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總理大力支持發展新興學科，特別是原子核科學，對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真可以説是關懷備至。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為基礎，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學，開展原子核科學技術的基礎工作，為原子能的應用作準備。1950年由吳有訓副院長兼任所長，錢三強任副所長；1951年由錢三強任所長，1952年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長。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從人力上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參加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的有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等十余人。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為物理研究所。

　　經過幾年的艱苦創業，在理論基礎、培育人才和物質條件方面為進一步發展原子核科學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礎。1954年地質部在綜合找礦中發現了鈾礦資源。國際上準備在日內瓦召開原子能和平利用會議，蘇聯表示願意對其它國家給予科學技術上的援助。在這樣的形勢下，1955年1月14日周總理親自召見李四光和我，詢問了我國核科學研究人員和設備、資源等情況，還詳細地了解了核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原理以及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等。薄一波、劉傑同志參加了這次談話。周總理告訴我們中央要討論發展原子能問題，屆時要我們帶著鈾礦石和簡單探測儀器，進行彙報並操作表演。第二天即1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會議聽取了李四光、劉傑和我的彙報。根據周總理會前的囑咐，我們用鈾礦標本和探測器進行現場表演，當蓋革計數器接近鈾礦石發出嘎嘎響聲時，大家都高興地笑了。接著毛主席詢問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有關問題，周總理坐在他的身旁，一邊插話補充情況，一邊提醒我們抓住重點，講得盡可能詳細和通俗一些。聽完彙報後，毛主席十分高興地説：“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找到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礦床。解放以來，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有了一定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你們也經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他還強調説：“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會上毛主席問到原子核內部組成情況，從哲學角度考慮，提出中子、質子也是可分的觀點。周總理特別強調説，對人才培養需要大力加強。這是一次對我國核科學技術研究和核工業建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

　　在我國當時的情況下，發展原子能事業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學技術力量、設備條件、組織協調等方面都困難不少。然而這一切困難，周總理都想到了，並且在會後立即扎紮實實地組織抓了下面幾件事：

　　1．加速培養專業人才，開辦技術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根據我們的建議，周總理決定調浙江大學的胡濟民、北京大學的虞福春、東北人民大學的朱光亞、上海復旦大學的盧鶴級到北京大學創辦技術物理系，由胡濟民任系主任，學生從全國各校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中擇優選拔，人數為100人，教學用的儀器設備由近代物理所幫助解決，並且在所內挂了“六組”的名義，便於取用器材。教學和生活用房由科學院負責修建。緊接著，清華大學自告奮勇辦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東昌任系主任。這樣從1956年夏起，每年有約100名學生畢業，從1960年起每年畢業生達到200名。1958年聶榮臻同志提議，並在周總理支持下，科學院創辦了中國科技大學，採取所繫結合的辦校方針，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負責辦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學系。事實證明，這一決策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2．及時統籌調整留學人員專業，以濟急需。周總理親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學生工作的同志帶著留學生名冊找到科學院幹部局鬱文同志，要他和我們商量考慮在派到蘇聯和東歐學習理工科的學生中，挑選一些適合轉方向的留學生轉到原子能有關專業。最後我們選定了300余名，他們後來都在原子能事業所需的反應堆、核化學和化工、鈾礦地質等方面發揮了骨幹作用。這項工作完全是周總理替我們謀劃安排的，同樣具有戰略意義。

　　3．周總理指示我們要重視宣傳工作。他説，我們黨的機構有兩個部，即宣傳部和組織部，我們歷來是宣傳先行，然後組織落實。發展原子能的重要意義只有少數人知道還不夠，要讓大家都知道，特別要讓黨中央、國務院、軍委的負責同志知道。同時還叮囑我們宣傳不單要重視科學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盡説行話。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我先在宣講團試講並作示範表演，大家提出修改意見後，再次試講，最後由宣講團成員分頭去宣講。結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重要性，造成一個全黨全民關心原子能事業的氣氛。

　　4．周總理強調要加強黨的領導。他決定由軍委政治部選派有大學畢業文化水平的政治工作幹部李毅同志擔任研究所的副所長，並選派了三個辦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加強了研究所工作人員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提倡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作風，對貫徹上級領導的決定和保密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領導小組。1956年11月國務院成立以宋任窮為部長，劉傑、袁成隆、劉偉、錢三強、雷榮天為副部長的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以後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具體負責實施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同時科學院系統為核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吳有訓分別為主任委員的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和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同位素應用委員會。從此我國原子能事業進入了大發展階段。

　　1955年蘇聯正式通知我國，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瓦千）的重水型實驗性反應堆和直徑為1．2米的迴旋加速器，並接受科學技術人員去實習。為了安裝這些大型設備及其發展的需要，選定北京遠郊區坨裏為實驗基地。同時在中美日內瓦外交談判之後，一批留美、歐的科學家陸續回來，其中核科學方面科學家有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10人。國務院根據需要，從各部門抽調了一批得力幹部、科學技術人員和熟練技工大力支持。1955年秋我和彭桓武、馮麟、力一、何澤慧率領實習團30余人去蘇聯實習反應堆、迴旋加速器和在這些設備上進行研究工作的儀器等。1958年夏，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等設備建成，經國務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以二機部為主，由我任所長，李毅、趙忠堯、鄭林、王淦昌、彭桓武、羅啟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長。1958年9月27日國務院在原子能研究所坨裏的實驗基地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儀式由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主持。

　　至此，在周總理關懷下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的原子核科學技術基地初步形成。許多領導同志和戰鬥英雄、勞動英雄陸續參觀了研究所，特別是1958年8月22日周總理和陳毅、賀龍副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參觀研究所，受到全體職工的熱烈歡迎。

　　研究所的業務範圍迅速擴大，科學技術水平也迅速提高。

　　這個階段，我國與各社會主義國家核科技合作與交流主要是通過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進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蘇聯、中國、波蘭、南斯拉伕、羅馬尼亞等十一國成立聯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國先後由科學院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從全國各地區選派赴聯合所工作的科學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們中有王淦昌、張文裕、胡寧、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呂敏、方守賢等。王淦昌曾被推舉擔任該所1958-1960年期間的副所長。我國科學工作者和各成員國的科學工作者一起，為該所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領導的研究小組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丁大釗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員國的工作者；另一項工作是周光召對蓋爾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贗矢流守恒定律（PEAC）給以較嚴密的理論上的證明，這一觀念直接促進流代數理論的建立，並對弱相互作用理論起到重要作用。通過聯合所的廣泛交流與合作，對於我國培養核科學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國退出了聯合所。

　　為了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1956年周總理親自領導制訂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規劃。規劃制訂過程中，他特別注意聽取各方面科學家的意見，尤其是不同的意見。確定規劃的方針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選定了57項重要任務。根據國際上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和我國具體條件，周總理還在規劃中果斷地對原子能、噴氣技術、計算技術、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技術等工作方面採取了緊急措施。他在注意新興技術和應用科學發展的同時，非常關心基礎科學研究，他指出：“如果我們還不及時地加強對於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麼，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十二年規劃中絕大多數項目提前實現，使我們在全國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機構，形成了自己的科研體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時，剛露苗頭的新興學科一激光，及時地被增列為重點項目。激光在我國得到較好的發展，它的應用將會帶來多方面的技術革新，可能還會導致技術革命。周總理領導制訂科學技術發展長遠規劃在當時是一個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