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來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長時間裏，他的週到細緻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來我在延安學習期間，這種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上提出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毛主席親自主持、周恩來等同志參與下寫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親自寫的。這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又一個重要歷史文獻，它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當時，毛主席委託周恩來同志徵求意見，我也參加了。沒有想到，周恩來同志還到我的面前，詳細詢問我在山西組織新軍的情況和經驗。

　　他和藹地問：“你在山西搞新軍有些什麼經驗？”

　　我説：我不行。我不會打仗，談不上搞新軍的經驗。我只不過把新軍中閻錫山的舊軍官搞出去，換上我們的人，使這支軍隊成為一支抗日的新軍。開始搞新軍的時候，舊部隊的師、旅、團、營、連、排，還聽説過。我當了政委，連給各級政工人員定個什麼名稱，都搞不清楚。團，就叫政治部主任；連，就叫連指導員；排，就叫政治工作員；班，就叫政治戰士；營呢？就叫大指導員吧！

　　聽到這裡，周恩來同志笑了，連聲説：“不錯，不錯，比八路軍還多一點呢！”並且鼓勵我説：“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軍隊，不要讓軍隊落到閻錫山手裏。”

　　我又向周恩來同志報告：“我們還提過一個口號，要做到三個‘一致’：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説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對。”

　　周恩來同志仍然鼓勵我説：“抓得不錯，很好！”

　　我覺得自己在山西搞新軍，只不過做了一點工作，實在沒有什麼經驗可談，可是，周恩來同志卻很細緻地詢問我的工作情況，並且給了很大的鼓勵和親切的教導。他對一個幹部的關心和幫助，使我非常感動，終生難忘。

　　三

　　解放後，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同周恩來同志接觸得多了，越來 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於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於體現毛澤東思想。他具有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膽略和氣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站得高，看得遠，在關鍵時刻，能夠提出方針性意見和具體措施，大膽而又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1949年進城後，我在陳雲同志領導下，在中財委做些具體工作，經常跟隨陳雲同志去向周總理彙報工作。周總理對財經工作非常關心。每個階段，每個關鍵時刻，他都給我們指示，支持我們的意見。1950年，七屆三中全會後，開始了三年恢復時期。因為經過長期戰爭，剛剛解放，物價十分混亂。當時，陳雲同志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正確地提出穩定物價的方針和政策，得到周總理的大力支持。這一方針和政策，對三年恢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以後，在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的提議下，分配我主持工業、交通和運輸工作。這時，我仍然是在周總理和陳雲同志領導下工作。從這一年開始，陳雲同志抓第一個五年計劃，特別是蘇聯援助我國的156項骨幹工程。當時，陳雲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要把156個項目一項一項地摸清楚，一項一項地向中央彙報，我也參加了這個彙報。當時，周總理和陳雲同志都曾經提出，我們應當認真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但是，蘇聯援建的項目，必須使之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對蘇聯專家提出的建議，也要實事求是，按照我國的具體情況辦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擱置起來，以後再説，絕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毛主席在幾個月裏，聽取了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毛主席從彙報中察覺到一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寫了一篇《論十大關係》。當時，我是帶領工交各部門向毛主席彙報的。周總理很關心這次彙報。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來聽取彙報，但他總是抽空從電話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詳細詢問我們彙報的情況：“你們彙報時，主席有哪些指示？”這個時期，周總理還深刻地總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情況，提出建設工業應當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總理帶我一起去向毛主席彙報。彙報後，毛主席説：“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並且組織工交各部門負責人立即去各地傳達。以後討論時，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個“省”字，向主席報告，主席説：“好，贊成。”後來，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從南寧會議到成都會議，“多快好省”發展成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的經濟怎麼才能恢復起來？當時，陳雲同志主張，基本建設戰線拉得過長，要適當地退下來，要退到適合於我國財力物力的現狀。總理也完全支持陳雲同志的意見，並且指出，要把當時吸收進城搞工業的過多的農民退回農村，加強農業戰線。1961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總理指示我們，要做填平補齊、成龍配套的工作，為的是休養生息，以利再戰。從此，我們進入了從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復時期，我們的國民經濟按照八字方針進行調整，迅速地恢復起來。