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其琛: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30日 10:36

　　同志們：

　　在紀念敬愛的周恩來同志誕辰100週年之際，舉行關於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的研討會，是很有意義的。深入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革命思想和實踐，並結合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形勢變化，加以發揚光大，開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義務，也是對周恩來同志的最好紀念。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産階級革命家，是我們黨、軍隊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也是當代中國和世界傑出的外交家。建國前，他為創建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建國後，他出任總理兼外長，為建立和發展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各個方面的豐功偉績，都將彪炳青史，與日月同輝！

　　我願在這裡就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作一發言。

　　周恩來同志早在建國前就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的外事工作。周恩來同志長時期來是我黨對外的主要代表和發言人。他親自領導和開創了我黨最初的外事活動，衝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在抗日大後方廣交朋友，宣傳黨的全民團結抗日和民主建國的主張，擴大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並在國際上擴大了我黨的影響。建國後他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以後不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後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後達26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和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外交實踐可説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縮影。

　　建國前夕和初期，周恩來與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針。1949年前後，他兩次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為新中國的外交奠定了基礎。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節會議上，他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三大決策和新中國初期外交工作的經驗，對我國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闡述。新中國就是在上述方針和政策指導下徹底埋葬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創立和發展了我國新型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毛主席一起領導了這場關係中朝人民命運的軍事較量和外交談判交織的複雜鬥爭。這一時期，他親自起草和批發的指示文、電就逾千份。談判期間，他直接指導我方貫徹“爭取和、不怕戰、準備拖”和“談要耐心、打要堅決，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的方針，始終駕馭著局勢的發展，直到停戰的實現。

　　朝鮮停戰後，國際上出現了緩和的趨勢。周恩來同志敏銳地抓住有利時機，經中央決策，積極推行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迅速打開了我國外交的新局面。他創造性地提出指導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同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共同倡議把這些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載入史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領導中國代表團為和平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國家對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會議在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上達成協定。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以“求同存異”的戰略思想促進了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使中國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關係得到穩定發展。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國政府按照互諒互讓的精神先後解決了歷史遺留的中緬、中尼、中巴等國邊界問題，極大地改善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堅決支持它們爭取和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鬥爭，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它們的友好合作關係，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中法實現建交，開始了西方大國與中國建交的進程。對美國政府，周恩來同志強調要反對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時一再表示願意與它坐下來談判，以解決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後，周恩來同志一直是這場馬拉松式鬥爭的直接指揮者，他為揭露美國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時又保持中美雙方這種聯絡和對話的獨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