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三強:新中國原子核科學技術事業的領導者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30日 10:59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周恩來同志的親切關懷與組織領導下，我國從工業和科學技術落後狀態發展到原子彈、氫彈爆炸，核潛艇下水，導彈、人造衛星上天，從而加強了國防力量，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勳，全國人民永志不忘。值此周恩來同志誕辰90週年之際，我作為一個曾經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科技工作者，就我親身的經歷，追憶那些往事，以表達我對敬愛的周總理深切的懷念之情。

　　（一）

　　當我還在法國留學和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就聽到不少關於周恩來和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同志勤工儉學時胸懷大志，從事拯救危難中國的事跡。正是通過這些事跡的熏陶，我開始對中國共産黨産生了欽佩和景仰的感情。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飯店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向各界人士作形勢報告，手無片紙，而所舉的各項數據準確無誤；他精力充沛，襟懷坦誠，語言親切、中肯，侃侃而談三四個鐘頭，全場聽眾的心自始至終緊緊地被吸引住。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這樣引人入勝、令人信服的報告，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今日回想起來，周恩來同志的言談舉止依然歷歷在目。

　　1949年2月底，當時住在北京飯店的丁瓚同志電話通知我，黨中央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巴黎去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團長是郭沫若，團員包括各方面人士40余人，他和我也在團員之列，要我協助辦理出國事務。丁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會員，我是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會員，我們互相知名但未見過面。我那時回國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工作並在清華大學任教，正著手培訓原子核科學幹部和籌備建立實驗室，但物質上困難很大，很想借到巴黎開會的機會，托我在法國的老師約裏奧一居裏教授幫助定購中型迴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和其它一些儀器、圖書、資料等。我把這個想法向了瓚談了，但又有些後悔，因為戰爭還在繼續，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還很困難，要拿出外匯購置儀器圖書實非易事。丁説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幾天過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同志在懷仁堂附近一間小房子裏約我會面，他對我説：“你想趁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機會，定購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學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預算20萬美元的數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剛解放，國家經濟還需要恢復，因此這次預備先在代表團帶的費用中支付5萬美元，以後再陸續支付。中央對發展原子核科學很重視，希望你們好好籌劃。代表團副團長是劉寧一同志，你過去很熟悉，這次需要支付款項時和他商量辦理即可。”聽到這個傳達，當時真是心裏暖呼呼的，有這樣為民族、為事業著想的黨和領導，中國新興科學的發展定會大有希望！後來知道，黨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是由於周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團乘火車到達莫斯科，在向法國使館辦理到巴黎去的簽證時，結果被拒絕入境，戴高樂政府反對蘇聯、中國、東歐等國家的代表去巴黎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蘇聯方面及時和法國的約裏奧一居裏（世界和大主席）等聯絡，決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時舉行大會，一個會議兩個會場，重要發言兩個會場都能聽到。4月20日大會開會時，約裏奧一居裏對法國當局不給簽證的作法首先提出抗議，他還講出“真理旅行不需要簽證”的警句，全場為之熱烈鼓掌。第二天正在開會過程中，忽然傳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的消息，頓時會場充滿了歡呼聲、掌聲，互相握手擁抱，表示祝賀。這時主席臺前幾個外國代表把身體比較輕的我國代表丁瓚，抬起來向空中拋舉，大會氣氛達到了高潮。中國人民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當時形勢下，原以為能去巴黎見到約裏奧一居裏的計劃不能實現了。經過與劉寧一同志商量，在代表團款項中取出中央批准的經費的十分之一（即五千美元），托來布拉格開會的一位有身份的法國代表，帶給了約裏奧一居裏。後來從法國和英國回國的我國核科學家即用這筆經費購買了儀器和圖書帶回國內。原來預計定購迴旋加速器電磁鐵的計劃沒有能夠實現。

　　從布拉格回北京後，丁瓚告訴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機構重復，人力分散，要我趁籌備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的機會，開始注意到會科學家們的專長、成就和學術見解，以備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對組織全國統一的科學研究機構提出調整方案意見，提供領導參考。

