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鞏固和發展雙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蘇分歧逐漸擴大，他一面耐心維護中蘇關係的大局，一面同蘇聯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不妥協的鬥爭，顯示了中國徹底的獨立自主立場。

　　從1953年朝鮮停戰到1965年，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外交工作得到全面發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建國初期的18個增加到49個，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提高。新中國外交的偉大成果是同周恩來同志身體力行分不開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周恩來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四人幫”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抵制，並極力設法保護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幹部，維護了外交工作的運行。

　　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毛主席和周總理審時度勢，及時接過了美國作出的和解姿態，作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決策，導致了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係的解凍。中美關係的這一重大發展震動了世界，迎來了世界格局的大變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國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來同志逝世前，與中國建交國家由49個增至107個，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復。

　　周恩來同志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他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與外交風格。深入研究和學習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不但對我們全面理解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對指導當前的外交鬥爭也具有重大意義。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豐富，簡要説來最主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獨立自主是決定我國外交政策、處理國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這一原則適用於我國同各種類型國家的關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例外；

　　——戰爭與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維護我國安全與世界和平是新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新型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普遍準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制度相同的國家，都應和平相處，共同發展；

　　——外交是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主要對像是各國政府及其當權者，各國人民在交往中有義務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正義鬥爭，但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輸出，要正確處理外交與革命兩者的關係；

　　——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官民並舉；

　　——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極少數反動勢力，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

　　——實行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原則，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大小國家一律平等；

　　——自力更生與國際合作相結合，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加強國際合作，互通有無，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和優點；

　　——在國際關係中提倡“求同存異”，作為處理各種矛盾和分歧的指導思想，不強求一致或強加於人。

　　周恩來同志善於從中國的傳統哲學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營養，並根據他自己的外交實踐和工作經驗，加以總結、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滿辯證法的獨特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包括外交鬥爭要“針鋒相對”，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協；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令行禁止”，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外交行動要“後發制人”，“決不開第一槍”，但又要“見機而動”，“來而不往非禮也”；等等。他在這方面的精闢論點和有益教誨很多，在這裡不一一敘述了。

　　對於周恩來同志留給我們的所有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都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對指導我們的工作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時代在前進，形勢在變化，新的問題，新的困難層出不窮，要我們去解決，去克服。新的任務，新的挑戰要我們去完成，去應付。因此，必須認真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認真學習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精神遺産，把我們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