保護根據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開始注意向敵佔區開展遊擊活動，但各地對此了解較差，收效不大。一九四二年成立武裝工作隊，認真地注意了面向敵佔區面向交通線，提出與加強格子網內的鬥爭，特別是北方局、軍分會提出反蠶食鬥爭之後，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據地還始終是退縮的，五月以後則完全改觀。抗日政府的負擔面在太行區有了相當的擴大；冀南則在根據地變質的條件下，順利地堅持平原遊擊戰爭；太岳亦有不少成績，並開闢了岳南和中條山的局面。惟在某些區域，向敵佔區發展的注意力仍嫌不夠。

　　在政治上，一九四○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確的政策， 一九四一年成立了臨時參議會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 抗日根據地各方面的建設有了顯著的進步；惟一九四一年對於發動與組織群眾的工作，仍在忽視之列，所以民主建設等工作，還是架在雲端之上而無確實的成就。對敵佔區和敵佔優勢的遊擊區，北方局提出了革命兩面政策的運用，開始某些地區不懂得這個政策的進攻性，反變成了主動的退縮，幫助了敵人的蠶食，糾正後獲得了不少的成功，冀南對偽軍的工作成績尤大。在反對敵人的蠶食鬥爭，反對敵人的特務政策，在敵佔區進行對敵鬥爭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沒有多大成績，一九四二年則各地都有大的進步。我們採取了“敵進我進”的方針，創立了少數格子網內的隱蔽遊擊根據地，無論太行、太岳和冀南，在這方面都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

　　在經濟上，我們在一九四一年即已提出加強對敵經濟鬥爭，因在摸索之中，未獲多少成就，冀鈔對偽鈔比值甚低，物價高漲即其一例。一九四二年則一改舊觀，太行區不僅在根據地 建設上有不少成績，而且在對敵佔區經濟鬥爭上，也創造出一些經驗，獲得了初步的較大的勝利。不過冀南、太岳在經濟鬥爭上仍然無力，敵人收穫亦大，應加注意。此問題將有專門報告，勿庸多述。

　　在反特務鬥爭上，一九四一年前，對敵人破壞根據地千奇百怪的特務活動警惕不夠?直至黎城離卦道暴動、柴關暴動的驚人事件發生後，才略有注意，但對敵人之毒辣性一般均認識不夠深刻，雖群眾運動發展之後有些進步，但至今仍是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的事情。

　　在文化宣傳上，我們曾于一九四一年進行了對敵三次政治攻勢，在敵佔區作了廣泛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作，在打擊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和振奮人民抗日情緒上，起了不小作用。一九四二年繼續進行了三次政治攻勢，配合以遊擊活動，在某些，地方曾結合敵佔區民眾反對捕壯丁、反對配給的鬥爭，而以反對敵人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的一次為最成功。這是因為過 去幾次政治攻勢，一般只作了一些宣傳工作，而反第五次“治安強化”的攻勢則主動地抓住了反對敵人搶奪糧食鬥爭這個中心，組織了真正的一元化鬥爭，多支的小武裝部隊作了有力的行動，再配合以恰當的反漢奸、反維持、反特務的鬥爭和宣傳鼓動工作，故成績甚大。但必須指出：過去的政治攻勢，也可以説五年來，我們都一般地忽視了敵佔區的組織工作。照目前情形看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經過了幾次政治攻勢和一九四二年的敵佔區工作的前進，敵佔區的狀況與過去大大不同了，我們的政治影響大大地擴大了，人民都認識日本必敗了，這就打下了我們在敵佔區進行組織工作的基礎。可是過去我們是不可容許地忽視了敵佔區的組織工作，今後則是我們刻不容緩的任務了。

　　總起來看，在敵人五次“治安強化”的階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們的警覺，麻痹的結果，敵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後兩次特別是第五次，我們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敵人雖仍有其相當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們則獲得了很大的勝利。

　　以上就是我們對敵鬥爭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