　　建國伊始，周恩來就十分重視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郭沫若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兼中國科學院院長。1950年，郭沫若主任根據政務院決定就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發出指示，其要點可概括為：①確立科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強調科學研究的計劃性與集體性，建立各學科之間的有機聯絡。②加強研究人員的政洽學習，使他們能掌握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與各大學聯絡，互相協作，統籌專門人才的培訓；號召海外的科學人才返回祖國，為祖國服務。③調整與充實科學研究機構，把彼此獨立、性質相同的機構合併起來，並逐步加以充實；徵求財經部門的意見，按國家當前建設的需要，選定研究重點，解決實際問題；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併發展國家建設需要而目前尚無基礎的學科的科學研究。

　　根據這些指示的精神和中央關於合理佈局的原則，科學院副院長兼計劃局局長竺可須、副局長錢三強曾經召開過八次科學家座談會就各學科研究機構的調整提出方案，最後形成北京以數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為重點，上海以化學、生物科學為重點，南京以地學、天文學為重點，東北以技術科學為重點的佈局，逐步調整實施。自此中國的科學技術開始走上了有計劃地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道路。

　　1951年底，周總理親自處理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問題，並決定由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派遣科學家代表團來朝鮮和中國進行調查。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特別會議，經過激烈的鬥爭，在會議主席約裏奧一居裏等的正義呼聲下，終於通過決議，成立了“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委員會由英、法、意、蘇聯、巴西、瑞典等國科學家組成，我國衛生部門和科學院也組織了有關專家進行配合。委員們到達北京後，周總理指定廖承志同志負責這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還委派我擔任委員會和我國科學家之間的聯絡員。在嚴酷的戰爭氣氛中，委員們和中朝兩國的專家為了和平事業不顧個人安危進行實地調查，最後得出美國確實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細菌戰的結論，並向全世界予以公佈，激發了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義憤，有力地打擊了戰爭行為。調查結束後，周總理陪同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見了委員會成員，對他們主持正義，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表示讚賞和感謝。我在這場鬥爭中受到了實際鍛鍊，政治覺悟有了明顯提高，我由衷地感謝周總理給了我鍛鍊的好機會，感謝他給了我許多親切有益的教誨。一年多後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産黨。

　　1953年科學院決定組織訪蘇代表團，主要任務是考察蘇聯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了解蘇聯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並就中蘇兩國科學合作問題交換意見。這件事的前前後後都受到周總理的親切關懷和過問。代表團的組織工作是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同志負責的，由即將到職的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書記張稼夫同志任代表團支部書記，我任團長，武衡同志任秘書長。代表團由26人組成，包括了數理化、生物、地學、農業、醫學、工程、歷史、語言、教育等19個學科的專家。我們在蘇聯期間正遇上斯大林逝世，周總理率領黨政代表團也來到莫斯科。就在這十分繁忙而短暫的時間裏，周總理還認真聽取我們代表團的情況彙報，並給以指示和具體幫助，由於周總理和李富春同志（陪同周總理赴蘇）的關照，我有機會參觀了一些核科學的研究機構和培養幹部的專門院係。當時這方面工作蘇聯列為保密範圍，因此引導參觀和談合作問題都是由蘇聯物理研究所所長斯柯貝爾琴院士和我直接用法語進行，不用翻譯，斯柯貝爾琴青年時期曾在法國居裏實驗室工作過，懂法語。交談中我曾試探蘇聯能否提供一台中型迴旋加速器和一座實驗性反應堆。他的回答是迴旋加速器的技術已較成熟，通過外交途徑，蘇聯可以提供；實驗性反應堆現在還不能提供，將來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

　　代表團回國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彙報，並向科學界介紹了有關情況，如半導體研究等。周總理對這些情況十分重視，並結合我國實際對科學院採取了一些相應的調整措施，如進行遴選學部委員的工作，成立了數理化、生物地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四個學部，分別負責領導本學部的各研究所。同時建立獎勵制度，並頒發了第一次全國自然科學獎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