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30日 10:45
1982年夏,我翻閱一本《往事回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書中有一段以《機智的周恩來》為題的文章,內容是描述1928年恩來同志和我在大連遇險事件。嗣後,我又看到過幾份資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並非當事人,都是別人對他們説的,內容並不完全。1980年《八小時以外》雜誌登了一篇文章,與事實有很大出入,有些情節是作者推測的。總之,他們所寫的情節不很準確和完全。我是親身經歷了那次事件的兩個人之一。雖然恩來同志於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簡要地講過此事,但聽到的人並不多。現在,既然有幾個刊物先後發表過,我想將它的整個經過和真實的情況公諸於眾是必要的。
1928年,我們黨要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由於中國的環境不可能在國內召開,故決定在莫斯科舉行。參加黨的“六大”代表,將分批出發,經大連、哈爾濱這條路線赴蘇。
周恩來同志當選為代表,組織上決定我列席大會。我們是5月初乘日本輪船離開上海的。由於山東濟南“五三”慘案的發生(192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屠殺中國外交官員,打死打傷中國軍民數千人,製造了“濟南慘案”。因慘案發生於5月3日,故又稱“五三”慘案),我們特別重視事態的發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將上海的各種報紙買了一份,準備在船上翻閱。組織上安排我們坐頭等艙,這同我們當時的衣著和條件是不適合的。在船上的兩天很少更換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談。坐頭等艙的人,每餐都到餐廳去吃飯,當時有兩個人在就餐時總是注視我們。聽他們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後,我們回想可能是當年在天津“五四”運動時認識我們的。
船過青島時,有短暫的停留,允許乘客上岸活動。我和恩來同志上岸進入市區吃了午飯,然後又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這樣一來,可能引起日方偵探的注意,當輪船剛停靠大連碼頭,我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麼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我們攜帶的箱子裏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我們説,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他們又問到哪去?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幹什麼?答去看舅舅。他們當即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在那裏,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麼?叫什麼?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幹什麼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麼姓王?恩來同志説: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説: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恩來同志伸出手去説:你看我象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象當兵的手,然後開抽屜看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根據説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系列的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的一一作了回答。他們為什麼懷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時並沒有涉及到我,可我總覺得他一人去不好,當時我表示一同去,恩來大怒説:你不要去,你去幹什麼?這時他告訴警廳負責人,讓他們幫我找旅館,並把我送到旅館先住下。於是我與恩來同志分開了。我住進旅館,等候恩來同志回來。他是兇是吉很難預測。當時,我的心情是著急、憂慮不安,如坐針氈,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還是沉著、鎮定,裝著泰然無事的樣子。大約兩小時後,恩來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進來之後,沒有説什麼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後,他低聲對我説,我們去接頭的證件在哪?要我立即燒燬。我馬上找出來到衛生間撕碎投入馬桶裏。後來,我們還是有説有笑的去樓下餐廳用餐。
恩來同志被盤問完了,他讓警察廳為我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後再轉吉林)的車票,車票拿到手後,按時去火車站,但上車後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後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裏,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嗅!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裏,還在箱子裏呢!很對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説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到長春後,似乎沒有什麼人跟蹤我們了。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鬍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後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後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為什麼未直接去哈爾濱而繞道吉林呢?我們怕日本警察廳去查問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沒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驚擾了伯父。我們仍然沒有脫離侵華日本軍人和奉系軍閥控制的地區,隨時可能被捕。另一方面,當時的形勢,蔣介石佔領南京以後,繼續經山東奪取東北,咄咄逼進,使在華北、東北一帶奉系軍閥和日軍認為共産黨失敗了,主要對付國民黨,對我們有所放鬆,這對我們來講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們在伯父家停留兩天,我和恩來商定,他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趕到哈爾濱會合。這是我第一次當了周家的媳婦啊。
我們從上海出發到達哈爾濱,一路上的險境,由於恩來同志的機智、鎮定、沉著,泰然無事的對付敵人的盤問,終於脫險了。可是,我們在哈爾濱接頭的證件已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絡。幸運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發,在我們後面還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連數日都沒有接到,真是有點著急,但還是繼續去車站,最後還是等到了,經過同他的聯絡,再同哈爾濱外國朋友聯絡上了。這樣,我們才離開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黨的六次大會。
我從沒想到會在57年後的今天,滿懷偷快的心情,在人民的大連回憶這段往事。對此,我感到無比的欣幸。
1985年 8月1日于大連
(原載于1985年8月14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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