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黨的組織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30日 16:24

　　關於山西黨的組織，中央最近依據全國組織的變動，有一新的決定，特分項説明如下：

　　一、自“八七”會議（1）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壓迫之下，各省組織幾經破壞，幹部犧牲不計其數，而自首告密叛變的事亦由南而北漸漸遍及于全國上級黨部。於是黨的無産階級基礎日益削弱，黨的組織日益脫離群眾、隔絕社會，上級黨部機關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與群眾生活相隔絕。因之自中央至支部有層層機關，而工作效能極其微弱。有時且因黨的上級機關一再破壞，各地黨部唯一的辦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復。中央過去確也循著這個路線，派人至各省恢復組織。結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動，新的關係不能發生，甚至舊的基礎也日益縮小。工作既沒做起，而機關已立，於是這個架空的組織，在社會中便極易為敵人發現，屢遭破壞，在黨內因有了這些不落實際的機關，反足以助長同志依賴機關、忽視下層群眾工作的錯誤觀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級黨部的設立，必＊須其所管轄區域的下層組織已經建立起來，工作已有開展，然後才能由此種下層組織成立上層組織。嗣後凡是下層組織沒有工作，或是破壞之後，主要的路線應是領導同志走入工廠農村社會中，尋找職業，深入群眾，以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黨的組織必須在此種基礎上才能談到恢復和建立。如果超越了這一基礎工作而談恢復，而先立一上級機關，則必致基礎沒有，徒然發生一些個人的關係，牽引這些同志圍繞在黨的機關左右，無職業，無社會關係。這種人越多，越妨礙黨的下層基礎的恢復和建立，於是這一機關越隔離群眾，越隔絕社會，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實際需要的組織。

　　二、依照上項説明的組織路線運用到北方黨部，山西省委便成為目前最不必要的組織。如強行組織起來，必成為一空架子機關。汪銘同志（2）來信還主張調一批人到太原，結果必如上項所説，因為有了省委這一級空架子機關，於是又團聚了許多同志離開社會的關係而圍繞在黨的機關左右，這是最妨礙深入群眾工作的。故中央決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著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復和建立，山西工作改歸順直省委（3）兼管。

　　整頓地方工作的程序，應先從中心區域做起，如太原、陽泉、絳州、榆次、河東諸地（大同由京綏路方面建立關係）。目前第一步工作，便應先在這些地方尋找有社會關係的同志，建立黨的基礎。工作恢復開始，黨員的線索並不求多，重在質量的選擇，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主要的還在産業工人，即無産業工人之地，亦應注意尋找手工業工人及鄉村中雇農貧民。知識分子，必求能在社會中生活活動的人，如與社會一無關係而又畏怯深入社會，不努力尋找職業，這種人從前即便是同志，現在找到也無甚利於黨，這種人越多，反而越易使黨停留在這些與社會隔絕的流落分子圈中，而不能建立社會基礎——黨的階級基礎。

　　假使在太原、榆次這類地方，僅只找到幾個同志，最初便須以支部的形式開始他們黨的生活。主要的工作自然須依照中央前次致山西的信去做。要能在群眾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動起日常鬥爭的要求和情緒，以發展到行動，並在這一艱難困苦的工作中訓練我們的戰鬥員。假使我們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幾個能深藏在群眾中、能領導群眾鬥爭的同志，則便是僅僅這幾個同志，便是僅僅一兩個工人支部，也會使這一些組織成為山西工作發展的核心。要在一個地方有了幾個健全的支部後，再成立地方黨部——縣、市委的組織。務使這一組織，能從幾個有群眾基礎、有社會關係的支部基礎上建立起來，縣、市委負責同志也要多由在業同志選出擔任，這樣才能避免空架子機關的毛病。在縣、市委沒有成立前，幾個支部並存時，可指定一個較健全的支部為特支，指導其他支部的工作。中心縣、市委須指導其他鄰近縣份。

　　三、根據上述的辦法，目前山西實無集中一部分同志到太原的必要。便是太原的工作，也只能設法在當地找有社會職業或下決心找社會職業的同志，去開始恢復黨的工作和建立黨的基礎。

　　順直省委應根據此信所指示的辦法，函知汪銘同志至天津面商；依指示的區域，速即計劃如何用巡視方法去尋找各地在業的同志，開始恢復中心區域的工作。汪銘同志得此信後，亦應速至順直省委處面商。

　　河東有七縣範圍（4），工作不可忽視。在目前春荒期中，主要的鬥爭固在擴大借糧分糧運動，但鬥爭的對象宜多領導著向地主方面進攻，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農民鬥爭專停頓在這一運動上，宜從抗債分糧運動發展到農民反抗地主的日常鬥爭。只有鬥爭的範圍日益擴大，鬥爭有繼續不斷的小勝利，然後農民運動才會深入，土地革命的階段才得在北方開始進行。這一點很重要的指示，望你們于指示河東工作時特別注意。

　　對士兵運動和土匪、民團等工作，也望依照中央的工作計劃指示河東特委。

　　＊這是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順直省委並汪銘同志的指示信。

　　1、“八七”會議，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産黨中央緊急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黨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會上作了《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和農運、工運及組織問題等決議案，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這次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堅持革命鬥爭，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時候，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恰當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因而為後來的“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

　　２、 汪銘（一九○三——一九三一），一九二五年參加中國共産黨。一九二八年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一九二九年被國民黨逮捕，一九三一年十月就義。

　　３、 中共順直省委，先後稱北方局、順直省委、河北省委。順直指北京（曾名順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隸省）。順直省委曾領導河北、山西、北平（北京）、天津、察哈爾、綏遠、熱河、河南北部、陜北一部的黨的工作。

　　４、 河東七縣，指山西南部黃河以東的安邑、聞喜、夏縣、解縣、猗氏、絳州（即新絳）和絳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